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照日月浩气贯长虹第四章

发布日期：2016-10-25 12:02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作者：《龚逢春纪念文集》

第四章为巩固、扩大晋绥抗日根据地作贡献

单人匹马到晋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逢春向志肩负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当年8月，他调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1月，未及毕业就被调出，任陕甘边区政府驻榆林地区办事处主任、榆林地区特委书记，主要作统战工作，兼领导伊克昭盟东部几个旗的工作。这期间，他作蒙古上层和一般群众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还争取了上百名从绥包撒出的蒙汉知识青年到延安，时间不久，又被派往抗日前线。1938年夏至年底，任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初又调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战斗。从抗战、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一直生活和战斗在晋西北——晋绥解放区。在这块土地上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他同这里的广大干部、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晋西北、晋西、晋绥分局，他先后担任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宣传部长，社会部长、党校校长，对晋绥根据地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运动、干部培养、开展群众文化教育事业，以至建立青年团的工作，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后来改称晋绥边区的晋西北，位于山西省西部和绥远中东部。西凭黄河天险，东临汾河和同蒲、平绥两条铁路，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联接，后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它包括了山西同蒲路以西大部、绥远黄河以东及平绥路以北地区，威胁着华北敌人的侧背，屏障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它还是联结全国各解放区的枢纽，是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交通往来必经之地。全境南北长2000里，东西宽500里，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辖75县（旗）市，人口600多万。是敌后具有重大战略作用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9年1月底，逢春同志单人匹马，从晋察冀边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躲过敌人的扫荡，到达晋西北的兴县。之后，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很快找到区党委。从此开始了他在这里长达10余年的战斗生涯。

反顽斗争的胜利和“知人善任”的组织部长

逢春同志到达晋西北之日，正是这里的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十分复杂艰苦的时期，既面临日军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又要对付背后阎锡山为首的顽固派的疯狂破坏。

1937年9月初，日寇沿平汉、平绥两路大举进攻，山西危在旦夕。阎锡山被迫宣称“联共抗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八路军120师贺龙、关向应奉命率部到岚县、苛岚一带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过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日军万余人的大举进攻，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巩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与120师通过党领导的牺盟会、动委会（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战前它已在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抗战爆发后，在晋西北各县成立县牺盟会，另在全省建立4个牺盟中心区，牺盟特派员和中心区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动委会全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县的动委会是战动总会在县上的派出机构。是公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抗战中在山西实际起抗日政权的作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事变”前，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4个地委以及县、区委和村支部。根据地蓬勃发展，形势很好，但自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加之它对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北的进攻已被粉碎，山西局势相对稳定。这时，原在日寇大举进攻威胁下被迫，“联共”的阎锡山，竟转过头来对付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和进步势力。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为对内，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政策，阎锡山便顺风转舵，由“联共抗日”转为积极反共，下令取消战功总会和新军各部队的政委制度，妄图撤换进步的专员和县长，夺取新军的领导权，并停发抗日群众团体的经费。要达到“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的反动目的。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派代表和日军秘密谈判，暗地勾结。11月1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发表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决定军事上以防共为主，命令各地国军进攻抗日队伍。在这一系列反动政策措施的鼓动下，阎锡山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指使他的旧军不断向新军挑衅滋事，制造摩擦，12月初，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竟悍然发动了“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妄图一举消灭新军和八路军，消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恢复他的专制统治。

但是，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贺龙、关向应同志及时的具体指导下，晋西北区党委对这次突然事变早有准备，应付裕如。不仅粉碎了阎锡山苦心策划的这次突然袭击，而且歼灭了阎军一部，它的残部被打得抱头鼠窜，逃出了晋西北，从此结束了晋西北的两种军队两种政权斗争的局面。

