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十二上）

发布日期：2016-05-19 11:2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涛

主管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贫二穷，解决好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四川是农业大省，盆地气候温和，农业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要求各级主要领导抓好农业。但是川北南充丘陵山区条件不好，年年旱情严重，农民十分贫苦。分管农业干部也就十分辛苦，长期带着被盖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我提拔为副书记后改为分管农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止。三年灾害期间，地委第一书记戈润生同志因医疗事故病逝，与我是同年人，戈去世后，原来管农业生产的书记卫广平接任第一书记。卫广平让我主管农业，我再三推辞，卫不答应，他认为我工作勤劳肯深入基层，适合抓农业。我推辞的理由是习惯了搞财贸工作，原来不懂，后来下决心搞了几年工作刚刚顺手不愿再换工作了。我提议原地委某部长下放任县委书记几年，调回来地委管多好，卫讲某某某下放广安几年你还不知道吗，把广安搞得很不好就调回来，他抓农业不行，谁听他的，这个差事非你来承担不可。

张涛（前）在火花公社参加劳动

主管农业以后，接触农民多了，逐步感到大跃进这样搞下去，要死人的。已经发生不少地方有死人的报告，被说得是一种水肿病，初次认为是一种瘟疫，后来看到农民缺食，有人讲“进的门来两大盆，盆里看到人”，说明饭是稀汤，见不到米，一天每人平均3.75两，分食三顿，基本是见不到米的。大跃进前我管财经，全区总产量45亿斤，征购6.5亿，除征购后人平500斤，有几个县连杂粮算起，人平300—400斤。1959年后，总产量变为20亿斤，征购增11亿，除2亿种子外，农民剩下9亿斤，一年365天，620万人口一天三顿饭，每天只能平均有3.75两，这就是三两七分五的来历。以后发现饿死的很多，不敢说饿死，只敢讲水肿病故了，实际上就是饿死了

1960年专员吴致中调云南省了，正式任命我为专员。因为分管农业经常在基层，田坎边上转，所以专署行政事务我就很少过问。那时党政不分，地委部长签发的文件就由专署和专员名义下发，当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我也就很少管专署的事情了。但是专署办公室主任讲凡是要以专员的名义签发文件，我就要让专员亲自过目，因为其中确有不像话文字语言，有违专署政权威信，挡了不少文件。有一次地委有人提议任命一位乱搞男女关系的部长当副专员，而且名声很大，抱上私生子上门找他讨生活费，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而地委有人就是要选派这个人当副专员。当时我在省上开会，卫广平电话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表态说不同意，我的意见是此人工作能力还是可以，但是品质不好，男女关系搞得满城风雨，有毁专署的威信，请常委再次考虑另聘人选，以后没有任命此人。此人在文化革命中向我报复，带头贴我大字报，说我攻击大跃进，说什么：大跃进搞的个屁，大办钢铁连个上门的铁钉子都买不到，还说大跃进口粮不够吃，饿死不少人.....说了不少伤害我的话，严格讲这不是伤害我的话，而是反映了我当时真实想法罢了，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并非如此粗俗。

1962年胡耀邦与南充党政军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白尚武、**、卫广平、胡耀邦、张涛、吴立兴、陶伦传；后排左起蔡依渠、顾一平、曹廷明、程仲豪、牛天栾、王杰、**、汤公群、李林。

我在六十年代前后我分管农业后，提过不少意见，下边饿死人，粮食不够吃，地委负责人不敢向李井泉反映，有时我冒着胆向他提出来，得到的就是批评。我在农村深入调查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主张多划点自留地，划荒坡让农民自种自食，主张把树木给群众自管，等等救民不死的主张，采取了各种措施努力缓和农民的饥荒。但是上面认为是右倾。

1962--1964年三年是基本恢复时期，人平口粮300斤，有的地方还只有200斤左右，只能达到不饿死人，还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因为纠正得不够彻底，还是生产队一级核算，怕再出现饿死人，时时处处防止左。

1962年副书记孙桂林调西藏与专署、军分区机关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任民、郭宪书、杨司令、张继英、孙桂林、张涛、吴立兴、林专员、刘金魁，后排姜希孔、何立群、杨耀庭、宋克昌、钟仁祥、刘元畅、焦振奇、郭光杰、李雪锋、严爱平、曲##、冯争先、李志光等。

1964年四清中与地委发生了一些矛盾，地委其他领导主要是贯彻了李井泉的指示。我不主张在四清中对农村干部处分过重，因为基层干部有很多事情是上面错误造成的，应采取教育方式为主，把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划为地富，搞得人心惶惶。李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张涛思想太右，以后四清工作就不要我管，就主管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四清地区的生产由四清团负责。

1964年--65年经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是左的倾向基本没有转变。这两年农村重点是分期分批的在整社，实际上是在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认为农村根子没有扎对，要重新扎好，根子要扎在真正的贫下中农身上，所谓的扎根串联，一个生产队一个月的时间，要扎到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好根子。

根子扎好后，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南充火花公社是省委和西南局的试点公社，从贫下中农中重新找出漏划的地主90多户，最后核实为60户，还说是川北土改就是不及川西彻底，是走了过场的。群众反映“昨天还是贫农，今天就变成地主了。”搞得人心惶惶，不知哪天祸从天降。随后又搞什么新的暴发户，把因为出售自留地种植的菜，划为暴发户，当作新的地、富分子对待；又提出打击批判新的冒尖户，生活搞的好的一点成为冒尖户，农民人人怕冒尖，怕划成新富农。66年以后又提出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人物睡在身边，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再次把中国经济推向死亡的边缘。

1964年起西南局领导带上干部百余人到南充蹲点，为什么选南充不得而知，大概就是因为邓小平、朱德的家乡。从1964年--1966年，在南充搞点，搞一个火花公社，大水、大肥务农作为西南农业示范点。我曾提出这样的点一般的贫苦农民学不起，哪里去找那么好的条件，大水、大肥，看到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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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自述（十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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