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呕心沥血的十一个春秋

发布日期：2016-11-08 13:26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作者：金昭典

为党呕心沥血的十一个春秋

——忆龚逢春同志在晋绥的革命事迹片断

金昭典

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十一年间，龚逢春同志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先后担任过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晋西区党委武装部长、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党校校长、社会部长和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反顽斗争、整风运动、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坚持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的建设、培养干部和指导公安情报部门的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龚逢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每当回忆起我和他在晋绥革命根据地一块工作，聆听他的教诲的情景，就令人激动不已。他的言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

我和逢春同志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当时龚逢春同志单人匹马，从晋察冀边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绕过敌人的扫荡，到达晋西北的兴县。那时，我是兴县县委军事部长代理县委书记。逢春同志是来晋西北区党委任组织部长的。逢春同志和我一见面，就要我立即帮他找到区党委。我看他身体很瘦弱，经过几昼夜奔波又很疲倦，真不忍心让他马上奔赴工作岗位，想留他在兴县休息几天，可他坚决不肯，第三天我只好派人送他去岚县找到区党委。他在兴县的短暂时间中也没有休息，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在这短暂的接触中，他那种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艰苦，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逢春同志来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正值晋西北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十分复杂、艰苦的时期。一九三八年冬，我一二0师主力东进冀中，一九三九年春，日寇趁机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我三五八旅和山西新军，从三月一日至十日与敌激战十余天，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恢复了岚县和方山等县城，巩固了原有的阵地。但是，以闫锡山为首的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在我们背后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三月二十五日，闫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他在会上公然宣称：“不能抬着棺材抗战”，“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并决定取消战动总会（简称）和新军各部队的政委制度。“秋林会议”后，闫锡山利用一切反共手段制造了一系列分裂活动。四月二十二日，他下令设立四个省府行署，妄图撤换所有进步的专员和县长；六月间改编新军，派他的旧军官到各新编旅任旅长，图谋夺取新军的领导权；七月一日，“战动总会”在闫锡山强令下，被迫撤消，十一月一日，闫锡山派代表到临汾刘庄与日军清水师团进行秘密谈判。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发表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并决定军事上以防共为主，命令各地国民党军队进攻抗日军队。闫锡山积极配合充当了反共急先锋，他阴谋策划进攻新军的军事部署，委任陈长捷为“讨伐叛军总司令”，妄图先消灭住在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而后再消灭其他地区的决死队。

赵承绶根据闫锡山的反共部署，在晋西北制造摩擦日益加剧。五月间赵承绶就任山西第二行政公暑（又称山西省政府驻晋西北办事处）主任后，实行“军政府”统治的措施，将晋西北划分为十一个师管区，由山西旧军的师旅长任师管区司令，团长兼县长，妄图撤换所有进步的县长。闫方军政人员还公然提出：“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等反动口号。他们不给八路军和新军补充新兵，断绝粮草供应，给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六月间闫锡山下令将决死四纵队改编为独立七旅和二O三旅，派旧军官芦宪高、刘武铭任旅长，妄图控制新军的领导权。由于新军中的党组织在区党委和新三五八旅军政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抵制，闫锡山的美梦破灭了。

七月上旬，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普明镇河东村所，召开了党的第四次活动分子会议（即县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刘俊秀同志传达了他赴延安汇报工作时党中央和中央各部委的指示。龚逢春同志就发展党员、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重点讨论了党的建设、加强群众团体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反顽斗争等问题。会议期间收到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这是指导我们进行反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赵林同志根据中央精神作了会议总结，动员全党全民为反对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地开展了反逆流的政治斗争。如兴县县委深入基层向党员群众进行教育和动员，经过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后，于九月十八日，利用这一合法的纪念日，组织了万余人的自卫队，在兴县西关滩举行了自卫队大检阅，还邀请赵承绶出席了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和开明绅士也发了言。在“纪念九·一八”不当亡国奴；拥护闫司令长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一致呼吁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各界代表还强烈谴责那些制造摩擦、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行为。自卫队操练表演后，赵承绶不得不说：“不错！不错！比俺的正规军还强。”这是一次反逆流示威性质的大会，讲话的语调是平和的，但斗争则是尖锐的，给顽固分子以警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十月初，忻县各界请愿团到兴县要求赵承绶转告闫锡山，依法制裁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第八专署专员陈兴帮，正式委任马孔智（共产党员）为忻县县长。赵承绶拒不接受请愿团的要求，忻县请愿团第二次又到兴县要求赵承绶将请愿书呈交闫锡山，在晋西北各界的坚决支持下，赵承绶不得不答应将请愿书上交闫锡山。在此期间，文水县各界四次派代表团到兴县向赵承绶请愿，挽留文水县县长顾水田（共产党员），在代表团的强烈要求下，赵承绶也不得不答应顾水田仍留任文水县县长。从而挫败了闫锡山撤换进步县长的阴谋。十月间，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王狮村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选举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委员和出席全国“七大”代表外，重点是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形势问题的指示，并决定，动员一切进步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斗争。代表大会后，各地、县委根据会议精神，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应付突然事变作了准备。由于各地摩擦继续加剧，罗贵波同志以三五八旅政委的身份，亲自到兴县蔡家崖会见赵承绶，当面历数了他部下制造摩擦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各师管区的军政人员“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的反动口号和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和新军扩兵筹粮的恶劣作法是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要求赵承绶对此予以制止。开始赵承绶还进行狡辩和推脱，最后不得不表示可以进行调查。十一月二十一日，暂一师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假借师长续范亭的命令，将部队开往赵承绶防区，企图率部叛变。续范亭与罗贵波商定以武力解决，续范亭亲自率部追赶四十四团，于二十五日将其带回师部驻地进行整训，只有冀聘之少数人逃走。二十八日续范亭在“新西北报”发表了“敬告社会人士书”谴责顽固分子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这些人继续顽抗，妨碍我们抗战，不让我们团结和进步，那我们只有以加倍的力量来教训这些顽固分子。

