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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战友，良师——缅怀龚逢春同志

发布日期：2015-12-03 17:1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晋绥基金会

知音，战友，良师——缅怀龚逢春同志

姜宝箴

龚逢春同志离开我已十二个年头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高尚的尽想品德，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它是我的精神支柱，永远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1953年龚逢春、姜宝箴在重庆时合影。

共同理想信念的结合

我和逢春相识是在1940年初，经刘俊秀同志介绍认识的。俊秀同志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民运部长，是逢春的老战友，他又是我们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他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我，在婚姻问题上也很关心我。他对逢春和我都很了解。从他那里知道，逢春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为人老实正派，是位好同志，他劝我和逢春约个时间见面。和逢春第—次见面时，他就非常诚挚坦率地详细谈到他的身世和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听了他坦诚恳切的话，我很感动，也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详细告诉他。这次交谈中，我曾问他对我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和我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早就了解我。他作为组织部长（他原是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不仅从档案上了解我，而且从我的工作表现和同志们的反映中对我留下较好的印象。

我听过他那坦诚真挚的自我介绍后，觉得他是一个诚实正直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从此开始同他来往，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彼此的感情也日益加深。比较熟悉的同志听到我们的事，也都表示赞同，热情支祷。有—天在区党委遇到赵林同志（他原是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晋西北，晋西南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后，任副书记）他说，逢春是位好同志，他可是位忠厚老实的人。又一次在行署开会时，续老（续范亭主任）听到我和逢春的事，也称赞他：逢春同志可是个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人。祝贺你们的结合。

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这年“五一”节由林枫同志（晋西区党委书记）主婚；在兴县石砭乎山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我们和全体机关干部为庆祝“五一”会了一次餐。婚后第二天，他忙着在区党委开会。我就回到妇联机关工作。那时晋西妇联机关住在兴县城里，逢春住在石砭子，相距有几十里路远。不久我到三分区蹲点；他也到静乐区巡视检查工作。我们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时由于敌人频繁扫荡，经常流动；我们没有固定的家。妇联干部都是住在老乡家，妇联机关和区党委经常相距有几十里路远，我平时不回家，只在区党委开会时才回去；我们相处几十年，他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对我总是关心体贴，相敬如宾。他的生活也不要我操心，他的衣服被褥不但不要我替他洗，就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让干，都是他自己动手洗，衣服破了也是自已缝补，他身上经常备有针线袋，衣服破了随时自己缝补，这是他在陕北打游击时养成的习惯。

在战争年代，我们选择对象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我们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共同信念下结合在一起的。结婚以后，我们一直把革命事业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个人家庭生活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遇到工作需要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或遇情况紧急不能兼顾私情的时刻，就都抑制着内心的情感，不让个人的儿女私情拖累革命大业。为了不影响工作，我的第一个女儿生下来就送了人。对于我这作母亲的人来说，那时候是强压着内心的伤痛，强忍着感情的折磨，经过剧烈的自我斗争才下定决心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时，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想送给老百姓收养。我写信给逢春征求意见，他收到信后表示同意，并说在送人之前要见她一面。后来他来了，看到孩子活泼可爱，流露出无限婉惜的神色，但他仍旧同我一样忍着思想感情上的折磨，表示不要因孩子拖累影响我的工作，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只因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许多人家遭受敌人烧杀掠夺，被害的家破人亡，自救不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家，才把孩子在身边留下来。

关心支持妇女工作

逢春一向重视妇女的解放运动，常说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民族解放的标志，妇女的解放是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运动都必须有广大妇女参加。1946年秋，我从延安治病回来，分别向分局几位领导同志汇报了蔡畅同志对晋绥妇运的指示精神；要把妇联组织机构和妇委组织很快恢复健全起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逢春对蔡大姐的指示十分重视，由组织部陆续抽调了一些妇女干部回分局先把工作抓起来。他说，很快要进行土地改革，先把妇女干部派下去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待土改告一段落，再充实加强各级妇联机构。组织部在从各地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时，注意了抽调大批妇女干部参加土改工作团，并在每个土改工作团都配备了妇女干部参加领导。为了使全党重视发动妇女参加土改运动；使广大妇女在土改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分配土地财产等方面得到和男子同等权利，他让我们为晋绥分局起草了《晋绥分局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经他和分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同志审阅修改后，于1947年2月20日以分局党内文件发给各级党组织以引起全党对妇女工作的重视。

