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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自述(二)
发布日期:2016-04-27 17:4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涛
红军东渡山西
1936年2月红军从陕西东渡黄河到了山西,进入吕梁境内,兵分三路,二个多月时间,转战晋西南、晋中和晋西北广大地区,给阎、蒋政权及军队以沉重打击,红军宣传抗日、壮大队伍威震山西。我家离黄河边只有四十里地,红军往返都要经过我们村子附近,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但不杀人,而且买卖公平、夜晚不住民房,清晨帮助老乡打扫院子,为贫苦老百姓担水劈材,爱民如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山西老百姓奔走相告,十分拥护。吕梁有几千人这时候自发参加了红军。
共产党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率领红军一路上宣传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到处张贴标语,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字写得非常好,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他们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斗恶霸地主,分粮食给穷苦老百姓。与国民党阎锡山宣传的共匪红眉绿眼、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完全俩样,才知道那是骗人的,红军与阎锡山军队完全天壤之别。阎军队对老百姓随便打骂,抢窃财物、横行霸道,世道太黑暗。(那时谁接触红军是要杀头的,公路上看见国民党军队抓住红军俘虏用铁丝穿卷巻骨押上往太原去,北方的寒冬冷风耻骨,红军俘虏破衣烂衫脚穿草鞋,走不动了就被就地枪杀)
亲眼所见从而改变了我对红军共产党的疑惑和看法,思想上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我还是中学一年级,忽然天空出现了不少飞机,听说蒋委员长在西安蒙难,被张、杨发动兵谏扣在西安。当时心想中国真是多灾多难,日本侵略东三省大仇未报,而国内又在搞内乱。记得当时共产党提出积极抗战的政治主张,不是太相信,认为蒋介石是中华民国一国之主,国家没有个头是不行的,肯定要内乱,不知何时才能停息下来,希望早日解决。随后听说和平解决了,促成了国共合作,停止国内战争全国一致抗战,学生和城乡老百姓非常高兴。
学校为蒋介石蒙难师生还绝食一天,每人捐款一毛钱,购买飞机抢救蒋介石。西安事变影响很大,学校老师学生非常关注事态发展,老师搞了一个破收音机,经过反复修理后终于还是收到了,释放了蒋介石后,我第一次听收音机,蒋介石当众训词:他自己一生为国为民,不寻私利,东北不抵抗是为了安抚内乱等等,以后慢慢逐步认清是一套骗人的鬼话。
当时主要思想是团结抗战、不打内战,对共产党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和行动我们学生都十分赞同。但是对共产党的共产俩个字不理解,认为不劳动,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共产”了,不是个办法。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时还在河汾中学二年级读书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局部的,有的说是全面的,有的说会讲和的;有的说不能讲和,日本人太可恨,侵占了东三省,又占热河,又在卢沟桥借口日本军营丢了马而诬陷中国人,又要大动干戈侵略华北,我们必须反击。事态一天比一天扩大,日寇已经逼近山西。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宣布停课。
当时的时局已经开始混乱,日寇还没有进入山西,而山西已经乱成一团,国民党的军队未打仗,已经溃不成军,而共产党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与此相反,军纪严明,迈着整齐的步伐,整队整队的开赴前线,看到真是振奋人心。
7月我既带了简单的行李,笨重的东西都丢了,骑了个自行车,返回离石县。看见离石县城里贴了告示,招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队,去报名考试考中了,开了介绍信下午就去离石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报到。
