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十一上）

发布日期：2016-05-16 12:27 来源：未知作者：晋绥基金会

调到南充分管财贸

南充地区，是川北重镇，解放初期是川北行署所在地，胡耀邦同志负责川北工作。又是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的故乡所在地，当时的仪陇，广安均属南充地区管辖，又是四川的大专区，有人口600多万。大部是丘陵山区，有点老的丝绸工业，全区主要是农业为主，比较贫穷落后的专区。我是从1955年12月份到了南充专署，当时任地委委员兼副专员，主管财经工作，第一书记是戈润生，专员是吴致中，主管财贸工作，但他主要精力在地委，实际上专署行政工作全是我负责。1959年我提升为专员，主管农业。从1955--1957年，这段是我的黄金时代，年富力强、工作很顺利，心情非常之愉快。

刚去了有一个多月，没有正式分配什么具体业务，临时给点业务。当时地委第一书记戈润生同志（原任成都市委副书记），他可能对我进行一段工作的考验，不久宣布我分管财贸工作。初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下决心钻进去，深入基层城乡，深入实际，干一行爱一行的，把每个商品进出手续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掌握到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越来越感到很有兴趣，对财政、粮食、收支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逐步理解，经过实践取得了其中的不少经验，经过几年之后，才把财经工作摸到了一些门道。曾多次受到第一书记戈润生的表扬，认为张专员能吃得苦，背上被盖，带领上专区财贸经济系统的干部，深入在山区苍溪县，研究山区的财经工作的问题。那时主要研究大山区群众生产的公粮、土特产运不出来，农民用的工业品运不进去。经多次请示省上解决山区交通问题，后省上多次拨款新建去苍溪山区公路逐步得到改善。

1955--1956年是南充的黄金时代，农民数千年受地主剥削，收成地主分走大部分。土改以后，农民有了土地，劳动成果全得，自然农民生活大大改善，我初到南充当年全区12个县市粮食总产量45亿斤，全区人口是600万，征购粮食6亿5千万斤，占总产量的15%，除征购及种子外，人均口粮500斤左右，高的七八百斤，全区国家库存粮食17亿斤，好的地方如岳池、武胜、广安、苍漆县人平800斤，这是从未有过的好光景。农民经常卖猪难，猪多肥多，粮食也多，征购又少，一元钱买三斤肉还要退一毛钱，三分钱一斤谷子，征购的粮食运不走，又没有仓库存放，就放在农民家中，农民意见大得很。1956年--1958年年生活逐年有上升，粮食确实很多（57年反右对农村基层影响不大）。城镇饭馆不要粮，猪肉不定量，一斤猪肉0.29元、一斤鸡蛋0.10元，农民讲话：卖猪、卖蛋难，政府为此而发难，国家商业部门收多卖少，供过于求，为推销不出去而发难。可以说是土改后农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互助组人民很满意。进入初级社以后，生产和人民生活就比不上互助组时期好，群众有意见不敢提，干部更不敢提。

1957年反右扩大化，把不少好人打成右派，当敌人那样看待，搅乱了阶级阵营。为什么要反右，因为，中央确有一批人，（少数）民主人士提出要民主各党派同共产党轮流执政，要共产党下台，民主党派上台，想用帝国主义制度相比，一党执政，另一党在野，相互轮流执政。但共产党的制度不同于帝国主义，为了贯彻共产主义，只能同不同政党同联共处，但执政只能由共产党执政。故之，全国掀起了反右运动，一下把这次运动贯彻到基层，但是走了样，把许多好人打成右派，当敌人看待。其中多数本来是好心人，向党提出过一些不同建议，本来是好心，也认为是反党打成右派，比如，南充市有一个人喜欢穿西服，就说是这是资产阶级，那人讲，马克思，恩科斯都是穿的西服，为什么西服穿不得，就此把人家打成右派，南充农民报的编辑，提出农民报报上，应当登一些文艺的东西，就此把他打成右派，等等许多冤案，反右扩大化给党造成了政治上的很大损失。这时我在主管财贸工作，没有过多介入这个运动，以后，发觉了反右扩大化，不少的人得到纠正。

1957年、58年生产很好，58年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是空前的。但毛主席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58年上面提出了大跃进、三面红旗，生产上乱指挥，1959、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生产大减产，但国家征购大增加。我在1956六年初到南充的那一年，国家征购只有6亿斤，以后增加到11亿斤，1956年总产45亿斤，征上6亿斤，农民有39亿斤，农民每人还有600多斤，生活很好了。