逢春同志为反顽斗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罗贵波同志在回忆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表扬逢春同志说：“龚逢春在反顽斗争和晋西事变中同区党委同志是团结一致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坚定的。他结合自己负责的工作实际，紧密配合反顽斗争和粉碎晋西事变的斗争，作了大量工作。”到晋西北仅一年多的逢春同志，此时既是区党委委员；又分工抓组织部的工作。作为区党委委员，他要参加区党委的活动，考虑全区大事，参与决策和指挥工作。而作为组织部长，他又要抓部的具体工作。当时组织部只有两个人：一个部长、一个助手。他常说：“当前组织工作的重点是领导班子的建设。”“要正确使用干部，首先是要了解干部。知人善任。”为了了解干部，凡到区党委开会或来汇报工作的同志，他都要找来谈谈干部问题；从延安或其他地区来晋西北工作的干部，他总要见见面，谈谈心，还亲自作笔记；调配干部，他亲自代区党委写通知或介绍信，常常工作到深夜，为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在考察、了解干部的基础上，于1939年7月以后放手提拨了一批干部，对各地、县委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班子也作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为反顽斗争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对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和顺利接管晋西北各专、县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加强人民武装的建设

1940年2月7日，根据中央指示，晋西南和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全面领导两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逢春同志任区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和晋西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他对武装工作这项新任务兢兢业业，摸索、钻研，力争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当年5月中旬，区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反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战政策的经验教训。逢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具体详细地阐述了发展抗日武装自卫队的建设和工作方针、加强对人民武装的统一领导、整顿和发展抗日武装自卫队，以及根据地、游击区、接敌区人民武装的不同任务和工作方法等问题。指出这支群众性武装是一支能起作用的队伍，平时抓生产、维护治安，反扫荡时站岗放哨、送情报；夜间袭击敌人，白天骚扰敌人，掩护群众转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次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有关抗日武装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问题，对后来民兵队伍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宣教工作岗位上

1940年冬逢春同志接替调往延安的张稼夫同志，任宣传部长。翌年春，又兼社会部长。

逢春同志极其重视党报，要求充分发挥它作为党的喉舌、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1940年9月18日，区党委的机关报《抗战日报》在兴县创刊，贺龙同志亲笔题词：“人民呼声”。逢春同志对它爱护备至，经常关注它的改进提高，特别重视社论的撰写。为了写好社论，特地成立了由区党委领导的社论委员会，他作为成员之一，规定凡属重要社论都经集体讨论，由熟悉有关问题的同志执笔，要求有针对性地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不搞“无的放矢”。有时他也亲笔撰写社论。有一段时间他还亲自审阅每期报纸的清样，直至看到报纸办得已经上了轨道，才建议区党委，把这项任务完全交给社长廖井丹同志负责，就象慈母无微不至地照料襁褓中的婴儿，直至他能够完全独立地行走，才撒开手一样。1942年晋绥分局成立后，这张报纸又成为分局的机关报。

逢春同志对于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以适应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他对干部培训和对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开展扫盲等工作十分重视。1940年12月10日，他刚刚就任宣传部长不久，就在总结当年工作、布置来年任务的地委书记联席会上，提出了1941年宣教工作方针任务和具体要求，对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了计划和部署，对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办冬学、夜校、识字班等也提出了具体计划和要求。他还提出了在根据地、游击区恢复小学教育的问题。翌年夏，他专门召开地委宣传部长联席会议，检查总结宣教工作，并对下一段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在区党委和逢春同志的领导下，晋西举办了各种干校和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大批得力干部。1940年，在兴县办起了军政干部学校，后来改称抗战学院。1941年，为了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又把抗战学院的短期训练班改成晋西师范学院，逢春亲自抓学院党的工作，解决党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经过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在干部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把学校办好。

1940年冬，又把各抗日救国联合会举办的工人、农民、妇女干部短期训练班合并，成立了晋绥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民运干部学校，以提高群众工作干部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

鉴于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对大批后备干部不断增长的需要，在逢春同志主持下，又在各专区先后举办了比较正规的革命中学，以学文化为主，兼学政治理论。为了纪念贺昌烈士和在抗战中牺牲的八专区专员顾永田同志，还分别在离石和交城办起了贺昌中学和永田中学。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不仅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全国解放后的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

