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张涛自述(四)

发布日期:2016-05-03 12:3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涛
二五减租  双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实行对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规定对农村实行二五减租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这样有利于抗战,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参军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以后又发展为双二五减租,就是租额减二个25%。1938年、39年,在方山牺盟会主要的工作,建立组织农民协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协会。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当时县政府县长郭平山,很反动,不给西盟会粮食吃,或是给坏粮食吃。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到赵承绶那里告他(赵是阎锡山晋西北军政头目)39年春节正月初一,伪政府不给我们吃白面,给的是坏豆面,下到锅里都成了面汤了。我们已经一年了没有吃过白面了,气得人无法,我和王正元各提了一只步枪,上山鸣放了几枪,这时伪县长亲自骑马过来查看,看到是我们后训斥了几句。后来我们笑称为鸣枪过年,忽悠那些伪人员一下,出出气。
晋西事变被捕
  县上认为我做统战工作还好,39年组织上派我到公道团任副团长专门做统战工作。公道团是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后把他们的人赶跑了,我们就利用这块牌子同国民党县党部、精神建设委员会打交道,做工作。其中有二个负责人穆树清、刘正友是我老乡离石人,目的就是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团结他们抗战。晋西事变前地委先准备派我任方山县峪口区区长,后因抓军事要紧,改派我任方山县公安局指导员。
  我的任职是经过西北行署主任张隽轩的关系(他是地下党员,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命令到了委任后,引起了县党部的惊奇,怎么公安局的指导员要派一个牺盟会的骨干去呢?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是临县中心地委书记宋应(河北人,北大学生,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南下后川西区委组织部长、成都市第二书记、后调北京地质部任副部长)同志在临县郝家坡窑洞里谈的话,他讲:县上的地方武装就是公安局,不打日本人,而是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最近可能要大举反共,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派你去任公安局指导员,目的就是要抓地方武装,方山县公安局有三个连的兵力,他们借维护地方治安的名义,目的是扩充他们的反共武装。你去了以后,要团结好战士,争取他们站在抗日的道路上来。我坚决的表示接受了这个任务。返回后即向方山县委书记高登仕同志汇报后,随即到职。国民党县党部、精神建设会的人十分敌视,但是我有委任状他们也无奈。很快我就秘密发展了一个排的兵力,后来见形势紧张,曾经向县委书记高登仕反映,我们要准备应对,不行可以拉部分武装出来,但高没有同意,他要请示上级。
   39年12月间也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的前夜,突然阎锡山军队赵承绶的骑一军二师六团沈瑞团长奉命对方山县城实行包围戒严,我觉得不对,乘他刚刚戒严不备,走出公安局大门,门上已是双岗,哨兵给我敬了个礼,我既迅速离开,准备马上赶到县委书记高登仕处找他商量,途中团长的警卫兵跑过来,给我敬了个礼讲:指导员,团长有事请你马上去,
  我讲:好,我马上去,你先回去。
  他讲:团长让我和你一起回去。我明白了,已经走不了啦。
  回去后,沈瑞团长给我讲:决死队要叛变阎锡山司令长官,公安局人员要随军作战,你的政治工作暂停,你随县政府财政科长冯锡藩(县政府高等文官)协助办理日常事务,我答应了,卫兵带我到冯处坐了一会,
   我说:我回去睡觉去,有事就叫我。我是想趁机走小路到县委,没有想到刚出拐弯处,卫兵就过来喊着:指导员不要走,团长命令今晚在此住宿,随即把我引到一间大房子里,门上也站起来了岗哨,我知道已被监护了。
   一晚上没有睡好,又没有被盖(严冬天气寒冷),第二天叫我到财政科,门上有哨兵,没有任何人给我讲什么话,上午来了一个专署视察员(岚县人姓李)他有意接近低声问我:你是否被监护了,我说:是,让县委快走。
   第二天伪县府随骑二师六团撤离临县,我被正式逮捕入狱,已是40年1月。转到临县禹建村,当晚,团长(兼方山县长)沈瑞连夜审问我:你在公安处做甚么工作,
   我说:我做政治工作,教育战士。
   问:你讲什么政治,
   我说:讲建国十大纲领(蒋介石)、民族革命十大纲领(阎锡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期间规定三个纲领都有效,都可以宣传。我就是讲了这三个纲领,另外教战士们唱歌。这就是我的政治工作内容。
   沈又高声问:你在战士中动员开小差,是不是。
   我气愤的讲:没有的事,我只有巩固战士们抗战的信心,那有动员开小差,我们组织抗日救国有什么错?