为了解除妇女干部参加土改的后顾之忧，分局组织部协助办了分局机关托儿所；怕有些干部不放心，我们带头把孩子送入托儿所。我的孩子在托儿所不慎从炕上摔到地下；跌断了锁骨；那时我正在张家湾任土改工作组长，逢春让所有的人对我保密，直到后来回分局开会时，才发现孩子的锁骨跌断，并且已经好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怕我不放心，影响工作。

其后，晋绥分局重新成立了妇委，逢春兼任妇委书记。1948年8月，晋绥分局首次召开了晋绥边区妇女工作会议。这是第一次由党委出面主持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妇运的方针任务，并决定召开晋绥边区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妇工会议前后，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各级妇联机构和妇委组织都已健全充实起来。并且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1949年2月，晋绥分局让我代分局起草晋绥边区妇女工作的基本总结报告，也是经逢春审阅修改定稿后，以分局名义上报中央的。1949年2月12日至20日，晋绥边区召开了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总结了十一年来晋绥边区的妇女工作，通过了晋绥边区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决议。会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还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区妇女工作决定的决议》，是经过逢春修改定稿下发的。

逢春兼任分局妇委书记后，在他的关怀支持下，晋绥妇运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广大妇女不仅积极参加了土改，而且从中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经过土改，边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到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她们参加生产的积极性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热忱，为支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7年在延安合影。龚逢春（左）、李登瀛（中）。

廉洁奉公，严于律己

逢春一生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都以身作则率先做到。1946年冬至1947年春，晋绥实行精兵简政，动员家属回农村劳动。他和我商量说：我们应当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劝说我在1940年已参加工作、在被服厂当女工的母亲返回农村。我母亲一个人回去生活困难，接着又把我在晋绥行政公署工作的弟弟动员回农村去。

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1940年时，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他和大家一样吃黑豆。他的肠胃不好，吃了黑豆不消化，常常吃什么拉什么，他也不在意。1941年夏天，他患了伤寒病，发烧过后在恢复期特别易饿，他一直忍耐着，他从没有接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他和其他干部一样吃煮得很硬的小米饭，结果造成肠出血差点送了命。当时我不在他身边，事后分局罗亨洲大夫告诉我的。伤寒病尚未完全复原，他就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带病工作。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前，每人每月发十元钱的津贴，他不肯领，只向公家领点生活必需品牙膏、牙刷、肥皂毛巾之类。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来没有到外地旅游疗养过。从陕甘打游击到晋西北根据地都是钻山沟。全国解放了从四川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到外地疗养，是在1965年暑假，参加中央组织部安排党校的副校长到青岛疗养。原定时间一个月，他带了许多书去，但只住了半个月，感到非常不习惯，就独自提前赶回党校做开学的准备工作。

他对子女亲属也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自己的家属子女搞特殊化。以权谋私之类与他是无缘的。1948年晋绥分局重新成立妇委，逢春兼任妇委书记。有人建议由我任副书记，他坚决不同意。1949 年2月召开晋绥边区第三届妇代会时，分局决定让我继续担任妇联主任，我感到逢春任分局组织部长又兼任妇委书记，我再任妇联主任由他直接领导工作不方便，容易给人造成公私不分的印象，应当回避。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并且推荐请沈谷南同志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做实际工作。逢春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妇联执委分工时，我按他的意见做了传达。后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张子意、赵林二同志不赞成这种改变，逢春坚持自己的想法，并说服了他们。他了解我不愿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也不赞成我在他的领导下担任重要职务。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一贯的。1950年初，中共川西区党委成立妇委时，区党委组织部长宋应同志建议由我任妇委书记，逢春坚决反对，主张由区党委其他常委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做实际工作。

抗战初期，我把大女儿寄养给一个贫农家，没有给过生活费。迫于生计困难，他们又把孩子给了另一家贫农当童养媳，生活十分穷困。我想把孩子接回来，又付不起生活费。当时根据地经济很困难，我们又不愿向组织伸手，增添麻烦。我是作母亲的，难免经常挂在心上，有时心情不愉快，他就安慰我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现在是战争年代，许多贫下中农生活贫困问题解决不了，他们的子女一样得不到温饱。我们应当和贫下中农比，这样就想开了。直到1948年旱灾严重，孩子才被人家送回来。