十二月初，闫锡山动用了四个军四十四个团的兵力，并与日冠相勾结，向我驻在晋西南的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发动了大举进攻，妄图消灭这支坚决抗战的力量，“晋西事变”暴发后，晋西北的顽固派头子赵承绥感到自己的兵力不足，就玩弄他的缓兵之计，说什么：“我们晋西北与晋西南不同，我们过去是团结的，现在更要团结”。而背后却在积极备战，等待晋西南闫顽军北上合击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兴县县委根据十月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当时的形势，决定利用“双十二”这个纪念日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自卫队大检阅，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把全县反顽固派的斗争推向高潮。尽管赵承绶百般阻挠，各区分别在李家塔杨家坡两地召开了大会，并冲到县城向顽固派示威。

十二月中旬，闫锡山命令赵承缓、郭宗汾部对决死四纵队采取包围态势，同时指使由决死四纵队改编的独七旅旅长芦宪高，二0三旅旅长刘武铭等顽固派、旧军官，立即组织武装屠杀政工干部和进步军官，决死四纵队内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金敏将此情况报告区党委罗贵波同志，区党委指示由雷伍民、李立果、刘玉衡以及金敏等召开会议，决定对策。于十三日夜逮捕了以刘武铭为首的全部反动军官，只有芦宪高等三人漏网。晋西北区党委为防止闫顽军对决死四纵队的进攻，十六日将该纵队调到岚县靠近新三五八旅旅部，整顿内部。十五、十六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了师旅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他传达了闫锡山的如下部署，命令骑一军和三十三军在兴县、临县、方山地区集合，监视晋西北的新军和八路军的动态，待十九军、六十一军解决了决死二纵队后，再北上合力向岚县三五八旅和四纵队进攻。续范亭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得知此情况，就借口离开了会场，赶回岚县史家庄向赵林，罗贵波同志汇报了这一紧急军情。这是续范亭同志对革命的一大贡献，也是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一大功绩。十八日，赵林，罗贵波得知此情况后，向毛主席作了报告，罗贵波与续范亭商定，将暂一师三十六团调到岚县，靠近二五八旅旅部和晋西北区党委，协同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一部掩护四纵队整顿内部，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紧接着区党委向各地、县委打招呼，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罗贵波同志要我去兴县向县委传达这一精神。我向县委提出三点意见：一，赵承绶快要动手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二）县委领导同志和机关要转移到农村，靠近岚县区党委，留几名干部在城内，应付赵承绶顽固派，并观察他们的行动，其他干部到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顽固派的斗争。（三）兴县游击队和公安局（内有我党支部组织）的武装要牢固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区党委让牺盟总会晋西北办事处和各群众，团体，迅速从赵承绶的驻地兴县转移到岚县靠近区党委，以便应付突然事变。