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晋西根据地、游击区和接敌区，人们居然把小学教育恢复了起来，还普遍办起了冬学、夜校，识字班。琅琅书声压倒了敌人的炮火轰鸣，响彻了晋西的山村、大地，经过教育的农民群众思想面貌有了新的变化，大大发挥了参军参战、支前的积极性，提高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坚韧性和经受艰苦环境磨炼的毅力，还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迷信，使千百年来闭塞落后的农村风气开始有所改观。

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

1943年冬，逢春同志调任晋绥分局党校校长，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

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和这次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逢春同志的认识是极为明确和坚定的。为了把整风学习搞好，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宣讲整风学习的意义、目的和方法，强调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把中央规定的文件学好，确实领会精神实质，紧密联系实际，总结实践经验。特别强调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学好文件的基础上，要求学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他经常深入学员支部、班组，听取学员们的讨论和各种见解，并即席解答疑难问题。语言简炼，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帮助学员清除“拦路虎”，把学习引向深入。

这次整风学习，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风，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有了提高，明确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党性，改进了作风，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团结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夺取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成绩是伟大的，但是，运动中遇到的干扰破坏也是严重的。1943年秋冬，在整风中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正在健康发展的整风学习，导致严重的“左”倾错误，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使整风学习发生了不应有的偏差。

“抢救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于7月15日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当整风学习转入抢救运动时，逢春同志仍在继续强调作好思想工作和对问题的分析研究，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要尽可能启发其自觉交代。但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一套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作法也波及到晋绥地区。党校的整风学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一度出现了大搞逼供信和反特扩大化的错误。问题被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后，很快予以纠正，对受伤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工作。

1944年冬，逢春同志在向全校学员作整风运动总结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讲到抢救运动中发生的错误，误伤了不少好同志，使许多同志蒙受了不应有的委屈，他痛心地流下了热泪。与此同时，他又苦口婆心地教育大家：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正确对待党组织的错误。他从理论上、思想上深刻地总结了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迅速统一了思想，投入了甄别工作。

在甄别工作进程中，逢春同志反复强调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给每个同志作结论时都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作好调查研究，绝不能把没有充分根据的问题写进结论中去。结论一定要经本人同意签名或提出意见。由于认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大家对甄别工作是满意的。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大部分学员的问题都已得到正确解决，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据当时一些同志回忆说：逢春同志对抢救运动在当时就抱怀疑态度，不赞成康生那种错误作法。上级派人加强领导，让他以养病为主，实际上是靠边站，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主要责任不应由他承担。学员们都知道责任不在他，但他作为党校负责人，他主动承担了责任，认真的作了自我批评和道歉。这种为了党的利益，委曲求全、照顾大局的精神，这种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和严于律己的诚恳态度，使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受感动，是令人钦佩的。

1943-1945上半年，党校结合教学和甄别工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由于生活困难，全校师生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背黑豆吃，逢春同志就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动员全校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纺纱织布。他拖着病弱之躯，带头参加生产。除和群众一起种粮种菜之外，还特制—架大纺车，他纺的线又快又好。在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大生产运动迅速取得可喜的成果，度过了难关，保证了教学和甄别工作的顺利完成。

逢春同志还非常重视并不断加强同驻地群众的密切联系。每逢春节，都要发动学员自编自演秧歌舞、活报剧，组织军民联欢，活跃文化生活，他也操起胡琴为大家伴奏。村干部和群众来党校拜年，他亲自下厨炒菜作饭，招待他们。他诚挚亲切的态度，深深感动了驻地的乡亲。

他也是学员们的知心朋友。每逢休息时，学员们都愿意找他谈心，无拘无柬地扯谈工作、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许多同志在毕业离校前依依不舍地和他话别，有的还赠送照片，留作纪念。

组织群众，战胜特大灾荒

1946—1947年，晋绥连续干旱，灾情严重。当时兼任分局社会部长和组织部长的逢春同志正忙于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和土改、支前等各项工作，任务繁重。但得知灾情严重时，他心急如焚。6月5日，他代表晋绥分局主持召开备荒紧急会议，布置了战胜干旱的紧急措施，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动员起来，尽力生产抗旱，为不饿死人、少饿死人而斗争，要求机关干部亲自动手生产节约，同时帮助群众搞好生产救灾工作。

