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十四上）

发布日期：2016-05-19 14:2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涛

文革十年（上）

1966年快6月间，来到苍溪县元坝乡劳动改造，白天参加劳动，晚自己学习，写检讨，不知道错在那里，一个字也没有写，毛选看了三卷。我实在想不通，就给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许梦侠写信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五个书记为什么要首先打到我，我犯了什么错误？上级领导应该给我讲个明白。不久，省上指示地委让我回来南充地委，回来后第二天红卫兵造反派来了一群人把我押走了。要我揭发卫广平、曹廷明的错误，我说他们的错误让他们自己检讨，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错误。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逼着我站高板凳，逼着我写，我还是没有写。

关了几天后又押回地委，与被红卫兵打倒的地委书记卫广平、曹廷明关押在一起，三个走资派白天劳动，经常汽车押出去批斗。我因为文革初期已经首先被西南局打倒，与红卫兵造反派无任何干系，他们也不认识我，所以基本是陪斗。地委的造反派介绍这是一只打死的纸老虎，又把大字报的材料翻出来公布罪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已经使原有的各级党政机构全部瘫痪，各级干部都成为走资派，真正是史无前例，跟随毛主席经历了革命战争流血牺牲奋斗考验的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全部被打到，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无法理解这是一场什么运动，我们都成为敌我矛盾。

文革期间，停发了我的工资，五个未成年的小孩，父亲已经是个古稀老人，生活无着落，在山西听说我是反革命，生命危在旦夕之中活活气死。我当时被关押，家人不敢告诉，怕我知道后自杀。爱人拿着衣物在街上摆摊卖。南充尽人皆知，造反派就是如此狠毒。

1967年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十条），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四川省委书记职务，任命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为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张正在收集揭发李井泉的三反罪行，听省上有人说我是被李井泉打倒的，曾经是反对过李井泉的，既通知我去成都。去成都后长时间没有返回南充，张国华亲自对我讲，张涛你是南充专员，一派要保，一派要打倒，回去了对大联合不利，等两派团结了再回去，而且各地武斗已经十分严重也不安全。

1968年2月，接省上通知去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县以上军、干、群代表参加，同飞机去的有刘启民、张元和、杨俊杰。在飞机上遇到了刚刚放出来的老省长李大章同志，几年未见十分亲热。才知道也是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是经毛主席、周总理点名来北京参加学习班，准备解放出来工作。到北京后南充来了一百多人无法解决吃住问题，杨俊杰找我商量请我想法，我打听找到了原在晋绥工作的老上级纺织部副部长联系后，在中纺部招待所住下，解决了这一难题。

四川班的领导是张、梁、刘、张和50军、54军的军长政委，3.15以后李大章作为地方干部参与领导。这次学习班主要是：一是成立四川省革委会，二是支持张梁刘张，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搞武斗是错误的，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建立各地区革委会。学习班结束前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班全体学员。

张涛（中）1968年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以后省上组织学习班筹备成立南充地区革委会，革委会由军、干、群三方面代表组成，代表分配名额：驻军代表一人、军分区一人，群众组织两派各自推荐，地方干部代表一派无法推出够级别的代表，一派推出我和老红军付专员任民。为此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天宝、刘结庭、张西挺在成都军区专门接见了南充军分区司令朱博赫、任民等人。张国华政委提出：主任由驻军代表李晋爱担任，军分区政委梁万华担任付主任，干部代表谁担任？任民同志是老红军，你就出来担任。任民说，张政委你知道我不行，挑不起这副担子，还是张涛同志来干好一些，张说：张涛同志暂时还出不来，有一派反对，军队同志也不同意。李大章副主任说：张涛同志你们南充不用，调回省里来安排。最后张国华政委说：张涛你们再讨论讨论，看行不行。

后来几天组织对地方干部代表的推荐辩论，我成为最大的焦点人物。一派攻击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国民党等等都被一一驳斥。虽然他们毫无根据，但就是不同意。后来对任民同志任副主任也反对但是无可奈何。以后省上批准成立了南充地区革委会。

随后期间张国华政委指示由省上成都军区组织人调查证明叛徒、国民党问题，证明历史清楚，毫无任何问题，纯属一派胡言。

但是南充一派和当地支左军队干部仍然坚持要打成叛徒，花了上万元路费四处调查，在外边还威胁别人要写叛徒证明材料，全被碰了钉子回来。后来军队的人亲自出马，到西安市强迫原晋绥根据地三地委组织部长卫怀礼（陕西省委常委，正在家中养病）证明叛徒材料，卫说：张涛不是叛徒，1939年敌人逮捕后是我军打开临县城这一批同志获救，出狱后手脚还带的手铐脚镣，政审是由我亲自做的，历史上党组织早已做了鉴定，这一批同志在狱中表现是坚定地。我已经写过了三次证明，要我写叛徒，你们这是搞派性，你们军队也在搞派性，你们在四川搞派性，你们滚开陕西。骂走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来过。这是卫怀礼生前给我来信讲的。他当时是组织部长、陈少山是副部长（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另外苗前民是临县组织部长曾经在文革中也为我写过证明，证明我不是叛徒。这些支左的军代表用这种丑恶的手段实际上在支派，今天看来煞费苦心，十分可笑。当时的县委、地委、临县县委，不少负责干部均有证明，逮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我军打开城才获救出来的，他硬是要捏造一套是叛变后放出的，四人帮这些人大概是认为共产党内叛徒越多越好，越能说明刘少奇的叛徒严重，否则就过了日子似的。

1970年-1972年连续三年关押，名义上不是监狱，而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比监狱还要监狱，因为我们的监狱还有一套法律，斗、打、体罚，一站就是四、五个钟头，有病不准你看，作为交代罪恶的一种交换条件，交代了可以看病，否则不准。

支左军代表也辛苦了，出了一排的兵力站两道岗，大小门各一道，日夜守护，如临大敌，还出了四个团级干部对付我这个人。他们确实也是为四人帮出尽了力，可惜他也是上当，白辛苦落了空。

抓叛徒问题没有着落，以后又抓住“三老会”问题，省委书记杜心源被诬蔑是四川“三老会”总头子，张涛在抗战时期晋绥边区是杜的老部下，自然也是南充“三老会”的头子，真是无稽之谈。最后什么稻草也没有捞到。

1972年11月间，在南充支左的38师师政委龚殿友（当时地革委主任兼地委书记），不得不出来向我赔礼道歉，认为他们是犯了错误，错整了人。还说什么你是山西离石人，我是山西浮山人，意思是老同乡，应该和好。龚殿友亲自召开两千人大会为我做了平反。这场叛徒风波就此结束了。

不是叛徒，还是不是党员还没有说，在到1973年12月间，地委突然通知我去省党校，我讲我还不是党员，去什么党校，看到他们亦在支吾，无言对答，我也不说了，拿上介绍信去省委党校报到了。从此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从1966年6月起，到1973年12月才过组织生活，相隔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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