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照日月浩气贯长虹第七章

发布日期：2016-10-28 12:19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作者：《龚逢春纪念文集》

第七章在十年浩劫中

在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的“文化大革命”中，赤胆忠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龚逢春同志，竟被打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黑帮”，受尽了折磨、迫害。但是，面对横逆、强暴、阴谋陷阱，他横眉冷对，宁死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打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

突不破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将康生就培植了一批所谓的造反派，并通过他们牢牢控制了中央党校。

心毒手狠的康生，脑袋里装着一本整人的黑帐。在他看来，逢春同志是个很有用处的“突破口”。突破了这个“口”，不仅能用来整倒林枫，而且还能用来整倒贺龙等一大批老同志。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逢春同志竟是个突不破的“突破口”。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中央党校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 年，七八月间正式拉开了帷幕。康生忽而手摇羽扇，在幕后向他拚凑起来的“阶级队伍”面授机宜，阴谋策划，忽而高悬生死牌，坐镇前台，杀气腾腾地为他们的大字报鸣锣开道，在“炮轰以林枫为首的校委会”、“誓死斗倒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等大字报不断升温、火候即将到达沸点的形势下，造反派们于8月l5日正式发难，在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全校大会上公然向林枫提出种种无理质询，故意干扰文件的传达贯彻。会场大乱。逢春同志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行径十分气愤，当即拿过扩音器对台下说：“请同志们安静下来，先让林枫同志传达文件，你们有意见等他讲完后再提。”他的建议得到台下大部分群众的响应，康生却在这个当口派人代他宣布：“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态度！”“要彻底揭发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在康生的授意和煽动下，三天之后，林枫和校委领导同志就被戴上高帽子，敲锣打鼓，在校内游斗。12月下旬，康生又罗织“罪状”，以造反派的名义呈报中央，撤销林枫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建立专案审查。

早在“打倒林枫”的大气候开始形成的时候——8月下旬，康生就放出风来，冷言冷语地“点化”逢春同志。他在接见党校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骂龚逢春包庇林枫，说什么：“中央调你龚逢春当中央党校副校长，是中央信任你，可是你到党校后从来没有上过我的门，没有反映过党校的一个问题。你没有政治嗅觉？！是个木头人？！人家搞政变，你就得陷进去！我怀疑你是保护林枫的，中央没有撤你的职，林枫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还说他要接见党校各派的群众代表，让逢春同志选派50人。

当天下午，造反派就在康生的授意下，开会批斗了逢春同志。从此，逢春同志就被打成了“林枫的心腹死党”、“林家铺子的主要成员”。康生几次三番指名要逢春同志揭发交代林枫的问题，都遭到逢春同志的严词拒绝。此后，他们搜罗到逢春同志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就又给他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等罪名。其实，所谓“反毛泽东思想”就是逢春同志曾表示过不同意林彪别有用心地鼓吹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捷径”、“顶峰”之类的谬论。另一条就是他作为党校副校长，曾应邀参加中宣部召开的传达《二月提纲》的会议，并根据会议的规定，向党校十三级以上部分干部照本宣读了这个《提纲》。这就被说成是“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构成了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罪状”。

就是根据这些无限上纲、歪曲事实的“罪状”，逢春同志挨了多次大会批、小会斗，和不计其数的“陪斗”——每次斗林枫时，都要把他拉出来一起斗。

康生一伙看到这些“罪状“和压力都不能奏效，他们就别出心裁，在逢春同志的所谓“历史问题”上找题目、作文章，给他扣上了“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叛徒”、“反革命”等纯属捏造的“罪名”，进行审讯逼供。

对这一切，逢春同志处之泰然，镇定自若；始终没有让造反派们从自己口中捞到一根稻草。这使得康生一伙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他们黔驴技穷，就在当年12月25日，庆祝对林枫撤职审查的“胜利”的大会上，大逞淫威，对拒绝回答问题的逢春同志强行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体弱多病的逢春同志当场就被打的浑身青紫，腰、臂红肿，动弹不得，人也昏迷不醒，失去知觉。他的夫人姜宝箴见状又痛又急，出于无奈，只好强忍悲泪，连夜给康生写信反映情况，申诉冤抑，恳求康生制止造反派，不要武斗。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逢春同志得知此事，苦笑着说：“康生一向是好搞文字狱的老手。不管你的信写得多么中肯，就凭你是我老婆，就得挨斗！”果然不出逢春所料，康生竞把这封信转到党校造反派手里。1967年反“二月逆流”时，她就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罪状是：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鸣冤叫屈，为林家铺子翻案，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猖狂进攻，造谣污蔑党校造反派。就这样，她也被打入了“另册”。