当时的县长是张隽轩,是党内的特别党员。此人是个进步学生(地下党员),他是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因为这个特殊社会关系,所以一般的党员不了解他是党员。张隽轩把我介绍到县牺盟会工作,负责人是阎景春、张国权、韩长泰,这些人都是老党员了,韩长泰是离石县最老的地下党员,二几年参加革命。几天后,张国权就带领我们外出慰问抗日将士,实际是由于国民党的溃兵沿途抢窃民财,当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通过慰问做着点政治工作罢了。出城几里,沿途高呼口号,欢迎英勇的抗日将士胜利归来,正在呼喊的时候,突然有几个军官从马上下来和气的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做,这些兵都是从前面溃败下来的,还没有打仗,就已经溃不成军,你们这样慰问,他们认为是对他们莫大侮辱,他们感到十分的的后悔。我在汾阳街上看见学生慰问,一个溃兵打了一梭子,打死两个学生。我们害怕遭到这样的不幸,立即把手旗收起来,把欢迎队伍撤下来,跟随那些溃兵撤回了县城。返回时离石县城门已经封了,等了好久,传递了一个条子,才开门进去。
下柳林
1937年10月间我带介绍信由阎景春带领七八个同志去柳林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农民协会,从离石到柳林沿途上到处是阎军溃兵,他们要渡过黄河逃命,沿途边抢边走。但是他们就是怕八路军,只要听到南方人口音就好比老鼠见到猫一样。当晚住到柳林几里地的油湾村,晚上村里人来报,有几个溃兵在农民家里吃了饭不走,把一个大闺女关在窑洞里,让我们赶快去救。我们人少、他们人多,就想了个办法,不能直接解救,就去人把窑洞包围了,冒充南方人口音大声喊:号房子、要来大军,北上抗日,要粮、要房子,经过这番大声喊叫,不少溃兵赶紧离开了,他们害怕八路军缴了他们的枪,终于给这户人家解了围。群众连声道谢说:“还是八路军名声大啊,杂牌军害怕八路军”。我真是感慨:真正抗战的、能够保护人民群众的军队,还是八路军这只队伍。
第二天到了柳林,通知村上的人晚上开会,准备成立农民协会,等到晚上还不来人,我几次问那个打锣的人(在双塔寺庙里),他讲:你们要成立农民协会,农民是不敢来的,你年轻不了解,过去柳林成立农民协会,农民是不敢来的,你年轻不了解,过去柳林成立过农民协会,被政府抓了一些人坐了几年牢,现在谁还敢来参加。我说这是抗日打日本鬼子,是为国为家的好事啊,他讲:过去也是好事呀,一直没有人来,结果没有开成会。
缴枪渡河
柳林距离我家长峪村二十五里,带领我们下乡的领导是决死四纵队教导九团的的郝指导员,他说这里离你家近,就到你家去,在我们村里住了一晚,母亲不要我走,我还是没有听,说已经出来参加了抗日救国组织了,不能留家里。第二天一行人当天就走到军渡,山西到陕西吴堡县的黄河渡口边上。只见河边上堆码几百只长短枪,手榴弹特别多,各种军用品堆积如山,一打听原来渡船全部由八路军掌握,持有八路军路条的才能过河,没有的只要把军用物资缴出来就可以过河。要过河的都是一些怕死逃命的,哪管那么多,只有缴枪缴子弹。
1937年11月间,从军渡到到达临县城,是由离石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郝指导员带领下从柳林军渡一带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从此我就跟随他参加了决死四纵队九团(教导团),分配在团部组织股当干事,股长是叫王韧枼。团长是卢宪高,是阎锡山的人,很反动。副团长是冯基平(解放后任北京市委书记),政治部主任是刘仰峤(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政治委员是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解放后任外贸部部长)兼任。县城驻一个营,营教导员姓姚,我记得很深,因为有一次连队开会,讨论到蒋委员长的南京政府迁入四川峨嵋山对不对,有的说迁到四川大后方,更加有利于长期抗战,说明了蒋委员长决心抗战,才采取了这个措施。另一种意见是抗战应在前线,政府迁到四川峨嵋山,远离战场削弱士气,不利抗战。我当时态度鲜明主张后一种意见。会后姚教导员对我讲今后发言要注意不要急着表态,以后我才了解到有阎锡山反动派和共产党进步思想的斗争。我那时刚刚踏入社会,思想单纯,认为抗战打日本就应该全心全意,不应该逃之夭夭。哪里了解社会有那么不平静,有那么多斗争。
不几天在临县发现一支部队号了不少房子,有电台,但不见人,经查是特务伪装中央军一个旅部,进行破坏抗战的活动,在我军后方搞的别动队,抓到一个头是在上海读大学,读书期间受过日本人的特训,用托派的办法,打的红色旗号,组织反动势力。此人书生气十足,吓唬了几下,就全部交待了,是团政治部主任刘仰峤审问的,刘讲:讲不讲,不讲就吊起来,刚一分钟就说了,是日本人在我后方搞个别动队,招兵买马,准备搞一个旅,缴了不少武器弹药。这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中日之战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战争。
这时离春节很近了,离家也近,战乱年月以后不知道何时再回家了,反复考虑请假批准了回家去。38年春节过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侵占的地方很多了,九团团部也转移了,我一时找不到部队。
岚县三个月训练
联系不到原部队,因为我已对八路军决死队已经有了一些认识,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人民拥护的好部队,当时有名的一二0师贺龙部队驻扎在岚县,我就去了岚县参加八路军。到岚县后碰上九团的人推荐,一二0师同西北行政行署正在招收军政人员训练班。三个月毕业后,愿去军队地方自由选择,上课的人有战地动委会和一二0师的干部,如甘泗淇、张静媛(武新宇的爱人),一二0师军官上游击战课程也有阎锡山的人。
