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十三）

    一、要把农业搞上去，首先要大量发展养猪。猪多肥多，粮才能多，按养猪数量划出一定数量的饲料地，这样养猪才能发展起来，要基本满足农民吃肉的要求。当时农民养一头肥猪，农民只能留30%，70%要卖给国家，我提出改为农民留50%，提高农民的吃肉标准，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李井泉为此向我拍了桌子：你张涛的屁股坐在哪里了？还要不要国家。遭到了李井泉的严厉训斥。

    二、主张把田边地角，包产到户，多产归己，作为农民口粮的补充，及时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这条没有汇报给李井泉，直接报了省委李大章省长批准，并登在了《四川日报》。

    三、主张零星树木和果树划到户分管，收益分成。即保护了树木，又不遭遇人偷盗，这条首先遭到***的反对，并且汇报了李井泉。

    四、主张零星农活，包工到人或到户，避免出工一窝蜂，人多干不了多少活。为此又遭到李井泉的更加严厉训斥，认为是右倾，张涛不可重用。

    五、主张丘陵地区大面积棉花地要根据地块的水、肥实际适当密植，一亩植五、六、七千。而李井泉主张一亩不超过1700株，后来也主张不超过3000株。搞农业的干部都知道，张涛在棉花种植上同李政委唱对台戏

    六、不主张李井泉蹲点的南充火花公社试验田，实际上是无限的使用化肥（当时化肥是供应的，平均每亩不到2斤化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搞出来的点，别人学不了。南充火花公社地处平坝，与整个地区大多数是丘陵而言，地处平坝的自然条件，丘陵地区更是学不了的。我认为李井泉蹲点的南充火花公社试验田，不具备推广价值。

   七、我曾经在会上提出过，大四清中不能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大，要接受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

    以上的几点建议，都遭到李井泉的多次反对。地委有位领导曾经讲过：张涛这样表态，总有一天要倒霉。果真倒了霉，从1965年到66年6月份以前，我基本上是靠边站了。但是我有一条，不管怎么样，我长期蹲在南部建兴试验田的点上，摸索粮食、棉花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要用实践的数据来说话。有人讲，张涛对李井泉是敬而远之，确实是如此，见了他的面，就要受他的气。李井泉一直认为张涛在农业上是有右倾，将来有走向单干的可能。我从六五年大四清运动中，我就是右倾危险人物靠边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什么第一个先打倒我？由于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1966年，在李井泉面前，张涛不听党的话，实际上不听他的那些脱离实际的错话，当做不听党的话。农业生产上，不是顺从他的错误的左的东西，一句话：没有全心全意的为他抬轿子，这是打倒我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6月份就搞的热火朝天，省上提出的打到的第一批名单中没有我（许梦侠书记给我讲的）李井泉特意提出要把我列入打到的对象，我是全省第一个被打到的地委书记。5月间李井泉从重庆转来南充特意对地委卫广平谈到张涛，李还批评卫广平，你不要认为是老同事、老同乡就不搞张涛，地委副书记（分管组织）***认为有机可乘，马上造谣生事，火上加了一把油，接上去对李井泉说：“张涛曾经拉拢过他，要我同他联合，夺第一书记卫广平同志的权，李井泉的怒火更大了（如何拉拢，有些什么行动，没有对证，没有做任何调查），李就凭一面之词信以为是真讲：乘这次运动把张涛这个右倾分子打倒。现在不打还等何时？对卫广平讲，要马上执行，卫当然不敢怠慢，答应马上执行，连夜召开了工业、财贸、党政群各大口负责人会议，分配每口各贴攻击张涛大字报50张，共计300余张。发动机关干部写大字报，那罪恶多得很，五花八门什么也有。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李政委等等，罪该万死。地委上报我的资料有上万字，在省委档案可以查到。同时被贴大字报的还有副专员蔡依渠、地委秘书长汤公群、地委办公室主任严爱平、副主任翁元润等人。

   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开始的，开始我认为是对文化人的运动，我又不是文化人，不太关心。我在南部建兴蹲点已经几年了，我大部分时间在点上，正在南部、阆中、仪陇等县召开棉花会议，5、6个月没有回地委机关。有一天，我的司机小赵讲，“张书记回地委去吧，不用在这里了，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人给你贴出了不少大字报。”我说，“大字报是好事，我有错误，帮我提出来，这是好事，错了就改，这样今后工作有好处的，还是工作要紧把棉花会议开完了再回去”。 六月二十号这天，我回到地委，刚下车，碰到地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曹**对我讲：老张你暂时不要工作了，地委机关群众对你提出了不少大字报，你看看大字报写检讨好了。我还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

    我在地委小礼堂看了大字报（门上不上锁），都是说我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如说“张涛主张单干，分田到户，包工到户，提出来，为什么自留地种得那么好，就是一个例子。”不满李井泉在南充的试验田，反对李井泉在南充火花试点，张涛对李井泉敬而远之，李政委上午来，你就下午下乡走，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这话说的很对，对李井泉是敬而远之，但不是反党，而是反对那种生产上的瞎指挥，几年中我同地委的关系，在李的指示下，就是格格不入）。是广安李明搞单干的黑后台等等（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后关押劳动，后平反任南充副专员）。其中的有些确是事实，有些是对的，我是这样提出不同意见。如我向李井泉曾经对发展农业生产提出的意见，对大跃进，对大办公共食堂，我只是反应过下面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已，并无攻击之意，如果把反应意见变为攻击，我实在也想不通，6、7、8月，三个月的闭门思过，没写过一个字的检查，也不知道检查什么。看了三本红旗飘飘、毛选四卷。

    7月份卫广平不出面而让地委组织部长李雪峰给我谈话，宣布：“省委报经西南局批准，因张涛同志犯有“与党离心离德”支持广安县搞单干，反对李政委在南充火花公社的试点，反对发展生猪的政策等错误，停止其中共南充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职务，进行检查”。（1980年四川省委川委函（1980）15号 关于撤销一九六六年对张涛同志停职检查决定的通知。对此进行了平反）。让我到农村劳动改造，如果不去，你的生命安全没有人负责，我确实认为八年抗战没有死了，不明不白死在和平环境中有点不划算。同意接受农村劳动，去了山区苍溪县元坝乡劳动，地委办公室去了一个干部王**看押。我离开不久，地委书记卫广平公开在地区大会上宣布，南充地区抓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涛，示意南充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就要结束了。从此就把我打成了南充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的危险人物，宣布省委决定对我停职检查。

    总之，李井泉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我作为他的眼中钉。左的路线下，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不给左倾路线的人抬轿子，因为我不准备坐，也就不给那些不讲理的人抬轿子，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政治处境。

   文革过去以后，三中全会以后，卫广平同志曾经在成都与我一起交换意见谈心，他说：现在看来你以前在农业上的措施，在过去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看都是正确的。同时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你要夺我第一书记的权，经了解都是***的胡言，这都是过去的往事了，就不要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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