庚申忆逝（16-17）

发布日期：2016-02-17 16:35 来源：《庚申忆逝》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六

现在再谈谈我离开晋西区党委以后的情况。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半年多，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来电很紧急，于是匆匆起程。我走了以后，由龚逢春同志接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到了延安，开始住在中央组织部，后来移住枣园。当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中央是调我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当时，刘晓同志从上海来延安，向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说上海文化学术人士比较多，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协助他工作。中央知道我曾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有过来往，就决定派我去上海。于是，我就开始作赴上海的准备。当时王亦侠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在我的准备工作中，要带一个年轻人。我们就从七月剧社挑了个小孩，原名翟容，改名为张再容，装扮成我的儿子，准备跟随我去上海。我正在做准备工作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军队大举进攻新四军，形势很险恶。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很猖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交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完全不可能了。不久，中央成立了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康生担任组长，吴德、栗再温同志分工负责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我和马纯古同志分工负责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当时，各地区，包括敌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也来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有一些从各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的城市地下党的代表同志。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向他们调查，了解敌后地下党，特别是敌占城市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经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抗日战争已接近相持阶段，国民党乘机发动反共高潮，给党的地下工作造成许多困难，遭受了一些损失。党中央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毛主席总结提出了十六字敌后工作方针。这就是“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字不仅改变了过去地下工作中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简单、幼稚的做法，而且预计到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进展，必将随之而来的战略反攻的新形势。要求党的地下工作者“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配合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保护好工厂、机器和城市的各种建筑设施，不致被失败的敌人破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使敌占城市得以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将晋西地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同志来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提出请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原初，中央要林枫同志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由关向,应同志任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后来，关向应同志重病卧床，在延安养病，林枫同志就代理书记，以后任书记。分局的第一任秘书长是刘惠农同志，刘随林枫同志到东北去后，由刘文珍同志接替。刘文珍以后是周文同志，再后是郝德青同志，直到大军南下。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又向中央建议，要我回去参加晋绥分局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既然不能去上海，中央就批准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十二月的一天，康生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毛主席里，从八点钟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生动深刻，有时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出了个女皇武则天呀!后来，他问到我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极好，当时的许多具体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指着茶壶继续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的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在缩小，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就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到一百万人了，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笑笑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和阎锡山加紧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的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资产阶级。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负责加以保护，还可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郎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主席还批评我们搞得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毛主席对晋西北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具体。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去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不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听了使人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兴奋地怀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回到枣园我的住处，久久不能平静。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我在行前，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老总、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到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十七

一九四二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绥边区时，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先开高干会，中间举行了临时参议会，临参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段高干会议。在高干会上，分局已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又传达了毛主席和我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的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很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讨论，在高干会上，提出了一九四三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参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为副议长。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就是在林枫的报告中宣布的。除此之外，临参会还决定发行公债，作为边区货币的基础。这是一项应急措施，很得力，很有效。后来，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地盘也扩大了，财政收入改善了，大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笔公债全部还清，很得人心。

