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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九章 3、 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
发布日期：2016-03-11 17:01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徐向前总指挥在动员大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一方面军、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摘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准备粮食、牦牛肉等等。在当地群众中也普遍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尽管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加上红四方面军六七万人已经在这里驻扎了一些时间，各种物资已是相当困难，但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还是竭尽全力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红二、六军团为了迎接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全体人员在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凡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做、不传，并号召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
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标语。红四方面军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并送给红二、六军团大批毛衣、毛袜和其他物资，充分体现了工农红军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团结友爱精神。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贺龙后来多次提到这是一次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是充满革命热情的会师。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支主力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会师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都从前方赶来，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气氛还是热烈的。贺龙见到了曾经共同领导南昌起义的老战友朱德、刘伯承还有张国焘，分外高兴。谁知道还有许多令人困惑、令人忧虑的难题摆在面前呢？
早在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时，朱德赶来与肖克、王震会了面，进行了亲切的谈话。7月1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的甘海子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也与朱德会了面。两次会面，朱德都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贺龙他们。朱德还给贺龙他们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并且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与此同时，张国焘也在积极活动。他向红二、六军团派出了工作组，煽动对中共中央的不满，散发了《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
贺龙、任弼时等坚决予以抵制。任弼时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以后，严肃他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立即打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
张国焘想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少数办法，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则以“谁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张国焘准备换掉红二、六军团4个师以上的政治委员，也未能如愿。
1961年，贺龙对有关人员谈话时说，“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后来也讲过：“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后来，又任命罗炳辉为红三十一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红二方面军共有8个师的兵力。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3路从甘孜等地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从甘孜随红四方面军之后北上。
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雹气候无常的水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遍布沼泽，稍不小心，脚陷进泥里，就会惨遭灭顶之灾。一路之上红军得不到给养补充，起初，每人每天还有3两青稞粉充饥，后来就完全断了粮。指战员们只得挖野菜、草根，吃牛羊皮，最后，连野菜和牛羊皮也没有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第二天，别人来呼唤起程时，见他已经牺牲了。草地的天气，忽而阴天，忽而雨雪交加，忽而鸡蛋大小的冰雹朝人们猛砸下来。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74人。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只有具备坚强革命意志和久经考验的红军才能够活下来、走出去，创造出人类的奇迹。
看见指战员牺牲在草地里，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的，都要抢救战友！贺龙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师、团都组织了收容队，全军所有的骡、马都驮着伤病员。有的人就是因为抓着牲口的尾巴走路才免于牺牲的。贺龙的乘马也一直驮着伤病员。他和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跋涉。粮食断绝了，贺龙组织大家去挖野菜。草地里的野菜许多是含毒的，吃了它很快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贺龙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他们没有任何化验仪器，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有些指战员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草地的小河里有许多鱼，千百年来人类从未打扰它们，所以不怕人，钓起来不很难。贺龙亲自钓鱼给大家吃，还组织一些人去为部队钓鱼充饥。贺龙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
在最困难的时刻，贺龙毅然把自己心爱的马交给供给部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贺龙爱马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那匹枣红马与他一起征战多年，还救过他的命，也救过许多伤病员，贺龙决定杀掉，不仅他心情沉重，警卫员们一个个都哭得很伤心。
贺龙难过地说：“不要哭了。我不到10岁就放马， 10多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热爱革命。
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么？”
当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看见一座座村庄，看见晨雾里屋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的时候，人们迸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喜悦，仿佛是从死亡线上来到了充满希望的人间。
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任弼时从甘孜出发时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8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致电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指出：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8月中旬，主力可以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红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3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精神欢迎他们。
任弼时也于8月9日发出了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为促进3个方面军会师及会师后的大团结，他已建议中共中央在会师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解决团结、统一的问题，总结过去的领导并着重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要求红二方面军立即为大会师作政治动员和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16日，贺龙等复电任弼时：一，在求吉寺留的信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发出“告一、四方面军书”。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行军，9月初，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这时，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地区，都已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占领；西进的红一方面军也己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10多个城镇。3支主力红军日渐接近。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其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与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改变此口号，3月，有人来接洽。”
贺龙、任弼时等当即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且提出：为着不放弃全国积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这份电报再次表达了贺龙等反对分裂、拥护中央，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同时，也透露出贺龙他们对党内妨碍团结、制造分裂的忧虑。
蒋介石见3支主力红军已经造成即将会合之势，急令胡宗南部从南方返回陕甘与西北和四川北部敌军一起向红军进攻，阻止红军会合。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9月初，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眠州、武山等地，尔后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第三十七军；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进而实现3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消灭胡宗南部。
依照军委计划，贺龙等于1936年9月7日在哈达铺制定战役计划。8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说：“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各军开始行动，至20日，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并占领了略阳、凤县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完成了预定计划。9月25日，敌第三军1个旅及1个团向成县反扑，红二军、红三十二军给以严重打击，毙伤敌数百，俘敌300余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随即展开。9月中旬，建立了成县等4个县和几个区的革命政权，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还扩大了2000多名新战士，筹集了大批粮食和经费。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从宁夏的豫旺一带西进，红四方面军到达了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形成了3个方面军南北呼应之势。
蒋介石立即调集其嫡系军队抢占西兰公路，企图阻塞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并切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同时命令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宁夏、青海的国民党军配合行动，进攻红军。
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精神，为求得3个方面军会师，进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拟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由于该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协同不好，致使红二方面军受到敌军夹击。后经军委同意，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于10月22日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会师前因来不及将部队全部收拢，与多路敌军作战时，又处于被动状态，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贺龙说，红二方面军因为陷于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时还危险，损失也大，令人痛心。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他们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从自桑植出发时算起，比红一方面军长征晚了1年多，虽然在他们长征的时候，敌人已经获得了追堵拦截的一些经验，给红二方面军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但是，由于贺龙等的正确指挥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会师后，红一方面军送来数万斤粮食， 2000多只羊、猪、牛， 1000多套棉衣，几万张羊皮， 500匹布和3万块银元，以示欢迎和慰问。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接着，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到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周恩来、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阔别了8年之后又重逢了。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为人民剧社充满激情的文艺节目所感动。贺龙兴奋极了，当场说，我们一定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坐在贺龙身边的周恩来指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说，“好嘛！叫你们的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叫“战斗剧社”。后来，在贺龙关怀下，这个剧社在几十年征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慰问期间，周恩来曾问贺龙：3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贺龙讲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会师后，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由关向应接替。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多个师向红军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
按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在10月24日至30日边战斗边转移，于11月中旬投入山城堡战役，配合兄弟红军进行了歼灭第一军1个多旅的胜利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国是。红二方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军。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即着力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贺龙参加了这个会议，作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发言，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他这番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赏。在这之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继续当选为军委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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