就在逢春同志伤痛卧床的情况卞，造反派仍然轮番来到他家，让他的家人掺扶着逢春同志，挨批挨斗。

迫害逐步升级。从1967年初开始，康生就以不揭发交待罪行为由指使造反派把逢春同志关进小屋，实行所谓“群众专政”、“隔离审查”。一天24小时都有人轮流监视，门窗密闭，不通空气，不准放风。每月伙食标准限在6元以内，只能吃到馒头、咸菜。这对作过胃大部切除手术的逢春同志，无疑是在精神折磨之外再加上残酷的肉体折磨。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法西斯专政的变本加厉，大批老将军、老干部被关进牛棚，成了审查对象。逢春同志身上被强加的所谓“揭发交代”的“任务”也日益加码，除去让他揭发党校和林枫的问题，又加上了“揭发”贺龙、李井泉以及其他共过事的许多老同志的问题，此时的逢春同志，尽管体力已异常虚弱，人瘦得皮包骨头，头脑却十分清醒，意志更格外坚强。造反派要他“揭发”诬陷别人的假材料，他一言不发，一字不写，甚至被按倒跪在毛主席像前挨耳光，他仍然拒不“揭发”。造反派威胁不成，改施诱骗。1970年李井泉专案组要他证明李在晋绥包庇叛徒和在川西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等问题，说；“李井泉本人已经承认了、这些罪行，中央已把他定为三反分子，在人民日报上点了名。他是主谋，你不过是执行者，没有责任。在这个时候还不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还包庇他干什么？！”逢春同志义正词严地据理驳斥说：“我当时是组织部长，如果你们查出晋绥分局确曾有过关于处理党员自首叛变六条规定的文件，应由我个人负完全责任，李井泉和分局其他委员概不知情。关于重用某些人，那都是我推荐的，我认为他们没有问题。至于川西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执行的，并没有什么富农路线的问题。”这一番话把外调人员驳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只好破口大骂他是全国少有的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逢春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宁死不渝。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早在二三十年前，他对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晋绥土改整党中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破坏的奸诈伪善面目就有所认识，听到康生骂他“不登门、不反映问题”“是个没有政治嗅觉的木头人”等等，他只轻蔑地笑笑说：“我根本不愿跟他来往，也没有义务向他反映问题。他有什么理由打倒林枫？他说什么我会陷到政变中去，所谓的‘政变’全是他们一伙捏造出来的，是造谣诬陷！”正因为他看透了康生骨子里的货色，对康生多次点他的名，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等，他都处之泰然，毫不感到意外。

对林彪，他也早有警觉。文革初期，他看了林彪“五·一八”在政治局扩大会上那个杀气腾腾的讲话和林彪转发的江青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敏锐地指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为林彪上台扫清障碍。林彪口口声声念的“政变”经是为他篡党夺权、排除异己制造借口。他与江青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又互相矛盾，他们这种作法是不得人心的，迟早要暴露，自取灭亡。

从这时起，他便估计到自己必然被列入林彪要排除的异己分子的队列之中。凭地位虽够不上坐牢、杀头，但也应下定决心作思想准备，即使坐牢、杀头，也决不妥协屈服，绝不作历史的罪人。逢春同志就是抱定这个决心，坚持原则立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

康生一伙在逼他交代揭发“现行”问题上碰了壁，就改变战略，在所谓他的历史问题上加强火力，狠下功夫。经过对他本人长期逼供不见成效，就转向“外线”作战——对外调对象施加压力，搞逼供信，猛“突”薄弱环节，有的证人被调查达七八次之多，有的甚至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他们用尽千方百计，威胁利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终于有个别人在被打驾逼供之下，违心地提供了假证明材料。他们便利用这个材料作“突破口”去“突破”其他对象，“扩大战略”，用它当“炮弹”去攻打逢春同志这个“顽固堡垒”，威胁说：现在“铁证如山”，再不交代，就按反革命送公安局关押！逢春同志不为所动。他们就按假证明的内容，替他写了交代材料，命令他照抄，逢春同志还是拒绝了。造反派无计可施，只好在1973年春，硬给他作了结论，宣称他有历史问题，让他签名。逢春同志在向造反派头头申请重新调查被拒后，按照组织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经过长达七八年的折磨摧残，逢春同志在精神上坚守阵地，寸步不让，但身体却彻底垮了。1971年他在河南西华干校长期发低烧，医生让去郑州检查治疗，造反派却不给开介绍信，也不派车。他只好拖着病躯，一瘸一拐地去赶乘公共汽车。1973年5月，他因心肌梗塞患心室壁瘤，病情危重，经常需要抢救，有时连接送大夫用的车也要不到，连医护人员都感到气愤不平。出于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在党校不给车的情况下，大都由合同医院——北医三院派车送接大夫。

