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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五章 2、 创建湘鄂边根据地

发布日期：2016-03-11 13:55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在红四军整顿期间，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受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委托，负责领导红四军和湘鄂边地方党，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1928年11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神兵”中的工作颇有成效。前委同时发现敌军有向红四军进攻的迹象。
    为了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避开大股敌军的进攻，贺龙和前委决定：红四军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原地坚持斗争；派中共湘西特委委员汪毅夫到鹤峰县邬阳关联系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动员他们参加红四军。
    11月底，贺龙率红四军到达宣恩、咸丰、利川一带以后，才了解到中共施鹤部委有名无实。部委书记杨维藩在黑洞“神兵”王锡九部当了第一师师长，但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这一带的“神兵”有10多万人，而杨维藩所在的第一师只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神兵”为地主豪绅所控制。以红四军的这点力量，要想在这里掌握“神兵”、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很校贺龙早年曾来往于这个地区，对这里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他决定对各股“神兵”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然后利用矛盾，加以分化，同时在“神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灌输阶级观念，孤立“神兵”头领，争取扩大红军，然后返回鹤峰、桑植地区，再图发展。
    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红四军争取了“神兵”中的贫苦农民二三百人。12月中旬，贺龙率部向东转移，顺势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的途中消灭了两处团防武装。三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余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沿途还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12月31日，贺龙率红四军在邬阳关与陈宗瑜领导的武装300余人会合，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29年1月8日，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准备开战，施鹤地区国民党军主力他调。贺龙乘虚攻占了鹤峰县城及周围市镇，击毙县长，消灭了部分团防武装。
    红四军占领鹤峰以后，前委和贺龙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以吴锡（主席）、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和《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焚烧地主田契文约，展开了地方工作。至3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已在广大农村中普遍展开，并准备分配土地。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渐建立起来。鹤峰县成为湘鄂西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和建设鹤峰根据地期间，贺龙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这是中共中央对处在斗争第一线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领导同志的关怀，但是，因为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着崇高威望，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这里的领导工作很难由别人代替。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以后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了整训，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大”决议。依据中央“六大”精神，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同时，红四军又进行了整编，人员已达1000余，枪300余支，其中包括以陈宗瑜为大队长的红色“神兵”特科大队。保留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在湘鄂边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与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土著武装作战，有其特殊的作用。这也是贺龙的一个创举。
    红四军占领鹤峰全境，轰轰烈烈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工作，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使周围各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已，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歼灭巨匪。”
    湖北清乡督办电告湖南省主席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两湖当局乃令施鹤7属①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团防联合进剿红四军。利川、来凤、咸丰3县团防畏贺龙声威，借口路远没有派兵。
    发动围攻的是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及恩施、建始几支团防共3000余人。他们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围歼只有1000余人的红四军。
    红四军前委立即研究对策。贺龙认为，敌人以优势兵力对我进行包围，如果分兵防堵必然被动。他提出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桑植等县团防，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部。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当年还是朋友呢。
    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回桑植，他曾给过我钱和粮食。革命一深入，我们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于是，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在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张家坪伏击王文轩部。这次伏击打得非常成功，击毙了王文轩，消灭其下属官兵数百人。接着，贺龙又率部击溃了恩施县的团防，其他团防队闻风而逃，鹤峰境内再无故踪。
    贺龙决定乘胜向桑植一带发展。4月上旬，红四军进到龙潭坪一带，6月上旬攻占县城，立即在桑植境内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3000余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备军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令其下属向子云部从永顺向桑植进攻，企图在工农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时候一举摧毁之。