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电示晋西北区党委，闫锡山已令赵承绶向决死四纵队进攻，晋西北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三五八旅，接应决死二纵队和一一五师晋西支队继续北上，同时令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O师主力星夜赶回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通知各地、县委立即行动，夺取政权，迎接决死二纵队和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北上。赵林同志要我日夜兼程赶到文交地委传达区党委的决定。一九四0年一月七日，我军兵分两路向方山县马房镇和兴县寨上，临县白文镇等地的阔军进攻。十月由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主持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和两个地区的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组成统一行动委员会，成立了左、右两个集团军，并商讨主攻临县的作战计划。晋西南部队编为左集团军，由方山、屹峒向临县进攻，晋西北部队编为右集团军，由白文镇向临县进攻。十一日我右集团军攻占窑头村，十三日击溃闫顽军二00旅，收复吴家湾与南庄，我左集团军于十二日攻占尉峰村，十三日攻占指火圪塔，两个集团军逼近临县县城，同日夜赵承绶弃城向南逃窜；十六日我追击部队在招贤镇歼其后尾部队的一部分，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碛口镇截击闫顽军一个团，歼其四百余人。赵承绶、郭宗汾残部越过汾离公路，逃向晋西南。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地区的部队于十五日在临县胜利会师，并开了大会，庆祝反顽斗争的胜利。从此在晋西北结束了两种军队和新旧势力斗争的局面。

反顽斗争的政策性很强，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既要拉着闫锡山留在抗战阵营内，这是抗战大局的需要，又要打击他那种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经过实际较量，给他以教训后，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派王若飞、肖劲光同志到秋林闫锡山处调解新旧军的冲突，促其团结抗战。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典范。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一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自从闫锡山开始右转到反顽斗争胜利，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都有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以及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的及时指示，为当时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二是晋西北区党委坚决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应付突发事变的各项准备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取得斗争的胜利。

“晋西事变”以前，区党委主要是领导各地、县委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合法形式，开展反逆流的政治斗争，在抓住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证据时，上下结合，与顽固分子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在反顽斗争中也充分发挥了牺盟总会晋西北办事处和各群众团体以及开明士绅的作用。他们常常以晋西北各界代表的身份，找赵承绶谈判，支持群众的斗争。赵承绶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作些让步。同时在闫方军政内部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闫方旧政权中也有我们的党员，对原有的公职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反顽斗争中大多数也靠近我们了，有的还为反顽斗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晋西事变”暴发后，区党委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避免了大的损失，及时处理了在新军内反动军官的叛变事件，巩固了新军内部。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是反顽斗争的柱石，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才结束了这场斗争。

龚逢春同志为反顽斗争的胜利作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自已的贡献。罗贵波同志在回忆时，非常亲切地说：“龚逢春同志在反顽斗争和晋西事变中，他同区党委同志团结一致，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坚定的。逢春同志结合他所负责的工作实际，紧密配合反顽斗争和粉碎晋西事变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年来逢春同志既要参加区党委的集体领导、考虑全党的大事，又要抓组织部的具体工作。当时，组织部只有两个人，一个部长，一个助手。他常说：当前组织工作的重点是领导班子的建设，要正确使用干部，首先是要了解干部，“知人善用”。因此，凡是到区党委开会或是来区党委汇报工作的同志，他总是要找来谈谈干部问题。从延安或其他地区来晋西北工作的干部，他总是要亲自见见面，谈谈心，并自己作笔记。调配干部时亲自代区党委写通知或介绍信，常常是工作到深夜。在生活上和大家一样，都在食堂吃饭，衣服破了自己缝。他这种艰苦朴素、埋头苦干、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品德，深受机关同志敬仰。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在考查了解干部的基础上，七月以后放手提拔了一批干部，对各地、县委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班子作了一些调整和充实，这为反顽斗争的胜利，顺利接管晋西北各专、县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反顽斗争胜利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九四0年一月下旬，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0师主力回到晋西北。根据党中央指示，由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林枫、陈士榘、赵林、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罗贵波等同志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的工作。二月七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成立，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地区的工作。龚逢春同志是区党委委员、并兼任武装部长。十月十五日，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部成立，龚逢春同志兼任总指挥。当年六月初，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这次会议总结了反顽斗争的经验，讨论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中心是讨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问题，也讨论党政军的建设问题。反顽斗争的胜利，为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晋西北地区的经济已遭到日寇和顽固派的严重破坏，全区军民处在饥饿之中，有时连糠炒面和黑豆还吃不饱，解决这些严重困难的担子落在我党身上。会议就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开辟财源，保证供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会后各级党组织领导群众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同时又从敌占区（尤其是从文汾平原）动员群众利用晚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运送了一部分粮食上山，以解燃眉之急。当年秋收后，全区军民吃饭问题有所改善，经过几年的努力，尤其是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在毛主席自力更生、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全军和党政机关干部，开荒种地、种菜、养猪、纺线织布，减轻群众负担，让群众休养生息。就是在敌人反复扫荡和“三光政策”的摧残下，晋绥地区的经济仍然有所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龚逢春同志就武装自卫队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方针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他充分肯定了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的作用，并指出这支群众性的武装自卫队伍，是在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派工作组到各县发动群众建党建军时组建起来的，几年来一直是在各县党委军事部领导下活动的，是一支能起作用的队伍。在平时是生产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分子，在反扫荡时站岗放哨，送情报，夜间偷袭敌人，白天骚扰敌人，掩护群众转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龚逢春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方针和原则问题，为后来的民兵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0年冬，龚逢春同志在任晋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春又代理社会部长，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龚逢春同志任晋绥分局委员、宣传部长、代理社会部长。当时他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教育，但是他在百忙中也十分关心公安部门的工作。在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战争中，公开和隐敝的斗争都很严峻，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在敌占区实行“强化治安”，在我边沿地区进行“蚕食政策”，汉奸特务活动十分猖狂。同时，国民党又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逢春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在分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加强公安工作，打击敌特的活动，保卫根据地的安全。他特别重视公安部门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配备公安干部要注意素质、不能“滥竽充数”。同年底，他坚持从党校抽调二十余名骨干到公安总局和公安分局工作。

