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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二章 2、 建设晋绥区

发布日期：2016-03-15 16:15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贺龙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不仅是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枢纽，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
    然而，摆在贺龙、关向应面前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
    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的晋西北，虽然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之一，但在结束“十二月事变”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政权、财权大多为国民党所掌握，群众的动员和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无一不受到限制和阻挠，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抗战组织的活动，经常遭到干扰和破坏，因而根据地的许多建设工作，此时几乎还要从头做起。
    在军事上，日军在晋西北周围配置有第二十六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部队以及一批伪军。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大“扫荡”，扩大占领区，而一二○师主力转战晋察冀，长期作战，两期整军计划都未完成，急待休整；留晋西北部队在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活动中，减员严重，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仅有1000余人，警六团、独二团等则不足1000人，战斗力有所削弱；新军长期以来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面，人多枪少，成员比较复杂，反顽斗争以来，思想上问题不少，极需整训。
    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问题。晋西北处在西起黄河，东至同蒲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之间的黄土高原上，东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军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区，南面为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南，北接绥南游击根据地，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比较狭窄，而且没有扩大发展余地。这个地区内有30多个县，但抗日政权管辖下的人口仅一百几十万，地瘠民贫，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区域。以本地资源供应众多军队和地方脱产人员，支持长期战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
    抗战以来，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连年的天灾，加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晋西北人民生活已极其困难。“十二月事变”期间，阎军对晋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掳掠一空。晋西北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调查，到1940年初，农业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工矿、手工业大部被毁，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艰难筹措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干饭，其昧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掺惨饭”。师副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有时候，续范亭等领导人来，贺龙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财政上困难尤甚。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但是，在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1元可买小麦1.5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屡屡贬值，以致1元钱买不到0.5公斤小麦。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北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一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至于经济建设，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更无从谈起。一言以蔽之，问题严重，困难重重。
    贺龙、关向应正是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的。
    在贺龙、关向应的工作日程上，第一位的是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 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运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晋西北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开展了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两个多月内，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献粮10万石，献金折合法币181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对于壮大抗日武装，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6月11日在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说：“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四大动员”中也产生了严重错误，其实质和后果，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1940年9月21日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粮筹款，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此时，贺龙对这一问题的性质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是政策过左，但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因而，在春季反“扫荡”结束后，他立即参加了5月15日召开的晋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感到失望。这次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一二○师抽调了300余名干部组成19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派周士第去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作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听了汇报，于6月8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是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的巨大力量，就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百团大战”结束后，晋西区党委根据贺、关意见于1940年12月10日至1941年1月15日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井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出去的富户364户，占逃亡富户的三分之二；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不少进展；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策，干部威信也有了提高。在贺、关等领导下，这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对于一些做过了头的事，贺龙还亲自作了干预。临县商会会长冯锡蕃，抗日银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政府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一般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在阎军从临县溃逃时，困不明情况，曾随同逃离1天，第二天即自行脱离阎军返回临县。后来，被人诬告，说他当过阎方的方山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事情查清后，正值“四大动员”，又把他作为“动员对象”，要他拿出1万银元，不然就关着不放。
