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照日月浩气贯长虹第三章

发布日期：2016-10-21 12:02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作者：《龚逢春纪念文集》

第三章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沈彦科、叶华

参加耀县起义

1933年6-7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发动和领导下，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逢春同志受省委派遣，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事先经过周密的筹划，由王泰吉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宣布起义的时间、信号，划分各连负责的地段，分别规定任务，布置收缴反动民团、公安局、县政府、保安团的枪支等事宜。逢春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21日中午12时，他和起义部队一起，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战旗，各按地段一齐动手，一举解除了全城全部反动组织的武装。起义官兵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讲起义的原因、意义和准备施行的各项政策。破狱释囚，开仓济贫，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起义获得全胜。

耀县起义后，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成立政治部，逢春同志先后担任政治部科长、主任。部队和杨虎城部作战失利，受到损失，余部和红26军4团配合，在陕甘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根据地。

为了统一领导当地各革命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1933年8月14日，陕甘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3团，与原红4团及新成立的骑兵团合编为红26军42师，由王泰吉、刘志丹先后担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在高岗主持下，逢春同志正式恢复了在杨虎城部51旅搞兵运时一度因故中断的组织关系。从1933年夏到1934年冬，他先后担任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26军42师的政治部主任。

红军中的政治工作

1929年，毛泽东同杰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逢春同志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他对军事与政治工作的关系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作为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孜孜不倦地向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讲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以及军民的鱼水关系等，帮助战土们提高思想觉悟。不仅如此，他更充分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召开群众大会，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还要针对群众的思想，宣传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除去口头宣传，他更严格约束部队注意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搞好生产和生活，让群众真正感到红军是群众的队伍，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行军打仗中，逢春同志除了带上武器，还要背上纸、笔、墨、砚和刷标语的刷子。大家开玩笑地说：他身上背了个“百宝箱”！，有了这个“百宝箱”，红军走到哪里，他亲笔写的、亲手刷的大标语就贴到哪里，一时在赤安、定边、靖边一带，墙头、道边，“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1”“打倒国民党！”的大标语处处可见。这都是他那个“百宝箱”的功劳。

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过得硬”，军纪严明，红军游击队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红军内部干群关系也是亲如兄弟，有时打开敌人寨子，缴获一些布匹，逢春同志便亲手给战士裁剪衣服，有时他还和战士一起做饭。为了活跃战士的文娱生活，他更亲身登台为战士们演出。他身为游击队主要领导干部，却能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战士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地作到战士的心坎里。

筹建苏维埃政权

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红26军42师开始在照金、后来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南梁建立根据地筹建苏维埃政权。南梁北靠三边、南靠三原，西北靠宁夏、内蒙，地区辽阔，还是个“三不管”，地带，便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工作。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军队驻在城市，地主武装民团驻在乡镇，红军就在城乡之间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南梁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逢春同志参与了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准备工作，还亲自为大会写了标语，制作了旗帜和宣传品。南梁随即成为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逢春同志于1934年冬至35年春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还兼任新成立的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的政治教员，给学员上政治课，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以及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

创办《西北红旗》报

逢春同志在陕甘特委宣传部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特委的机关报《西北红旗》。这是一张油印的小报。由逢春同自编、自刻（腊板）、自己动手油印，还包揽了出版、发行一切业务。

在这张小报上，报道了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宣传井岗山道路和中央苏区的革命英雄事迹，在陕甘边苏区军民中扩大中央苏区的影响，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同时，通过它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敌斗争和优待俘虏的各项政策，教育干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打击、揭露、粉碎反动派的无耻造谣污蔑。与此同时，小报还为发动群众参加工会、农会、赤卫军等革命的群众团体起了很好宣传、动员作用。

在当时交通阻隔、信息不灵和物质条件极端匱乏的条件下，这张小报以相当高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很好地完成了党报的宣传报道任务。然而，这里凝结着逢春同志的多少心血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遮蔽晴空的一片乌云

1935年，陕甘边区6个县相继攻下，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逢春同志重返前线，任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带领游击队活跃在庆阳、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获得很大发展。

但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传到了陕北。这条路线的执行者们在“肃反”的名义下，对外强调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则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同志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时，蒋介石正发动第三次“围剿”，大军压境，广大红军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抵抗蒋军的进攻，“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却在后方肆意夺权、抓人，制造一桩又一桩的冤假错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好同志纷纷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红26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他们严刑逼供、残酷迫害、血腥屠杀。一时无辜被杀的革命同志竟达200多人，许多同志在残酷迫害下含冤致死。边区人心离散，干部人人自危。白匪军乘机进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造谣煽惑，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纷纷“反水”，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