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逢春同志任晋绥分局党校校长。开始时是抓整风学习，在校学员都认为这次整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提高。

当年冬天，由于受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套错误作法的影响卞，晋绥边区一级机关和晋绥分局党校也开展了“抢救运动”。当时，特务如麻的思想盛行，在运动中搞逼供信。逢春同志对这种作法很不赞成，但没有得到支持。领导又派人加强领导，结果伤害了不少的好同志，好干部。在接到党中央甄别工作指示，进行纠正时，被抢救过的学员意见很大，龚逢春同志主动出来承担责任，给学员做思想工作。在全校大会上总结“抢救运动”、部署甄别工作时，他认真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当场向学员道了歉。大家都知道主要责任不在龚逢春同志，而他的那种顾全大局，严于责己和诚恳的态度，感动得许多学员和在场的领导干部都流下了眼泪。从而统一了思想，顺利地进行了甄别工作，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党校的甄别工作基本完成了，使绝大部分学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三）

日寇投降后，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代表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右、闫锡山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及要摧毁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解放区人民不答应，全国人民要解放。由抗日战争转移到解放战争，是我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党的一切工作都要适应这种转折，每个同志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要适应这种转折，要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

一九四六年初，龚逢春同志任晋绥分局社会部长，除了对公安情报工作的指导外，他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分局审批小组，对原党校四部（即晋绥人民服务团）学员在“抢救运动”中甄别结论进行审批，逐个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使这批学员甩掉了思想包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一九四七年春夏之间，龚逢春同志又兼任晋绥分局组织部长，身兼二职，担子是很重的，同年秋冬，普绥土改在老区各县已全面铺开，逢春同志负责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下去工作。当时晋绥解放区有所扩大，新解放区需要干部去接管，逢春同志身体不好，仍坚持工作，完成了抽调干部的工作任务。

晋绥土改主流是好的，也有“左”的错误，除毛主席指出的“三个偏差”外，在土改整党和机关“三查”中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龚逢春同志对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是不赞成的。他坚决主张把土改整党中处理错误的县以上干部送晋绥分局党校学习，查清问题，使这些同志的不白之冤得到澄清，重新工作。在他领导下代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起草了关于在“三查”处理干部的甄别工作指示。经分局讨论修改下发，纠正了“三查”中错误处理干部的问题。

由于龚蓬春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晋绥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共晋绥分局为总结晋绥土改整党而召开晋绥党代表会议。在选举主席团时，他得票最多，是全票。在总结土改整党时，大家有不少意见，龚逢春同志非常耐心地作了大量工作，强调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以利于改进工作。逢春同志这种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维护团结，光明磊落的精神，得到同志们的广泛称赞。

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春，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由内地作战转向蒋管区作战。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需要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到新解放区工作，这是一项令人高兴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龚逢春同志为此日夜操劳。