    贺龙知道此事后，打电话给驻临县的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告诉他：冯锡蕃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一二○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一二○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哪里还有1万银无。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了，送他到一二○师师部来。”在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上，贺龙就此事向有关人员反复说明情况，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亲自出面保释他。几天以后，雷任民在临县请冯锡蕃吃饭，对他说：”对不起你，在军法处住了这么久，今天请你吃点便饭，座谈一下。贺老总打电话来，要你去师部。饭后，我派骑兵送你去。”到了一二○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接待了他。周士第专门来看望，对他说：“你可以到司令部来玩嘛，不用怕。贺老总为你的问题，同雷司令谈过多次。贺总说，如果有谁杀害了冯锡蕃，我同他算老帐。”从此，冯锡善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战线上积极工作，为改善晋西北经济环境而努力。后来，随贺龙入川，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医药贸易局、医药公司的负责干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7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解决晋西北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1940年2月在窑头村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贺龙就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为晋西北人民分忧。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让他们带着几台旧机器，以一二○师修械所为基础，去黄河西岸陕西葭县（今佳县）办兵工厂。1940年3月，他们办起了晋绥根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后改称晋绥兵工厂），从此晋西北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军工企业。
    对于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点，贺龙思想上十分明确。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 1940年4月20日，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百分之一，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贺龙作为财经委员会书记，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金融问题。在这方面，贺龙想了不少办法。
    早在1940年1月，贺龙刚回到晋西北，就感觉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他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贺龙又派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卖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一二○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块银元。”
    甘泗淇、周士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字马上送去吧。”贺龙衔着烟斗沉思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陈希云着急了。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呢？他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在他看来，支持党中央，支持延安，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范子瑜一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来，贺龙都要让他给延安送钱。整个抗战期间，由贺龙决定从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己无法统计了。
    筹措资金不失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才可以运用有效的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因此，财经委员会决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这是一个重大任务，由准来负责呢？贺龙、关向应、林枫都想到了刘少白。刘少白很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
    1937年8月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公开身分的党员。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在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商品检验局当过科长，有相当的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对山西的经济情况比较熟悉，是一个理想的人眩因此，贺龙亲自出面邀请他出任总经理，筹建银行。经刘少白多方筹措，筹集到了开办银行必需的资金。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又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银行的成立，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金融，争取晋西北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季和夏季日寇对晋西北的两次大“扫荡”，特别是实行“三光政策”的冬季大”扫荡”，使晋西北尚未来得及解决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
    贺龙在冬季反“扫荡”胜利以后，马上对晋西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召开财经会议，讨论怎样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41年3月4日，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贺龙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祝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心工作，党政军民，要一致努力，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下决心把生产建设工作做出成绩来。”根据贺龙的建议，这次会议确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贺龙又四出奔走，动员党政机关，将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青联、妇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他领导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产粮食；第二件，解决服装供应。主要是发动部队种棉花，建设河西被服厂和用土特产交换布匹。到1942年夏天，一二○师每人都领到了1套夏服，并且拨给新军8千套夏装；第三件，解决副食品供应和燃料。
    要求各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挖煤炭。晋西北煤多，贺龙让独一旅、独二旅各抽出一部分人来开矿挖煤，供应部队和群众燃料；第四件，开办商店，即日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
    三五八旅返抵晋西北后，新三五八旅改称独二旅。
    活跃经济，解决部队的日常开支。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一共开了16个商店，赢利法币70万元，农币60万元。在贺龙领导下，部队生产发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经过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晋西北的经济状况，己有显著改善。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1940年10月，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一二○师三五八旅和决死二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1个营兵力的交通大队，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
    1941年3月，他又成立了晋西北军区交通运输委员会，指定参谋长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员，进一步加强交通部队，做好护迭工作。许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江苏等地去延安开会、汇报和出差的人员，都要经过晋西北，在兴县落脚。贺龙为此指定了两个招待所，指派副官处长陈仕南负责接待来往人员。贺龙对陈希云、陈仕南说：“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毛主席看好这个大门。一方面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方面要把过往同志的生活照顾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要帮助解决好，使他们满意。”1942年10月，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一路上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被褥、替换衣服等都不便随身携带。一到兴县，供给部就给刘少奇将这些东西一一补充好。其他领导同志从敌后来到晋西北，也都是缺什么补什么。对于一般过往干部也是这样。1942年5月，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一批学员迁往延安，一个100多人的女生队，在过同蒲铁路时，被敌人冲散，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全部丢光了。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到达兴县时，供给部及时给她们补充了被服。贺龙知道了很高兴。他说：“延安生活很困难，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给党中央增添麻烦。要想方设法减轻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革命义务。”