1949年冬，南下四川路经汉中他的家乡，贺龙同志要他回去看看。逢春回到城固，打听到他参加革命离家前出生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他的家里原很穷困。一直处在国民党暴政统治下，他投身革命以后，因怕国民党对他家人迫害，不敢和家里通信。十多年来，音讯隔绝，生死难卜，孩子们突然听到十八年没有音讯的父亲回到家乡，高兴极了。他们以为这下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结束贫困生活了。但他没有为他们安排工作，而是劝说他们，安心在农村劳动。他说，我们将会很快解放成都。可是刚解放的城市失业的人很多在城市就业困难，你们农村务农总可以糊口。他还嘱咐子女不要去找组织，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同时也嘱咐白成铭同志（当时汉中的地委书记，在晋绥分局时作过他的秘书）不要为他的子女做什么照顾。他的大儿子、大女儿听他的话一直留在农村务农。后来他的孙子、外孙高中毕业，要求他给安排工作时，逢春仍劝他们在农村安心农业劳动，说青年人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如果大家都不安心务农涌进城市，没有人种地，那么全国人民吃什么？民以食为本，不种粮食，又怎能搞建设？他的儿孙们也都听他的话，留在农村劳动。他从来没为子女安排过工作。

1952年，他的二儿子在成都读高中。那时中央规定，在保送到苏联留学的学生中，应有一定的干部子弟名额。当有关部门按规定把他儿子报到川西区党委，逢春审阅名单时，发现有他儿子的名字，就给划掉了。这件事当时我不知道，后来在一次偶然闲谈中得知，我抱怨他不该这样做。我说，这是按中央规定，在所有干部中只有你的儿子读高中，他是符合条件的，不属于搞特殊化。他解释说，他作为区党委领导人，把自己的儿子保送出国留学，会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另外，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些比他更为优秀的人材出国留学深造，对党和国家更为有利。

进城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专车，他从不让子女乘坐他的小车。星期日他带子女上街买东西或者参观、办私事都是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

在儿子女儿读大学时，他每月只给二十元生活费，包括穿衣、吃饭、零用全部在内。我觉得生活费给的太低。同他商量，提出给他们再增加一些，他坚决反对，还嘱咐我不要另外再给他们寄钱。他说，那样对他们不好。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在他的培育下，我们的子女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龚逢春 1964年北京

广阔胸怀高尚品德

对组织，逢春一贯不居功，不诿过，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遇到工作中出了问题，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1943年整风抢救运动。康生在延安搞的那套抢救失足者，大搞逼供信的“左”的错误作法影响到晋绥，并牵连了一大批晋绥干部。逢春是反对康生搞的那种“左”的错误作法的，但在“左”的影响下，认为党校打不开局面，组织上派了一些同志加强晋绥党校领导，让他休息养病，党校抢救运动也伤害了不少同志。后来毛主席发现左”的错误迅速予以纠正，决定进行甄别。逢春在动员甄别的会上，对抢救运动作了总结，主动的承担了责任，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同志道歉。他从理论上，思想方法，思想作风上检查了犯“左”的错误的根源，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大家团结一致地投入到甄别工作中。在1947年土改运动中，他对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搞的那一套“左”的错误作法是反对的并进行了抵制。他不赞成在告农民书中提出的：“群众要怎么惩办，就怎么惩办”的提法。他认为这种提法是不要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群众运动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他的意傀意见不被采纳的情况下，在这个告农民书发表前，他又在对干部问题提出的，“不管是什么人，大家要怎么斗，就可以拿去怎样斗。”“大家要怎么惩办，就怎么惩办的后面”加了一段话：“干部是指各种出身虽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而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当由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犯了罪的行为则是由于他们为个入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1948年毛主席在对晋绥干部讲话时，批评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提法，指出这是取消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的错误，并在一次会上说过，你们没有注意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后面，有一段话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否定了前面的提法。