大跃进

1958年以后，进入大跃进，这段主要主管财经工作，接触农民的机会少，对大跃进中农民遗留的痛苦，还不太深，认为大跃进要进入社会主义，大概是要有个艰苦的转变过程，认为是对私有制的改造是要经过许多痛苦，不然到不了美好的社会主义，所以对大跃进很有信心，认为这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干劲很大，看不到大跃进有什么错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威望非常高，全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万分高涨。那个时期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天天熬更守夜，但是精神饱满、信心百倍。

提出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报酬工分制，多劳多得，认为粮食吃不完，三分之一土地种粮食就够了，三分之一种树木，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南充提出三化，道路车子化、住房瓦房化、吃饭食堂化。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还有的改为试点公社一级核算。生产上的瞎指挥那就更严重了，提出密植一亩小麦地用种粮50-60斤小麦，其他用种量也增加几倍，要亩产几万斤，有的要达到几十万斤，严重违反自然规律，由于种子要求技术过高，推迟下种季节半月到一个月，用种量又大，这种办法连续二年（1959年--1960年），从此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二十几亿斤，但是地委上报仍然是七十几亿斤，可想弄虚作假到何种程度。但省委仍然认为报的不实，有瞒产不报，又提出反瞒产运动，搞得人哭笑不得。

当时省长李大章主管财贸工作，1960年在省上召开财贸会议，会上李大章要我报南充粮食总产量，要报实数，不能虚报假数字，我在会议上提出：粮食总产量这个数字不太好报，地委有地委的产量数字，财贸有财贸的数字。财贸的数字是用算盘打出来的，国家多少，种子留多少，农民口粮多少都是算盘珠子一级一级打出来的，与地委掌握的数字不一样，看从什么口径报。如不按地委的数字报就是不服从党的决定，没有党性，报财贸的数字是搞分散，各行其是是反对大跃进的成绩。后来李大章省长心中有数了就没有让我报，其它地区就按照地委的数字报。会后李大章就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我以为是否要挨批评，没有想到没有受到批评，他让我如实报出财贸上掌握的实际产量数字，我想可以说真话了，我也担心，左右为难，但是又不能瞞上级领导。他说你讲，你不怕，我保证没事，你讲吧。我讲：财贸上的数字见过秤数，公家拿多少，留多少种，农民吃多少，这多是过秤的，一点没假。财贸系统用算盘核出来的数字是20亿斤，国家是11亿斤，种子除去2亿斤，农民口粮8亿斤，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算下来大约每人每天3.75两，饿死人情况时有发生，李大章听到我讲后，眼眶中似有泪珠。我报了真实数字与地委的70亿斤数字差距巨大，但第二天的会议，李大章提到南充的情况只是讲，粮食产量上，不能扮虚假，这关系到百万人的生命问题，其它专员也没吭声，我们只管财经的，农业生产是地委第一书记在管，产多少我们心中无数，只有按照地委统一口径上报，这是地委的决定不能任意上报粮食产量。以后省委规定农民口粮不能低于一天半斤，老实讲，一天半斤粮，如何劳动，谈什么大跃进呢？但是实际上粮到不了半斤，只有几两，全区究竟是饿死了多少人，不敢讲这个数字。大章省长是四川人，当地有很多亲友，还是了解一些情况，他认为我讲的数字是符合实际的，从农村食堂看农民吃的饭就看到，菜多米少，甚至只有糠、菜，没有米。

经济形势一年不如一年，特别粮食生产跨得很凶，全区粮食从1961年垮到20多亿斤，猪肉一斤到半斤定量，最严重时去除猪肉的供应，追其原因集体所有制上升过高过快，是思想认识赶不上。另外，生产上的瞎指挥严重违反农时，技术上违反科学，提倡什么密植，愈密植愈高产的论调，一亩春种下到40斤到60斤，一亩谷种34斤，变成一把草，不结实，这个瞎指挥相当严重，损失也最大。提出密植才能高产，但是过份了就变成灾难，一亩地小麦用种量，一般的情况下，用20斤左右就很适当，可以取得高产。大跃进提出一亩地用种量达到40--60斤，认为越多越高产，结果长成一片草坪，不结种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水稻旧的规格是：宽、行、距，以斗底为准。省委统一规定一、三寸，（行距三、窝距一）全省就按照统一的规定尺寸执行，不得违抗。因为插的太密集、用工多、插秧时间达一个月之久，贻误一个多季节的生长期，同样和小麦一样，长成一片草坪，未结种子就倒了。这两项大宗作物损失是很大的，没有人敢去总结这些失败教训，一律推给天灾造成的灾难。

另外，高征购，吹得高产，实际上成倍的减产，反说大增产，多数不敢讲真话，谁讲真话谁倒霉，把你打成大右派，祖宗三代也翻不了身，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敢讲真话的人，大都吃了大亏，只能按一把手的口径讲，不能乱讲。特别是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人人害怕，谁讲假话谁升官晋级，谁讲真话谁倒大霉。（上）

本站编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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