   沈即说:知道你们牺盟会的人能说会道。
  下来后,与我同狱的一个犯人当晚就被枪毙了。当晚给了一点吃的,估计是不是要枪毙我,我想可能活不了几天就要被枪杀。后来听说已被判决枪毙。
  第二天清晨,我拿出五元钱给押我的班长买点肉吃,请他们给我快走时,就是枪毙时,一枪打准,不要打个半死不活。肉买回来了,还没煮好,来了二个兵,一个背步枪,一个背冲锋枪,叫我带上所有行李立即出发。我心想可能是要枪毙了,后来才知是把我押上到临县赵承绶总部(西北剿共总部),途中碰到了另外一批押送得有高登仕(县委书记)、刘成功(县委干事,南下后在川北行署财办主任、后任西北局物资局局长)、薛恩德(县委通讯员)、薛步高(县委事务长)。才知道他们已经被捕了押在师部,我是押在团部,一起押往临县监狱。我和刘成功都关在北狱(清朝时期的死牢),四十余人关一间大牢。大白天关了门,漆黑一团看不到人,一天放二次风,一天吃六两米。
  突然(大约是第七天)一天晚上,全城响起了枪炮声,人喊马叫一个整夜。第二天早晨没有人开房门,屎尿遍地都是,即便不死,活的也够呛了。在狱中的政治犯合意打越狱逃跑,整个监牢一个哨兵都没有看见,出狱后才知道敌人被我八路军打败,连夜仓惶逃跑了。我军在城外追击敌人,城里已是空城,但是城外已经被我军占领。
  我们脚上戴着脚链在县府门口,围满了人群,他们讲:敌人已经跑了,不要慌。但是不见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总是不放心,不了解敌情,还是立刻出城,脚链还没有全部打开,拖着它出城,走了五里地,禹林村群众才帮我们把脚链全部打开 。
  路边、山坡边上,到处都是遍体鳞伤的尸体,大部分是敌人的,也有少部分是我军的。当夜走了四十里路之后,实在摸不到路了,才找到了个村子,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只有极少数老人和小孩。敌人的小米干饭煮好了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跑了,我们几人几天来没有吃一顿饱饭,在此饱餐了一顿。老百姓也不知道敌情,双方去向不明。
  第二天向方山方向前进。走了二里地,碰到八路军,他们没有戴臂章,当头的是南方口音。他们正在集合前进追击敌人,问明情况之后,全体战士向我们鼓掌欢迎,以示慰问。翻了一个小山,进入方山地界,方山县的同志知道我们出狱的消息后也在沿途寻找我们,战友重逢,热泪盈眶,说不完的苦情。第二天地委通知高登仕任县委书记,宣布我任方山县马坊区区长。高文夏、冯锡藩(后南下后在四川省医药公司副经理)事变后,关过监,为一二零师做物资供应,还立了功。听说沈瑞团长以后升为军长,解放战争在**战役起义,解放后在山西文史馆工作。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被我军彻底击退。入狱前后十天之久,由于我军攻破临县城才获救,前后历史清清楚楚。可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整得我下不了台。1966年6月就靠边站了,把我当成敌人关押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一直到1973年12月才解放了。他们认为我不仅是叛徒还是个国民党员,是个假共产党员。这是都是些极左派、别有用心的人凭空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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