当时正在前方同敌人苦战的逢春同志，竟也被列入，“肃反”对象的黑名单。逢春同志怀着满腔悲愤，慷慨陈辞：“宁可死在敌人刀下，决不死在“左”倾路线的手下！”他把对死难战友的哀悼、对“左”倾路线的愤怒统统化为对敌斗争的力量，更加舍生忘死地率领队伍四处活动，星夜奔驰，狠狠打击敌人，捍卫边区。若不是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及时到达，他也难免惨遭毒手。

迎来红日，驱散阴霾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旗镇附近。

吴旗正是逢春同志的二路游击队活动地区。当时他正率队在安边堡一带活动。接到靖边县苏维埃送来的喜讯，他立即率领直属部队连夜赶回靖边，让部队住在凤凰寺，他和二路游击队指挥马福记一起到县里问明情况，布置了对山上作战的中央红军进行支援和组织慰问等事宜。随即和马福记赶赴吴旗，找到总政治部的地方部，说明来意。毛主席得知，立即接见。逢春同志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一一回答了主席的询问，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和陕北苏区的情况，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以及周边敌人山西阎锡山、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白匪军的兵力部署与士气等情况。此外，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肃反中发生滥捕乱杀、刘志丹等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入狱，遭受迫害的情况。并明确表态说：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毛主席听后，立即表示对这一问题严重关切，说：中央到达陕北后，肃反中的问题和刘志丹等同志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随即下令马上停止逮捕，已捕的干部一律交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审查小组，带上电台，赶赴瓦窑堡传达主席指示，解放刘志丹等100多名幸存者，迅速处理了这一问题，解除了西北的革命危机，驱散了笼罩在陕甘、陕北军民头上的阴云，重现晴空。

毛主席还指示逢春等同志：中央的意图是要全面赤化大西北，要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工作，同时密切注视三边方向的敌情。这是毛主席为把西北建成全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布局预作准备。

逢春同志怀着无比喜悦与感激的心情，赶回了部队驻地。在重新出现的团结战斗的局面下，他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力百倍地做好党需要的一切工作。

平定叛乱，巩固苏推埃政权

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逢春同志从1935年冬转入地方工作。从1935年冬到1937年，先后担任志丹中心县县委书记、陕北省委宣传部长、西北中央分局组织部科长、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

错误的“肃反”被纠正了，但它的后遗症——反动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煽起的叛乱还在一些地区蔓延。逢春同志义不容辞地投入了平叛斗争。

平定“赤安事变”。1935年12月，靖边县苏维埃警卫大队两个中队叛变，窜入赤安县境，杀害了县执委贺云仙、县府秘书贺满朝，绑架了县委书记任文明和边区巡视员冯世祥，交给八寨子民团头子曹俊章杀害。叛乱迅速蔓延，50多个区乡政府被他们搞掉了，叛匪队伍扩大到八、九百人。无辜干群57人被他们血腥屠杀，罪大恶极、有血债被关押的地主豪绅32人反被他们释放。面对叛匪猖獗，形势严重，省委决定成立赤安中心县委，辖赤安、定边和靖边部分地区，调逢春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组织地方武装，戡平叛乱，消灭叛匪，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和各级政权。

1936年1月至4月，逢春同志率领赤安县独立营东征西讨，将窜入赤安的匪帮一一消灭后，又在靖边县、新城堡、宁寨堡一带穷追猛打，七战七捷，全歼逃敌，恢复了赤安、靖边、定边各县的红色政权。

叛匪的迅速消灭，既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充分发动群众，从思想上深入动员群众，赢得群众广泛而热烈支持的结果。在平叛过程中，他每到一处，都要深入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如；他在金佛坪下乡时，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就在群众大会上结合叛匪抢粮、烧房、残害群众生命财产的，种种罪行，激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鼓舞群众的斗志，说明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军队的威力，而党和军队又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巨大支援，才能打败和消灭敌人，恢复苏维埃政权。这样经过几天的反复宣传发动，在统一了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又从组织上扩大和健全了金佛坪的赤卫队、工会、农会和少先队、儿童团等，为加强平叛斗争的支援，作好了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打好了胜利平叛的基础。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3年12月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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