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张涛自述(十一下)

发布日期:2016-05-16 14:3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涛
    在58年庐山会议后,在四川的做法也是恶劣的。庐山会议文件,先不在会上传达,先叫你看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后让你发表意见,认为彭德怀讲得如何,南充地委就是这样做的,有几个常委(军分区政委老红军)还有个南充专署副专员任民(红军老干部)自然对军队老首长战功赫赫彭德怀大元帅,是拥护的,看了彭德怀发言后讲:彭总说得好,符合下面的实际。我是常委地委副书记专员,内心想:彭讲的很对,确实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次会议,来势不同以往,过去省委开会,起码去两个书记,不是工业书记就是财贸书记,这次只通知他第一书记一个人去,这是一有点不同,二是每次地委书记会议,先要在常委会传达省委开会简要精神,然后定出决定后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并放下省委开会中的一大堆文件常委随意翻阅,这次没有文件,只是讲明天先看文件后传达。第二天常委会议只给一本彭德怀意见书,我就想了一番这里有问题,特别看到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犯有小资产阶级冒进的错误,我就估计这是有所指的。所以就没有正面肯定这个文件的正确性,果真这就是幸运了,有几个人几乎脱不到手,卫广平这个人这还是对,他说都是几个长征干部,认识上有点偏差就算了,只能在常委中不外传了。就这样过关了,省委用这种考试的办法目的从中抓右派出来。今天看来把正确的意见当做反党的意见,用考试的办法抓更多的右派,这种手段太恶劣了。全省这样抓出了不少的右倾以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在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进行了三年的大跃进,改变了农业和工商的关系,建立了人民公社,粮食生产量最低降到20亿斤。相反征购粮上升为11亿斤,国家库存下降二、三百万斤,一年外调5亿斤粮食,大部分调外地支援大城市和其他各省。说明四川成绩大,对国家贡献也大。农民口粮,除去征购粮、种子外,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三、四两,职工口粮由原来的30斤降为19斤,我们也是与民同甘共苦。当时的口号是“粮引路,菜当家”,实际上不可能有更多的菜,人们不得不处于一种饥饿状态。由于粮食和营养的不足,普遍的人们都得了水肿病,老弱的就去世了,有不少的人被饿死,饿死人是事实,这是我亲眼所见,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无人敢讲,怕带上右派的帽子,职工中也有浮肿的,我家孩子的妈妈为了保证小孩的吃饱饭,自己挨饿也得了浮肿病。我家五女是那年出生的,产妇才供应二斤菠菜,其他什么都没有,二年没有肉吃,可见困难到什么程度。
   农民除白天劳动外,晚上还要打着火把出夜工,为之“大跃进”有的吹嘘卫星田亩产上万斤,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鸡毛可以上天。”等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错误口号,实际上都是吹起来的,说的是假话。但是当时只能相信,不能怀疑,如有怀疑,就要打成右派,或接近右派。右派在政治上实际和地、富、反、坏人是一样的政策。农村每个月要召开一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训话会,实际上把右派列入地主的行列,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子,成为摘帽子右派,也还是右派。不能出门,上街、赶场,都要请假,失去人身自由,有的气愤不过,自缢身亡。
    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一万人上下的人口,组成一个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人口在1000人上下,大队下设生产队,人口在100人上下,生产队下设生产组,初期以生产组为核算单位,以后逐步提为大队核算,少数地区开始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试点,但没有推开。小组核算时,生产就大大次于土改后的单干,生产队核算时,情况就很不好,农民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大队核算时,就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总之,核算单位改变一次,情况就逆转一次,不但人民生活下降,而且集体财产损失一次,生产的管理方法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评分、计分,统一在食堂就餐,五统一的半军事化的方法管理小农经济的个体农户。
    粮食收后,不准分粮到户,规定“粮到堂”口粮由食堂保管,其余的统一由大队统一保管,个人只是凭基本口粮和自己的工分粮按趴窝计数,该吃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工分的小孩、老人、残疾人只吃基本口粮,困难时一顿饭平均只有一两多,最多二两粮。当天由出工人数,大家评议工分,收工后评议工分都要一、二个小时,因为评议中有不公,而经常有人发生争执。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出工一窝蜂,人多做活少,人心不齐,生产上不去,人们仍然是吃不饱,处于饥饿状态中。另外,规定不准私人开火做饭,防止偷田里的粮食,破坏集体事业,看到哪家屋内冒烟,就要遭殃,还要在群众会上受到批斗。
    以后在大办钢铁时,干脆把各家各户的做饭锅,一律没收,炼了钢铁。此后有些年轻人饿急了,在田里偷东西生吃。为了巩固公共食堂,四川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谁要是破坏人民公社就要当反革命论处。从此,老弱病残孕、小孩就遭了大难,大雨天里、数里之外,满山小路上扶老携幼的一天三顿往返去就餐,真是难以上青天。看到老百姓的这种境况,我当时惊呆了,我们当干部的真是欲哭无泪,万分难受。政策一旦失误,给我们农民带来如此大的苦难啊。
    全面实施公共食堂,西南局领导同志算这个账,说什么一户一个做饭的,这要浪费多少个劳动力,提倡,九十户一个食堂,用几个人做饭,其余劳动,能省许多劳动力,这样增加不少劳动力,能够给国家增加不少财富。有个公共食堂,每家做饭的锅没有用了,全部收集起来炼了钢。这样给国家增加不少钢铁。就这样,乱了三年,称之为大跃进,造成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灾害,四川饿死的人恐怕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主要是中央错误政策造成的,本来中央的政策就有些左,加之,西南局左上加左,随后,中央发觉了此事,大大减轻了对四川的征购粮。
    这就是大跃进、公共食堂的简要情况,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实,现在听起来是个奇闻,确实有点可笑。实际上是一种幻想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很快的就要到来了。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走在苏联老大哥前面,这完全是一种空想主义。
    把这作为几个法宝,作为党的三面红旗,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甚至关进监狱,置于于死地。生产上的瞎指挥,害人不浅。三年中,天灾有一定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人为的危害最大。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地,我们政府要重新给他们规定怎么种?怎么吃饭?只能适得其反,搞得生产上不去,人民缺衣少吃,饿死不少人。以后,全国人民呼声太大。这种情况延续到1961年底到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一级),才得到了部分纠正,解除了公共食堂(挖去了心脏)、由大队核算降为生产队核算、给农民划出了少量自留地,这才把局面缓和下来,可怕的三年灾难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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