会后，逢春同志立即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抗旱备荒，突击抢种。自己也下去检查督促，帮助解决困难。在兼顾其他工作的同时，又以木眠不休、苦干实干的精神，为战胜这场40年未有的严重干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坚持正确路线

1947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晋绥边区展开了。

逢春同志对这场彻底消灭封建、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改运动衷心拥护。他从1946年底就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分赴各地进行土改试点。在试点阶段，工作团按照政策规定充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工作比较稳妥。

1947年2月，康生、陈伯达率领“土改考察团”到达晋绥，分别在临县郝家坡和静乐县潘家庄搞起两个试点。他们公然违背中央政策，另搞一套。高唱什么“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坐天下”，宣称要以贫农团代替党支部。下令收回、销毁分局按照中央政策界限下发的小册子《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另搞一个“按铺摊（即家财）大小”划阶级的“政策”，以及脱离现实土地占有和剥削状况的“查三代”、“挖底财”等过“左”的斗争方法。对基层干部则一律视为妨碍土改的绊脚石，提出“搬石头”、“揭盖子”、“斗干部”等极端错误的口号和作法。1947年5月7日，在分局召开的地委书记、土改工作团负责人参加的土改经验交流会上，经过康生、陈伯达的拚命推销，他们这一套黑货居然以其“中央新精神”的包装而一度风行晋绥乃至其他解放区。形成一股干扰破坏农村土改整党的“左”的逆流。由于它的干扰，在农村土改以及整党“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中出现了乱打、乱斗、乱杀、乱开除干部的无政府现象。有些情况严重的地区，甚至不要党的领导，党支部被撤销，朔县、神池、右玉等县委也被轻率地解散了。

逢春同志经过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对康生、陈伯达推行的那一套违反中央政策的货色很不赞成。他没有出席5月7日在郝家坡召开的“土改经验交流会”。9月24日，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准备发表一篇宣传土改政策的《告农民书》，逢春同志看到文稿上有“不管是什么人，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么惩办的话，他坚决反对这种提法，建议删除。在他的建议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他亲笔在尚未发表的稿子上加上了如下的一段话：“干部是指各种出身虽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而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当由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犯罪的行为，则是由于他们为个人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段话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在对晋绥干部讲话时批评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提法，指出这是取消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的错误。并在一次小会上说过：你们没有注意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后面有一段话是马列主义的，实际上已否定了前面的提法。

他不但积极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党的干部，极力主张把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县级以上干部送党校学习，使他们免于遭受更严重的迫害。

当中央指出土改中“左”的错误，进行纠正时，逢春同志深入到一些地区传达贯彻中央和分局关于纠“左”的指示，并帮助干部坚决执行。当时，许多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意见很大，逢春同志又深入到受害严重的地方，耐心说服这些同志，劝勉大家以大局为重，在分局领导下团结起来，为巩固土改成果和争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继续奋斗。随后，他又建议分局召开党代表会议，总结土改整党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1948年10月25日，晋绥边区党代表会议开幕。贺龙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和中央对晋绥工作的指示，会议总结了土改整党、生产救灾和支前工作，讨论了党务工作、领导方法和思想作风等问题。逢春同志在会上强调要接受土改、整党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总结，既要肯定伟大成绩，看到土改后农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热情和积极性，又要充分估计到“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消极影响。对于土改中错划成分、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以及“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之类的错误口号，要从理论上、政策方针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认真总结，以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改进工作的目的。他还在会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对与会干部进行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强调各级党委要按照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认真妥善地处理好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认真地进行复查平反工作，以便把广大干部团结起来，消除“左”的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

逢春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品格，使与会同志普遍受到感动，表示钦佩。贺龙同志也称赞他“作风正派，党性很强，是很适合作组织工作的好同志。”