    1942年秋，彭德怀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在兴县讲话说：“我们从太行出来，经过若干道封锁线，东西都扔光了，感谢你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吃的、穿的，还有牲口，还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让我们好好休息。贺总在晋西北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黑豆，也要招待好过往的干部，这一点，人人皆知，我是很钦佩的。”
    贺龙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把它看作是增强部队素质，提高土气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亲自创建了战斗剧社， 1939年，又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冀中参军青年中动员了不少人参加剧社，编演了许多好的话剧，使战斗剧社成为敌后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团体，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后来，活跃于电影界、话剧界的著名导演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都曾在这个剧社工作过，都受过贺龙当面教诲。1941年，贺龙又四处物色爱好京剧的人材，成立了一二○师战斗平剧社（京剧在当时称平剧）。他向负责组建平剧社的刘西林、张一然说：“演旧戏一定要除掉封建毒素和低级庸俗的内容，要表现历史上除暴安良的正义人物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使人增长历史知识和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平剧社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贺龙到延安以后，这个平剧社与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合并，组成延安平剧院。解放后，活跃在京剧界的薛恩厚，就是战斗平剧社的领导人之一。
    贺龙领导的部队中，体育运动历来蓬蓬勃勃。最负盛名的是贺龙亲手创建的一二○师战斗篮球队，许多队员都是他亲手挑来的。在冀中，他发现了曾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员刘卓甫，可是，人家已经当了抗日政府的县长，可贺龙爱才如命，想方设法经冀中主任公署把他调到了一二○师。当时这个业余球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晋察冀根据地都是很有名气的。有的队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体育界的领导干部。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工作中，文化建设自然也纳入了贺龙积极参预领导的领域。
    1940年5月4日，晋西北召开文化界救亡联合会代表大会，成立晋西北文化领导机构。贺龙在开幕式上讲话说：“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二，文化不能脱离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要起先锋和推动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运动是不会杀头或被捕的，我们反对对文化的压迫。今天在这里有枪杆子给你们放哨，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子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贺龙即席讲话说：“晋西北的大学生很少，这可见一般文化之落后。”他举出几个具体事例后风趣他说：“许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不会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级不知道执行，这都是文化程度不够的缘故，所以，要发展晋西北文化。”他还谈到晋西北的戏剧艺术面临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他说：“戏剧一方面应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随着晋西北农业生产的恢复，人民生活的改善，晋西北的戏剧运动以一二○师战斗剧社和区党委七月剧社为中心开展得十分活跃。1941年8月15日，一二○师政治部召开戏剧运动座谈会，总结一年来开展戏剧运动的经验。贺龙在会上讲话说：“一，对于战斗剧社，我们要求它一方面领导和团结各旅、团的剧社，一方面还得有三大本事。什么本事呢？第一，要能为纪念大会、干部会议演出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都好的多幕大剧；第二，要能在千万人的大会上，演出有教育意义的、大众化的、战士们一看就懂的独幕剧；第三，要能演出给老百姓看的、为老百姓所欢迎、所了解，而且能教育和组织他们的戏剧。”“二，对各旅、团的剧社，我们要求演大众化的、配合政治工作，巩固部队、宣传组织群众的戏剧，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三，我们要组织戏剧游击小组，配合敌占区工作人员和少数武装，以闪电的姿态到敌占区去，演些短小精悍的好戏，振奋敌占区的群众。”“四，要多多创作，无论是戏剧、歌曲，还是舞蹈，不要老一套。唱歌，几部合唱不好，还是齐唱受群众欢迎。要组织采访团到各分区去搜集材料，多创作新的东西。”“五，为了开展部队和地方戏剧运动，我们要培养艺术干部，以战斗剧社为骨干，从地方学校和部队中，有计划地调艺术干部受训。”“六，对平剧（京剧），我认为应接受其优点，删去有封建毒素和庸俗落后的成分，用严肃态度来研究它。演出的剧本应该是表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使观众增长民族意识和历史知识。”“总的来说，我们的戏剧要深入部队，面向战士，教育群众。”不久，贺龙组织了战斗剧社“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去进行武装宣传。他对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说：“现在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部队和老百姓都很困难，尤其是敌占区的老百姓。你们要去给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巩固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且从他们那里搜集材料写出作品。”这些，就是贺龙关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些思想，虽然，谈得很简短，却颇为深刻，涉及到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他的这些思想，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影响很大，无怪乎著名作家肖三在听了贺龙讲话以后感慨他说：“谁说贺龙同志只是一介武夫？称他为中国的恰巴耶夫①？我看，除了某些特点外，并不相似啊！”
    对于大青山地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贺龙、关向应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7月，贺龙、关向应根据中共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决定将雁北和绥远合并，成立中共绥察区党委，由白如冰任书记。接着，贺龙、关向应又提出了建立绥察游击行署的意见，以统一全区行政，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还从晋西北抽调了200余名干部支援大青山地区。1940年8月，召开绥察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副主任杨植霖，并且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专员公署和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
    抗日政权的诞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反复地对大青山地区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半年当中，绥西、绥中、绥南被烧毁的村庄多达1700余座，群众被迫大批逃亡，抗日政权和军队失去了依托，陷入能否存在下去的严重困境。
    贺龙、关向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大青山地区是一块完全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之中的根据地，和晋西北不一样，必须执行一套灵活的政策，方能长期坚持。贺龙说：“他们那里不能照晋西北这一套办，一切要有利于站住脚跟。”关向应说：“除了敌人残暴之外，主观上是领导思想上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根据地不明确。”贺龙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就是大青山地区陷入困境的内部因素。他们向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中共绥察区党委书记白如冰提出：“大青山今天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能是一个游击区。地方党、政府必须正确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初，贺龙更加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过去那种暴露政策，不利己，亦不利人，应禁止。”
    要求他们不要盲目地去扩张声势，而应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执行隐蔽政策，积蓄自己的力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做扎实的工作，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并且对如何执行隐蔽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贺龙、关向应的这些意见，从思想上明确了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和进行建设的方向和策略，从而使那里的抗日政权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到1941年5月，条件成熟，经贺龙、关向应批准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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