在这次土改整党运动中，他对那种认为晋绥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严重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要在土改中搬石头，揭盖子，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左”的作法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晋绥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艰苦的战争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出身虽不同，但他们是拥护土改，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应分清是为公还是为私区别对待。在他的意见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就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主张把被错误处理的干部送到党校学习。虽然他不赞成土改中一些“左”的作法，但在毛主席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后，他积极地帮助下面纠：“左”，并为错误处理的干部彻底平反。他还主动承担责任。在1948 年召开的晋绥党代会议上，他做了许多维护团结的工作。他在分局会议上和个别交谈中提出，既要充分肯定土改的伟大成绩，又要认识到“左”的严重错误，总结经验教训，领导要主动承担责任，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同时在干部中强调要从理论政策上思想上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以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他那种大公乖私，光明磊落，维护团结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能从党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1947年土改中，我因抵制那些“左”的作法，曾被撤销土改工作组长职务，被戴上地主出身（实际是城市贫民出身，几代人都没有土地），地主立场，包庇地主的帽子，还准备在报上发表开除我的党籍。这时他到张家湾来看我，给了我很大鼓励。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得知后，他说，我了解这个干部，她不是那种人，不要急于发表，并亲自到张家湾来向我了解情况。后来毛主席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后，我才没有受到处分。1952年“三反”时，区党委领导点了我的名，因成都刚解放时失业问题严重，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我组织贫苦妇女为军队做军鞋解决她们的生活困难，受到群众和党组织的好评，邓小平同志称赞我们是以工代赈的好办法加以推广，可三反时怀疑我有经济问题。我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处分，虽经查证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没有经济问题，但仍受到了实际上降级降职和党内警告。（1982年彻底平反了）。当时他深知我受到了冤枉，劝我要经受住委屈的考验。他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不受点委屈。“三反”过后，有时我不免要提起“三反”中受冤枉的问题，他就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了，一个共产党员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折磨，但他从来不向任何人提起，就是在他病重住在医院期间，老战友们前去看望他时，他也从不谈论文革的事情。甚至打倒“四人帮”后，我向他提出要求党组织给他平反时，他仍然说：打倒“四人帮”后，党要做事情很多，我们不要为个人私事给组织添麻烦，我不需要给我做什么评价，只要党承认我是个中国共产党员就足矣。1977年冬，在他病危抢救时，我背着他向党校领导提出申请给他平反，校领导很重视，很快派人重新进行调查，并于1978年初给他做了彻底平反的结论。

勤奋好学，手不释卷

逢春酷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在晋西北打游击时他经常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带在身边，有一有空就阅读。当敌人扫荡时，他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独不能丢一本书。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反复阅读钻研，并且做了许多笔记摘记，除了丢掉一部分外，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几十本。

实行工资制后，他有了买书的条件。他的工资，除了我们必要的生活开支，资助农村子女亲属外，他不做毛料衣服，不置家俱，不买什么东西，剩下的钱全都用来买了书籍。除了购买马、恩、列、斯全集，选集和单行本等，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古典文学，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和许多古今中外文学著作。他的业余爱好就是跑书店买书，只要发现好的古典文学书籍，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买回来。

逢春常说，一个人应当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要活到老学到老。他不仅是活到老学到老，而是学到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直到他临终前几分钟已不能阅读报纸了，还在怀里抱着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他患严重心脏病，曾经几次病危抢救，但他始终不忘学习，打倒“四人帮’后，他唯一的要求是学习党内文件，当满足他的要求后，如饥似褐的阅读党内文件，学习党校复校后规定的学员必读的马列著作的选读本。我曾多次劝他，制止他，都遭到他的反对。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要珍惜这有限的时间，抓紧学点东西，了解-些国内外的大事和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在他临终前三天，当一些老战友听到他病危的消息，到医院来看望他时，他还向他们仔细的询问石油、钢铁等重点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我怕他谈话久了心脏受不了，就故意插话打断他们的谈话，事后他很生气的对我说，你不应打断我们的谈话，我是多么想了解这些情况。我深知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又不愿在他面前流露出来，看到他那种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的深情，我是既感动又难过。

逢春离开我已十二个年头了，在几十年坎坷的革命生涯中，他是我的知己，忠实伴侣，又是我的良师。他那坚强的党性原则，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胸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作风，以及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他永选活在我的心里。

（本文作者:龚逢春夫人，原任晋绥边区妇联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校委办公室顾问。发表于1991年4月16日，原载《龚逢春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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