大力支持建团工作

逢春同志一贯关心、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关心青年团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早在1936年调离赤安县的前夕，他就对加强共青团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在团县委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团干部要作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思想准备，要建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这次讲话有力地促进了团干部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共青团建设的发展。

1946年10月8日，晋绥青委在兴县北坡村开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团试验的指示。作为组织部长的逢春同志大力支持，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建立青年团的意见》，在各地、县迅速贯彻。1948年12月，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筹建青年团工作的任弼时同志接见晋绥分局青委书记胡克实，发表了《关于建团问题的谈话》后，建团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晋绥分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建团工作，逢春同志到会讨论通过晋绥边区建团计划。1949年1月，逢春同志亲自主持了边区建团工作会议，作了振奋人心的报告，会上成立了晋绥边区青年团筹委会，会后，加强充实了青委班子，相继建立了团地、县、区委三级机构。他亲自调配团干部1000余人，活跃在晋绥广大地区。为了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到斗争的最前线，分局决定成立青年干部学校，逢春同志兼校长。在他的关怀培养下，300多名学员成绩优良。1949年12月，在他亲自率领进驻四川的干部队伍中，就有300名青年骨干，他们在逢春同志的关怀领导下，成长为开辟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中，晋绥边区的青年团从无到有，从小到逐步扩大。在它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得到逢春同志的关怀、帮助、指导、支持，这支有生力量在建国前后40多年中，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做出了辉煌成就。这是和逢春同志的关怀培养分不开的。

调配干部支援新区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支援解放绥远、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任务日益繁重，急需调派大批干部奔赴前线，随军到新区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据党史资料记载：晋绥分局从1948年下半年起，先后分三批抽调8000多名党政群团干部，分赴全国各新解放区工作。这大批干部的调配，都是经过逢春同志主持办理的。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逢春同志日夜操劳，不仅要选出足额的人员，而且要为各地配好二至三套应急的各级领导班子；不仅要挑选一般合格的人，而且还要为新区培养合乎需要的专业干部。为此，他主持创办了晋绥青年干部学校。对于决定调出的干部，不仅要作好调动的思想准备，还要让他们学习新区的方针政策，教他们掌握到新区的工作方法，作好开辟工作的思想准备。

如此大批地调配干部，决不是单纯的人事工作，必须克服选派干部过程中的思想阻力。他曾多次在分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宣讲调配干部支援新区的重大意义和大胆放手选拔干部的必要。针对一些人怕调出干部太多，会影响晋绥工作的顾虑，他说：我们晋绥根据地已有十几年的斗争历史，现在又经历了土改，不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都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只要精心挑选，就不难发现可以提拨的对象。而且，他们调出后，他们的空缺也会很快有人递补上去，决不会使工作受到影响。

有人担心某些干部能力太弱，水平低，恐难胜任新区的领导工作。逢春同志说：看干部有无能力和水平，不能只凭表面印象，而应从实践中看他的才干。又说：“什么是能力？只要懂得党的政策，又会走群众路线，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就是能力。”他举某县委书记的事例说：这个人表面看去似乎很平凡，但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工作多年，出生入死，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的干部，到新区担任新的领导任务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有人提出：某干部有历史问题或犯过错误，不应放手使用。逢春同志就组织了一批干部，对一些同志的历史遗留问题抓紧清理复查，力争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使这些同志得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他又耐心地说服一些人，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他说：一个人从旧社会过来，总会带来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搞清楚，不是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就应该根据他的德、才条件，分配适当的工作，包括某些领导工作。又说：干部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虽然本人有责任，改了就好，仍可继续使用他们。

逢春同志的这些意见得到各级党委和有关同志的支持。为使调出的干部解除后顾之忧，逢春同志还组织了后方留守机构，加强托儿所的领导，成立了干部子弟学校。

通过一系列工作，保证了向新区调配干部任务的胜利完成。贺龙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充分肯定了逢春同志在调配干部支援新区工作上的成绩。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3年12月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

丹心照日月 浩气贯长虹 第四章

丹心照日月浩气贯长虹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