原先，晋绥边区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了解的一样，地盘逐渐缩小，人口由三百万减少到不到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八分区的副司令员刘德明同志、专员顾永田同志、五分区游击大队长李林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的。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也受到较大的损失。从敌占区搞物资的渠道大大减少，战士、干部的生活极其困难，士气确实不怎么高。敌人把我们压到黄河边上，像晋绥分局的高干会和边区临参会就不得不在河西召开，这就很说明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赴延安，途经晋西北，在讲话中批评了我们只注意搞饭吃而忽视群众工作的缺点，并介绍了华中群众工作的经验。此后，以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狠抓了群众工作，边区的形势大大好转。当时，干部、群众、部队听了中央的“反蚕食”“挤敌人”指示以后，精神立即振作了起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深人的学习，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林枫、周士第、陈漫远、张平化、李夫克等同志和“抗联”的同志以及设在军区的民兵总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专门学习和研究了毛主席“挤敌人”的指示。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把敌人“赶出去”呢？这个“挤”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聚精会神地讨论，力求领会其精神实质。经过讨论，我们理解到，把敌人“挤出去”，是根据当时晋绥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实际，提出的对敌斗争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瓦赶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实际，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还写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文章，在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经过在党内外认真学习、动员和部署，一场扎扎实实的“挤敌人”的斗争开始了。“抗联”的负责同志前边我已列举过了，民兵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先后有慕纯农、李一夫、卫一青、李硕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把敌人挤出去”的对敌斗争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展“挤敌人”的斗争，主要的方法是组织大批精干的武工队，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在反“扫荡”战斗中，干部、民兵和地方部队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方针，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劳武结合，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除此而外，还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情报和内应的活动，这就是要加强敌占区，主要是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的配合。由于我在延安参加过沦陷区地下党研究小组的工作，分局分配我负责分局城工部的工作。于是我们就大力开展了敌后城市、敌占据点和交通要道，以及广大敌占区的地下工作。此后，我又把属于晋绥边区管辖的敌后城市工作人员，和准备派赴各敌占据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召集回分局，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敌后城市“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以此十六个字为指针，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然后再派回到原地工作。挑选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为党性强和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当时，在晋绥边区东侧，即日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全部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各个敌据点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里外配合得很紧密。敌人出发“扫荡”，消息很快就传回来，我们能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吕正操同志调来晋绥担任军区司令员后，又带来一些干部，如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同志、三分区地委书记孙志远同志等，这些干部同时也带来了冀中军民地道战、地雷战一套对敌斗争的新经验。于是，我们在各地开办了训练班，训练部队和民兵，逐渐掌握这一套战略战术。其实，这些办法也不难学，偏关、河曲、保德盛产硫磺，很多地方能自造火药。我们又有磁窑，可以烧磁罐子做磁雷。到处是石头，可以做石雷。也有象临县招贤镇样大的铁厂，地雷并不难做。晋绥分局向全边区提出了“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口号。那时，日军出发“扫荡”，从汾阳峪道河进山，到兴县三百来里地，一两个星期还走不到。走到哪里在哪里挨打，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水，夜里不能休息，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回到据点也不敢轻易出来。在分局成立以前，日军据点一直修到静乐、娄烦、离石大武、临县三交，连交城县的芝兰、岔口这样的重要军事重地（也就是清康熙年间，汉奸县长赵吉士所写的“交山荡寇志”中所讲的“永安堡”地带)，也被日军占领为据点。我们从实践中积累了“挤敌人”的经验：先把经常离开据点出来“扫荡”之敌挤回据点，使之不敢出来，然后把交通线上的敌据点逐渐吃掉，就这样挤呀挤呀，终于把边区附近的日军据点都挤掉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斗争，晋绥边区的人口由不到一百万恢复到三百万以上，并将平川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两面派政权。全边区军民喜气洋洋，积聚力量，迎接不久将要到来的战略大反攻。

在“挤”敌人的斗争中，吕正操、周士第、陈漫远、李夫克等同志都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尊敬！一九四四年夏天，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所谓盟国记者团，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参观。当时正是挤敌人节节胜利之时。记者团到达八分区司令部的时候，罗贵波同志正在指挥攻打汾阳县协和堡、大营盘、火车站等日军据点的战斗。记者团到达前线亲自参观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很快地拔掉了敌据点，还俘虏了好几个日本人。打得这样好，除了士气高，指挥有方以外，我们设在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其实，些据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要打哪个就能打下哪个，不过，有些敌据点，从全局考虑，暂时放在那里不打就是了。盟军记者团亲眼看了这次战气高兴得很，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个美国记者名叫福尔曼的，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其中专门记述了在晋绥参观的情况，在国际上为我们作了宣传。