    得知这个情况，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向子云，叫他不要进攻，“来则送礼而已”。可是，向子云认为去年贺龙在桑植“闹红”时， 3000多人的红军经不住1个旅的攻击，现在贺龙的红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样经不住正规部队打。他将贺龙的劝告置之脑后，派团长周寒之带领两个半营向桑植进犯。
    贺龙命令红四军主力到桑植南岔渡口埋伏进来，派几支小部队边打边跑诱敌追赶，又把南岔渡口船只放到西岸，让向部过河。当时，一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战士都习惯猛打猛冲，认为一步一步后撤是丢人的。贺龙提醒他们：情况千变万化，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现在红军人少，枪支弹药更少，就要打巧仗。既能歼灭敌人，又少受损失，才是一个好指挥员。贺龙说：“敌人以为我们兵不强，将不勇，不经打，他们占桑植城很容易。好嘛，就让这帮家伙放开胆子往里闯。我们一步一步后退，就显出个不经打的样子，这有什么，最后是我们吃掉他嘛！”
    果然，周寒之带了1000多人边打边追到南岔渡口，看见渡口的船只仍在，以为贺龙部队已经溃不成军，急忙下令抢渡过河，迅速夺取桑植县城。
    可是，周寒之的部队刚渡过河，便遭到红四军主力猛烈袭击，顿时大乱，随即被歼。周寒之本人也被击毙。红四军在贺龙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7月中旬，向子云带领两千余人和部分团防再犯桑植。贺龙决定将他们放进县城，尔后反击。红四军撤退之前，拆去了桑植部分城墙，烧毁城门，使之不利敌人固守。红四军主力隐蔽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带；一部分隐蔽在西界、茅岩准备断敌退路。15日早晨，向子云的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9时左右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贺龙抓住敌人逐次进兵的弱点，向城内之敌发起进攻。四团攻东门，一团攻西门，二团、独立团直插汪家坪，截断城内敌军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子云部突遭猛烈冲击，乱成一团。进入城内的特务营大部被歼，后续敌军急忙抢占高地，企图顽抗。红四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兵力击敌侧背。向子云部溃不成军，仓惶撤向渡口，企图渡河逃走。赤溪渡口一带河床狭窄，水势湍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船只己被红军撤去，敌人无法过河，被压缩在河滩上，大部缴械投降，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多数溺死在江中。向子云的尸体一直漂流到了津市，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赤溪之战，红四军歼灭敌军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南岔，赤溪两战两胜，巩固了新建立的根据地，鼓舞和教育了群众，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由于群众踊跃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营以下单位都设立了专职政治干部，连队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由曾在南昌起义时担任团长、在海陆丰暴动时担任过师长的中共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南岔，赤溪战斗的胜利，说明红四军有了长足进步。贺龙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三千，他们三千，我们把他们吃得光光的，只伤亡几十个同志，这种仗很合算罗！”
    大家纷纷说：“你指挥得好啊！”
    贺龙摇摇头说：“错了！一年前，在家门口，我们三千，他们三千，仗打下来，我们散完了，后来，又扩充到1500多人，石门两仗一打，只剩下一二百人，我贺龙连件换洗衣裳都搞没了。这一败一胜，说明了什么？第一条，我们红军变了，已经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也打不散，打不烂了；第二条，我们每个班都有了党团员，团结一班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红军就成了铁军、钢军；第三条，我们建立了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我们生了根啦！再嘛，你们大家齐心协力，你们指挥得不错，会打机灵仗了。我贺龙算什么？一枪没放，一个俘虏没抓到，大不了是出了些点子嘛！”
    8月，贺龙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击最反动的敌人，率领红四军进攻大庸县西教乡。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著名天险。这里的大地主熊相熙拥有一支300多支枪的武装，筑有坚固的寨堡，几十年在这一带称王称霸。
    他勾结、支持、收留坚决反共的地主团防武装，无恶不作，成为桑（植）鹤（峰）根据地巩固和扩大的严重障碍。由于湘西众多的土著武装首脑大多与贺龙有些历史渊源，贺龙回到湘西后，为了不树敌过多，以利于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与一些土著武装首领有过联络，并且区别情况，团结友好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反动的，收到过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土著武装的头目，多数站到了反共反人民的一边。熊相熙则起着更恶劣的作用。所以，攻打西教乡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军事意义，也是一次正确的策略运用。
    8月7日，贺龙率红四军发起进攻。贺龙还约来他的旧部下、当时隶属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吴玉霖团助攻。这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国民党的部队来攻打反动土著武装的作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经过6天6夜苦战，到8月13日晨，红四军攻下了全部寨子。
    熊相熙率残部退往大庸、慈利交界地区。红四军又于8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当地团防纷纷逃窜。
    由于贺龙打击了最反动的地方势力，大庸、慈利的许多土著武装首领或表示不与贺龙为敌，或愿让出“防地”，或派人前来修好。贺龙进攻西教乡，打击熊相熙，达到了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这时，贺龙得悉驻常德、桃源一带的第五十二师有纠集陈渠珍及湘西各县团防大举进犯湘鄂边根据地的企图，桑植一些村镇的反动残余势力也乘红四军主力出击的机会，发动骚乱，杀害区乡政府及农民协会的干部。因此，贺龙率部返回根据地，巩固后方，准备反围攻。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镇压叛乱，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贺龙派前委委员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一批老党员深入农村，协助县委整顿地方工作，清洗一些混人革命组织中的坏分子，撤换一批不称职的工作人员，指导和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政策教育，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全面参加根据地的建设。经过一系列工作，根据地内部更趋稳定，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9年9月，贺龙与军部军政训练班教员、共产党员蹇先任结婚。
    9月，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发生了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中。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和湘西几支团防武装逼近桑植。贺龙决定避开强敌，苏区党、政、军组织及革命家属转移至桑植北部，待查明敌情之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失误和等候己暗自脱离革命的一支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在樟耳坪遭到袭击，伤亡三四百人，加上部分人员失散、逃跑，减员近千人，被迫撤到鹤峰根据地。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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