受训期间(38年春天)住在岚县县城,一二0师也在城里,每天下午军队学校和各种训练班的人都外出东门外打球,和各种运动,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贺龙、关向应、甘泗淇、肖克、程子华等也在操场上,特别是贺龙十分活跃,同小八路、小同志开玩笑。见到我们这些人,贺龙就讲:小鬼们,愿不愿当八路啊,快长大了当个大八路。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就在岚县东门外操场上开的大会。阎锡山的骑一军赵承授部驻扎在静乐县,这个纪念会赵承授带了几十个骑兵亲自来参加了纪念会议。贺龙讲话:阎锡山的军队抗战不力,后退不抵抗,违抗军纪,严格按军纪执行应该杀头,各个军、师、团有没有这样的事自己去比较。当时全场士兵群情激奋,认为国民党阎锡山不抵抗,一味后撤,放弃了大片国土、大好河山。当时赵承授部就是不授军令,擅自后撤到静乐县。
另外一件事印象很深,甘泗淇讲课,甘这个人肯笑,讲几句就哈哈大笑,我记得他讲:如果日本人不来侵略中国,我们都在家过着小日子生活,谁愿意出来参军打仗,你们说是不是。说完就哈哈大笑,全体学员也跟着哈哈大笑。然后他就继续讲课如何进行游击战。
三个月后,,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有到旧军队,有到新军队,我自愿报名选择到牺盟会,为什么呢?因为行署主任是原离石县县长张隽轩,就是我初参加工作时,就是他的县长,不久提升为行署主任,随后才知道他是我们党的特别党员,为我们党做了不少的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这段时期生活还好,因为岚县盛产莜面,天天吃莜面,开始还不太习惯,后来慢慢习惯了感觉很好吃。现在还喜欢吃,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
二次进入牺盟会
1938年7月间,岚县军政人员训练班结业了。我报名参加了牺盟会,分配到临县牺盟会。我背上行李从岚县步行到临县,县牺盟会负责人是苏谦益,很深的近视眼镜,看起来是个大知识分子,介绍信交给他之后,他就讲:你们先住几天,因为目前从秋林分来一批民大学生(阎锡山任校长的民族革命大学),牺盟会是共产党人薄一波领导的组织,实际上地县委用阎锡山同意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合法招牌做掩护,阎锡山又要反共,从民大中抽了一批忠实于他的人混入牺盟会做他的耳目,从中破坏抗战。他们这些人一来就闹得很凶,看到城里挂了民族先锋队(是共产党掌握抗日的外围组织)的牌子,就提出质问,为什么要挂这样的牌子,这是破坏抗战,国共合作、统一抗战,不能搞党派活动。这时候苏只有在口头上承认不对,命令马上撤销。在分配工作上也闹得很凶,要当官。这些情况我入党以后才了解问题的实质。
方山片段
1938年7月间组织上就把我从临县牺盟会中心区派到方山县牺盟会,还有个秘书是叫胡成魁,(现在陕西省监委工作)。干事有个叫黄志刚,贵州人,是个长征干部,年龄比我稍大点,记得他从南方带了一床丝绵被子。负责人是罗萍(东北人、也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后在济南空军少将),印象很深,他经常讲西安事变的经过,他当时就在西安张学良的军队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抗战局面,肯定要当亡国奴。从而对我党我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罗萍的书很多,而且是别处看不到的书。我常记得我借了他一本社会科学慨论和一本大众哲学,观点非常深刻鲜明,增长了不少见解,懂得了一些道理。这段时间看了不少的书,因为当时我的工作任务很单纯,只是管电报,保管和翻译,有时帮助油印文件资料。罗萍看到我思想还进步,经常找我谈话闲摆,启发帮助我,一次就叫王正元(好像是组织部长)找我谈,问我:你看八路军好不好,我说八路军很好,是当年的红军,军纪非常好,我看比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好得多,他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他又讲: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我愿意,但是这里没有呀。到别处去,但是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看罗萍这个人很和气,这里工作很好。这是我入党前的第一次谈话。王正元南下后在成都柴油机厂工作。十年文革期间同王见面时谈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千,十分高兴。随后他和罗萍给了我很多书籍看。从此我从书中了解了很多道理,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剥削阶级的罪恶?为什么广大劳苦大众辛辛苦苦当牛做马一年到头,劳动成果被剥削,得不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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