一九四八年九月动员大批地方干部带头参军，当时部队中新“解放战士”大量增加，需要政工干部和老解放区有阶级觉悟的青年到部队工作。如临县县委宣传部长刘枫同志和几十名区、村干部带头参军，于九月下旬带领一千五百余名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张稼夫同志到中共西北局工作，与此同时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到西北地区工作。同年四月底五月初西北局决定撤销晋南区党委，原晋南区党委和晋南行署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从晋南三个地委抽调的一大批干部到西北局组织部报到，支援大西北的解放。五月初逢春同志和张子意同志找我谈话说：“分局决定分局机关从兴县撤到临汾，撤销晋西北行署，设立五寨中心专区，分管晋西北五个地区的行政工作，原晋西北行署的干部除留少数到中心专署工作外，全班人马到临汾组成新的晋南行署，领导普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的行政工作。”他们还说；“从解放战争发展情况看，我们到临汾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一个山西不能有两个政府，我们总是要到新区工作的。”并要我把工作安排一下，从兴县动身到北京的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并请示到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这时贺老总已先期到了北京，我向他请示到那里工作时，他说：“中央决定了，我们到西南地区工作。”并要我借此机会到北京，天津市公安局学习接管城市工作经验。我在北京、天津学习了二十多天，在动身回临汾前，李克农部长就关于到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为了到新区做好接管工作，我建议抽调到新区工作的公安干警另行编队，集中学习整顿，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逢春同志对公安部门的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在未走之前，日常工作不能放松，要抓紧抓好；（二）准备办好移交。雁北地区的公安工作移交给察哈尔省，晋西和晋南地区的公安工作移交给山西；（三）同意我的建议。他还说：“这次抽调干部单个的抽调不行，很多问题不好解决，组织部讨论过几次，要成建制的调。关于抽调干部问题多与宗英同志联系。”从六月到十月，我们是遵照他的指示抓了这三项工作，而逐个加以落实。

逢春同志不仅管公安部门的工作，而且主要是抓组织部门的工作。五月间接到中央指示，要抽调大批于部到西南地区工作。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调干工作总的说是顺利的，但是遇到的思想和实际问题不少，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还有某些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六月初，晋绥分局为了正确解决某些干部的遗留问题，决定成立审查干部委员会，由龚逢春同志领导，分局社会部牵头，临时抽调一些干部参加，对某些干部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经过认真负责的工作，逐个地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党组织放手使用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使这些干部甩掉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新区工作。在抽调干部时，晋绥分局决定采取“拆庙撤神”和成建制的调干方法，好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由地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就解决了，下面的干部也提拔起来了。原有的七个地委和专员公署撤销，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到临汾集中学习。七月底八月初，组成临汾地委和临汾中心专署，领导晋南各县的工作，原五寨地委，专署，直接领导晋西北各县的工作，原来各县的主要负责干部调走，并要他们组建成一个县的架子，到新区搞好接管工作。还要他们放手提拔一批干部，配好本县的领导班子，并充实县区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把本县工作做好，尽快地把工作安排好，来临汾集中学习。要调走的干部在当年九月都到临汾集中，组成南下干部支队，进行学习，公安干警组成千个干部大队和一个保卫队，进行专门工作的政策和业务教育。党和政府的工作移交给山西。十月中旬从临汾动身去西安集中，从此结束了晋绥地区的工作历史。

南下干部支队到达西安后，组成了以贺老总为首的南下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十八兵团和地方干部的入川工作。在西安最忙的是配班子搭架子问题。根据西南局指示要组成三套班子，随军到川北，川西和川康工作，这三套班子包括三个区党委，两个行署，一个省政府，一个成都市委和市政府，九个地委，九个专署和一百多个县的架子。在配班子搭架子中，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遇到了不少的思想问题。逢春同志在配班子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正确地分析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状况。他说：“我们根据地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现在又经过土改，不论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都经过各种严峻考验，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在基层工作多年，有实际工作经验，选拔一些人到领导岗位上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有的人耽心新区比老区问题复杂，有的干部能力弱，水平低，恐难胜任新区领导工作。他说，“看干部有无能力，不能从印象出发，应从实践中看他的才干。比如，某县委书记，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平凡，他长期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工作，出生入死，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象这样的同志到新区担任新领导职务，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他说：“什么是能力，只要懂得党的政策，又会走群众路线，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就是能力”。他还耐心地说服一些干部，要求他们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他说：“一个人从旧社会过来，难免带来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只要搞籍楚了，不是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就应该根据他十多年的表现和德才条件，分配适当工作，包括某些领导工作。”还说：“干部在工作中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虽然本人有责任，但只要改了就好，仍可以继续放手使用他们，犯过错误的人免疫力更强，也许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他的这些见解得到同志们的赞同，统一了思想认识，较快地也是初步的配好了三套班子。在三个区党委的领导下，随军入川，受到贺龙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十一年来，无论是在逢春同志直接领导下或者是间接领导下工作，都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龚逢春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将近五十个春秋。他在白区工作也好，苏区工作也好，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时期，他始终如一地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严酷的斗争面前，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屈不挠，他深思好学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襟怀坦白，团结同志；他工作认恳恳，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一切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在战争年代里无数革命先烈为崇高的理想流血牺牲了，在建国时期一大批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去世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努力奋斗，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作者：原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纪委委员。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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