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八）

发布日期：2016-05-09 16:5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涛

在晋绥行署工作

1945到晋绥行署干部科工作，前任科长是周颐，周调到分局，只有副科长刘仲良同志，后来调孙雨亭同志任科长。行署机关机构很精干，人很少，行署主任下边有二个秘书，有几个油印人员。另外下设司法处、民教处、建设处、总务科，总共就是200多人，管辖十余县的工作。民教处处长是杜心源，有干部科、社会科（科长是安法孝）、民教科（管民政教育）、选举委员会（管各级选举事宜）。四六年随军参加接管大同到了绥远，军队进攻大同，我军力量薄弱，敌军傅作义部拼死守卫，没有打开，撤回兴县。当时政府部门工作密切配合我军军事行动，军队攻占城市后我们去做接管收复，与阎蒋争夺胜利果实，日本人占领时期，阎锡山蒋介石消极抗战，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又来拼命抢占地盘。

我党同国民党谈判和平合作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说：国共合作有知识有文化的参加政府工作，文化低的回家务农。我认为我的文化不高，抗战胜利了，把日本人打败了，回家当农民也是很痛快的，也觉得无所谓，总之听从组织。

1947年参加行署配合晋绥军区到各军清点人数、枪支、马匹，按编制留足以后，多余上交军区，另外扩编新军，后又到晋中检查军纪。结束后军区配合陈赓部发动汾孝战役，我们配合做后勤保障工作。总之，在行署二年工作期间，基本是外出配合军区做新区收复接管和支前工作，工作十分紧张繁重。

四七年土改

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命运十分悲惨，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存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持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晋西北实行土改，这时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已经是李井泉任书记。初期晋绥土改中的政策十分正确，后来康生到临县郝家坡试点实行了非常严重的左倾路线，是全党出了名的，毛主席曾经对康生、李井泉的左倾错误给与严厉批评，后给以纠正。主要是在划分成份时查三代，三代不是地主才算，如有一代是地主，而现在是贫农也要划成地主。把在抗日战争中上层民主人士也都划成地主，统统打倒。兴县牛友兰是晋绥有名的开明绅士，大学生，家中是大地主，抗战期间把家里五十万钱捐献出来做抗日经费，给120师做军装，毛主席曾在延安接见过他，而在当地土改中由不明群众残酷斗争而死。不少民主人士说共产党过河拆桥。严重的破坏了上层统一战线。不久被任弼时、贺龙发现报中央后，及时给以纠偏迅速改正。

土改时我也同很多干部一样遇到一段波折，我家解放前自己劳动，雇有一个长工，勉强可以划一个富裕农民。家乡在阎锡山管辖区（当时属中阳县），抗战后就没有请人了，阎锡山反共时，1942年把我家当共匪家属追捕，全部财产、土地被没收，古稀老人父母亲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逃命，一路乞讨绕道陕北逃到了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政府的扶助下在临县白文镇，自力更生，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1942年就失去了土地，到1947年晋绥土改时整整四年之久。土改法规定，失去土地三年以上是什么成份就应划什么成份，失去土地整四年，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不应该划地主富农。（当时临县书记杨万选是白文人，他也知道情况，以后在四川还开玩笑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啊)。

而临县白文镇土改团、农民协会说我家里是逃亡地主，第二次扫地出门，说我阶级立场不稳，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中的阶级异己份子，（土改团长李宗林，南下后任成都市长、省委统战部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贫农团要求行署把我交给群众。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行署也只好这样办。我说：老家在中阳县，当地组织怎么划这么远也不知道，如果要划也应按政策办，没有土地算个贫农。农民们把我同地主关在一个窑洞里，我这是第二次坐监，第一次晋西事变阎锡山说我是共产党，潜入他内部进行叛乱，把我关在临县监狱。这次又在临县的白文镇二次坐监，不同是这次是自己人的监狱。那时有一些抗战参加革命的干部就被不明群众弄回去胡乱斗争给打死，令人痛心、给中央的土改政策造成了极坏影响。中央发现晋绥土改左倾严重错误后，专门进行了纠偏，以后晋绥行署了解情况又把我从土改团要了回去，从此得到纠正，恢复了党籍和职务。

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是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人民奋力支援前线，由此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左倾危害只是短暂的、局部的，但是在我党历史上的错误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接收临汾培训干部

1948年我军先后解放了运城、临汾，这是晋南较大的二座城市，原属太岳区十一专署，随着形势的发展，晋绥行署一分为二，在临汾建立晋南行署，原晋西北的主要干部到了晋南。

晋绥行署派我随行署处长辛南亭南下到了临汾地区。一行人骑马往临汾赶，中途在柳林杨家坪岳父母家匆忙歇了一下，当时一天没有吃饭，饿得精疲力竭、身无分文，好心的岳母拿出家中仅有的两个银圆和一些干粮接济了我。我们一行人才一路上有了饭钱，风尘仆仆赶到了临汾。多少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事，辛亏借的两个银圆才一路没有饿饭。那时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身无分文，不为名不为利，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一意为了人民打天下。

当时临汾被我军包围还未攻下，在河津、桔山征粮，支援前线。我与辛兰亭处长相随六七人拉了一车银元，带了一些解放临汾的布告四处张贴。七八月间，打下临汾，我们进城接收临汾。做完接收工作，成立晋南行署，我在晋南行署建设处工作，上级任命临汾首任市长是樊建德同志。组织上招收了晋南八十名高初中生，安排我负责培训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为接管新区准备人才，我任指导员，地点在临汾中学。

1949年临汾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合影，中间站立者、穿短袖戴眼镜为指导员张涛。

1949年南下五十余名初级水利科技人员进入四川，他们以后都成长为解放大西南的骨干力量，分配在四川、西藏水利、铁路、建筑、交通等各条战线。这批学生还健在，现在都是离休老干部，有宋旭（四川省农机鉴定站长）、秦喜同（四川省交通厅科长）、李若萍（四川省水利厅处长），多了。这时我爱人刘佐清也支前从离石来了临汾，组织上让李晋明（后在四川省教育学院院长）帮助安排参加了晋南军区被服厂工作，她工作积极积不怕艰苦表现很好，经常受到军区被服厂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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