对本地区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分局作了调查研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相当严重，大大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抗战以来，许多农民，连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但是，为了团结地主参加抗日，又不能采取土地革命时期的办法，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只能实行中央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区党委为此通过行政公署制订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还颁发了在全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条例中规定：地租和利惑一律减百分之二十五，叫作二五减租。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对于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根据有粮出粮的原则，适当的加重了地主和富农的公粮负担。在《公粮条例》中规定农户产量以平均每人五斗为起征点(每斗二十六市斤)。大小口平均产量为五斗以下者，免征公粮，五斗以上者累进征收。土地多产量多，征收的公粮多，土地少产量少的征得也少，这就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些地主富农则感到压力大，有的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以逃避公粮负担。后来，至发展到一些地主，也成了免征户，他家的人均产量不足五斗!到了一九四四年《公粮条例》又增加了“资产米”一项，即虽然粮食不足五斗，但家中资产尚多，也要征收公粮。这一条当然是针对地主富衣的，群众非常拥护。那时的减租减息和公粮条例，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势在必行的政策。

在发展生产方面，我们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办法，一方面发展生产，搞小家务，以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大力组织领导群众生国开展生产运动。在农村组织供销合作社，对农业生产，提倡自愿互利的变工队、互助组，培养劳动英雄，纺织英雄，就象对待战斗英雄一样给予荣誉和奖励。晋绥边区的气候差别较大，南部的临县、离石较好，北部的河曲、保德、岢岚、岚县较差，但是地广人稀，可耕地很多，当地农民对土地实行轮作、轮休制。因此组织开伏荒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穿衣有困难，就在离石、临县一带发展种棉花，提倡自纺自织，效果很好。随后并请离石、临县的农民为植棉技士，逐渐将棉花引种到河曲、保德一带。办法是采取密植，每株结五、六个棉桃。也可按期成熟，产量和质量并不在离石之下，既增加群众的收入，又解决了军民穿衣的困难。经过两年努力，粮棉有了，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四年冬召开了第四届边区群英会，这是边区两年来生产、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检阅盛会和庆功大会。参加大会的包括战斗英雄，劳武结合模范，劳动英雄，纺织英雄，战斗部队以及公安部队的英雄人物代表，如段兴玉、崔三娃、张初元、温象拴、孙兴昌、路玉小、张秋林、刘能林等。在会上，各路英雄模范，热情地交流经验，畅谈生产战斗的心得体会，群英会的热烈场面充分体现了边区的大好形势，是感人至深的。

还应当追述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学习运动，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心情舒畅。但是，在秋冬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学习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而延安的抢救运动又直接牵连到晋绥边区的干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就抢救，抢救什么呢？抢救那些过去和现在充当了国民党特务、阎锡山特务和日本特务的失足者。康生不断给分局打电报，送抢救简报，今天说延安的谁谁谁坦白交待了，是什么什么特务，供出了晋绥边区某个单位的某某人也是什么特务，过了两天，又来了简报，简报上说，谁谁谁是假的，不是特务，本人推翻了。谁谁谁又坦白，又供出你们里的某某人是特务，弄得乱哄哄的，人人自危，不知哪天要戴个特务的帽子。我们执行政策“左”得很，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的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还不罢休，而领导上居然也信以为真，弄得工作没法进行。这种抢救运动的高潮，进行了一个多月，直接影响到三大任务的完成。当时分局正在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因在行政公署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事件，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抢救，转入甄别工作阶段。这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审干决定”，即九条方针，抢救运动才完全停止下来。抢救运动搞的时间不长，可是伤害的人很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甄别工作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才基本结束，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啊！

晋绥边区还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晋绥边区如同延安的门户，敌后各根据地前往延安的干部，或者从延安前往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干部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八分区、二分区、六分区担任。在八分区的晋中平川，早期是经过文水县的南胡堡的汾河渡口，在祁县车站附近，既可以来往于封锁线，又可以直接买票上火车。后来这条线曾经被敌人破坏，放火烧了南胡家堡，随即改为以文水县云周西村为敌后交通据点，即署命的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曾被群众誉为小延安。这个小延安在对敌斗争中，在护送干部渡河通过封锁线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一九四七年，刘胡兰就是在云周西村英勇就义的。在二、六分区主要是经过宁武、忻县、崞县和代县之间的交通线护送干部。在护送工作中，上至刘少奇同志和许多七大代表，下至各根据地的通讯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这和六分区、八分区、二分区的干部的高度负责精神是分不开的，也更是和各县、区、村的干部、民兵、武工队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

张稼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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