在逢春同志最后5年多的岁月里，他不仅以异平常人的坚强毅力忍受着病魔和造反派的双重摧残，同时也承受着经济生活的压力。由于长期卧病，生活不能自理，他要负担留职停薪前来日夜照顾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的生活费，还要交纳高达每月四五十元的抢救用车费，工资所剩无几。这样，他为养病所需要的营养费用就只好削减到最低限度了。

但是，逢春同志从不许家人向组织提困难或提任何要求，一切困难都要自己克服。就连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一切折磨、凌辱，残酷迫害，他也始终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背后也没有一句怨言。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人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过程中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包括受冤枉、受委屈的考验。他始终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党最终会明辨是非，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正义必将克服邪恶。阴霾总会散去，阳光必将重新普照大地。

在最后的日子里

从1973年5月起，逢春同志便辗转病榻，忍受着因心肌梗塞和心室壁瘤，并发心力衰竭、心律不齐等严重疾病的折磨。但他从来不向医护人员询问自己的病情和治疗办法，对疾病行若无事。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党和国家的荣辱盛衰，命运前途。他每天坚持读报、听广播，感情的波涛随着形势的发展演变而起伏、涨落。听到所谓“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他气愤地说：“他们（指四人帮）又在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简直是要把老一辈革命家置之死地而后快去！，我看他们暴露越彻底，失败得越快！”

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他忍不住失声痛哭，过分悲痛引起心力衰竭，从此丧失了自我进食的能力。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他更是悲痛不已，深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举行追悼会的那天，他还在抢救过程中，竟要求夫人姜宝箴扶他坐起，佩戴白花黑纱，随着哀乐声声，为毛主席默哀悼念。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了，他为党取得的这一次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个节日。同时，一朵朵希望的火花悄悄从心头升起。他多么盼望能把自己的劫后余生再度献给党，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啊！

1977年党校复校，胡耀邦同志首先到医院看望逢春同志，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没有提任何困难，提的唯一要求就是阅读党内文件。他关心党的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耀邦同志主持党校工作，并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家属提出他的问题应该申请平反，他却说：“现在刚打倒四人帮，中央要办的大事那么多，要处理的问题成堆，何必为个人问题给组织上添麻烦！只要党承认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就心满意足了。不需要对我作什么评价。”当年11月，逢春同志病危期间，家属背着他给耀邦同志写了申请平反的报告，耀邦同志和校委迅即组织力量重新调查，于1978年春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指出：所谓历史问题纯属逼供信的结果。过去写过假证明材料的那位同志承认当时是在逼供压力下不得已违心地写了假材料，并表示向逢春同志道歉。

逢春同志十分关心复校后的轮训干部计划，他不顾剧烈的病痛，怀着满腔热忱，十分吃力地把计划规定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选读本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对送给他阅读的党内文件，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直至他停止呼吸。

逢春同志非常关心国家四化大业的进程。特别关注钢铁、石油的生产指标。他忍着病痛，从报纸上搜集、摘抄各国钢铁、石油生产的有关材料，用来研究、对照。并向来看望的同志详细询问这两项重要指标实现的可靠基础和条件。直到临终前三天，一位老同志来看望，医生不让他多说话，他却仍然询问钢铁、石油的生产基地在什么地方，指标完成有没有把握，等等。他的夫人姜宝箴同志怕他加重病情，有意地从中打断了他们。事后他很生气地说：“你知道我已没有多少时间来了解这些情况了，不该打断我们的谈话。”

临终前夕，他已经无力再看报纸，但仍把收音机放在胸前收听当天的新闻广播。在场抢救的医护人员见了，无不深为感动。

同四人帮、病魔、死神苦斗了十二、三年的逢春同志终于离去了。他赢得了对四人帮的胜利，也赢得了对病魔的胜利。医生们指出：正由于逢春同志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疾病顽强拚搏的坚强毅力（当然还得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医疗护理），在医学史上创造了身患心肌梗塞、心室壁瘤、心力衰竭而能维持生命达5年半之久的奇迹。

逢春同志终于离去了，他怀着对党、对祖国人民、对革命事业深切的爱和期待，恋恋不舍地离去了。他期待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在党和人民努力建设下重现辉煌，他期待着世世代代泡在苦水里的父老兄弟们最终摆脱苦难，进入繁花似锦的幸福境界，他期待着人类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实现，他当然不可能看到这多少代人向往和致力的远景，但是他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交给自己的那一份任务，他已经让自己的生命进发出尽可能高、尽可能亮的光和热。他应该静静地、无愧无悔地休息了。

但是他不肯。在临终一刻，他把那颗伴随自己度过70个春秋的战斗生涯，斑痕累累、精疲力竭的心脏奉献给祖国医学，让它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继续战斗。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3年12月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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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照日月 浩气贯长虹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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