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四川是封建地主军阀盘踞长期统治的独立王国，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土匪、袍哥势力很大，操纵地方，农民得罪了谁就被土匪恶霸处死，甚至将一家人放火烧死在茅草房里，这样的事情在土改中发生了多起。附近的县土匪特别多，一般过路人不是被窃财就是丧命。另外蒋军溃逃时的大量散兵游勇和在一起成为兵匪，危害很大，如果不消灭，社会不能安定，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50年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剿匪，经过一年基本肃清。
四川的地主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主，一般的地主都有军队看家护院或与地方袍哥勾结，势力很大，钱势两全，有钱有权，有钱无权的小地主一般受到压迫，大鱼吃小鱼，层层压迫。刘文辉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兼军阀，在南方也是数一数二的，数十万的土地，成都的房产无数。管理土地房产的管家都有几十人，有钱有势有军队，还贩卖武器弹药鸦片，获利很快。 军管会领导人薛一平领我们10余人到华阳县调查押金（当时常胄民是县长），夏天天气很热，蚊子特别的多，我们没有蚊帐，我害了一场打摆子的大病。说起四川地主收农民押金吓死人，全国恐怕也是少有的，农民租地主土地先交押金，一亩地几十元，何时不租何时退，实际都不退，租金很高，收入的50%到60%，最高70%交地主，农户收田边地角副产物。交不起押金租就租不到地。 调查结束后，阎秀峰负责川西土改工作团，派我带一个小组我任组长，在成都市南大街、状元街、梨花街数十条街清退押金。简阳、华阳，川西各县的土地主，不少的人在城里有公馆，农村收租，城里享受。金条、金砖、白洋源源不断地交出来，交押金退还农民，剥削农民的钱财数量很大，这是共产党从经济上削弱地主剥削开始。随后，又调去参加川西农村土改。
1951--1953年的土改反霸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3）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4）摧毁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新中国政权。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张涛（前排左2））在绵阳县石洞乡参加土改，于1952年5月19日。
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就在邛崃太平乡、观音乡、君平乡、绵阳的石洞乡农村搞土改，任一个乡的土改工作团负责人，没有干部带了才参加工作的进步城市大学生、高中、初中生，这是我的基本队伍，边做边学。总之，把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把地主财产全面没收了，分给贫苦农民，有底财的，强迫地主拿出来分给农民，罪大恶极有血债的，三条以上的一般的核实后就镇压了。有血债乡保长恶霸地主，不是地主的只要有血债人命，也镇压了，称为反霸。一个乡一般的平均要杀二、三十人，多了是右倾，少了是左倾，搞完一期李井泉召开一次总结会，杀得多了、少了都过不了关，不多不少，一般的正好。我搞了四期，还没有过不了关的，都过了关。
总之，解放初期在民政厅工作，其间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一年多，后随阎秀峰去川西农村土改一年半。结束后回到民政厅，一起工作的有温国光、冯冰向、屈东毅、雷洪等同志。 四川初解放分为四个行署，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后，四川合一，加上西康，1953年合并为四川省，我由科长转任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事后听人讲原打算调水利厅任办公室主任，后来未实现。 回到民政厅，那时厅长安法孝，我当时在社会科当科长主要任务是搞城市、农村救济工作，事情也不是很多，安法孝就安排我审查留用伪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感到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在旧政府中工作的一些低级职员，有问题也是一些一般的历史问题。处在旧社会，不沾一点政治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我把每个人的政治情况，审查书写清楚，做出了政治结论。 1956年后开始肃反，将原来留职人员的政治结论重新拿出来审查后，认为没有把真正的敌人提出来，民政厅的留用人员中有暗藏的敌人，这些人的政治审查是张涛负责的，我当时是党总支书记，又是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温国光，南下后才入的党，原是个民主人士），那些肃反小组成员认为我做的敌伪人员审查不对了，有人认为是右倾，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正对民政厅这个肃反运动，我感到为难。 到了这年12月间，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调我到南充任副专员。内心不想离开成都，考虑到在民政厅当前工作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又不想离开。故之，我对领导上讲，我办公室工作很熟悉了，是不是调个单位，我还是做我的这个工作。当时谈话的是李凡处长，他讲南充是六百万人民的专区，人民需要你去当副专员，你是个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和人民的需要。当然他这样一讲我就没有多少话可讲了，只有答应服从组织决定，但提出过春节走，有点旧的习惯，李讲不行，工作为重，你过年可以回来，我再无二话可讲，当时我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老伴是个家属，未作工作，还有两个年过花甲的父母，实在离不开他们，独自一人远离成都，再三考虑，还是服从。就这样，元旦后，就去了南充。 我走后，民政厅肃反工作搞得很左，自杀的有好几个。当然在那时的左也不是一个单位，当时提的口号就是没有一个清水衙门，就是说没有一个单位平静的，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同时还规定按人数有多少个反革命的比例，所以以后也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有些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以后还是尽可能搞经济业务工作为好。
本站编辑 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