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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五章 2、 甘挑重担

发布日期：2016-03-16 13:50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7年3月，由于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蒋介石被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战场转为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蒋介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15个旅由南向北实施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的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三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胡宗南部作战。这时，在陕北，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约1.7万人，和3个地方旅，在敌我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陕甘宁地区虽然地瘠民贫，资源缺乏，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治理，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很高，对战争有准备，群众条件很好；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轻装野战。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周旋于山区，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陕北战常陕北面临大战，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呢？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是，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目前仍在晋绥前线。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从防卫延安的主要方向南泥湾检查防务归来，即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党性很强的贺龙，拥护这一决定。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就在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到晋绥解放区。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有1个野战纵队、l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担子再重也得挑呀！
    而且，就他的性格来说，担子越重，他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与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来晋人员的去留问题，决定少部分回陕北，担负急需的工作，一部分随刘少奇去河北，一部分留晋西北。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含笑点头。他回到陕北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贺龙一直很担心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安全。他向周恩来的警卫员作了详细的询问。在谈到周恩来从陕北到晋西北这一路上的情况时，贺龙问道：“你们带的什么武器？”警卫员说：“老总，我们只带了两支短枪。”贺龙一听，立刻板起了脸：“那怎么行呀！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警卫员未作回答。贺龙说：“我给你们每人1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你们要好好保护周副主席。”
    这时，彭德怀正将陕北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地区，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弹药。5月10日，他致电贺龙求助。贺龙同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了3批武器弹药。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此专门致电感谢。
    从这件事情上，贺龙预见到，今后，西北战场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从哪里来呢？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以外，就得靠其他解放区支援了。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的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目前，他们在陕北已无法正常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这样，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撤到河东来了。贺龙立刻向他征求意见。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
    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
    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 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并且患有高血压病，只得住进晋绥军区碧村医院。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深知，在西北战场紧张作战的时候，中央召他参加会议，必定有关系全局的大事要讨论，因此，他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往陕北。临行前，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问道：“我记得还有1斤水果糖吧？”警卫员点点头。水果糖，现在不是值钱的东西，可在当时的解放区却是来之不易之物。这1斤水果糖是1年前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着。警卫员不知道这位老总这时候为什么要水果糖，赶忙把它拿了出来。贺龙拎着水果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赶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他是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摸脸颊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同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陕北战争，而且还可以对刘、邓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看来陕北战场得依靠你们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
    毛泽东说，别小看了后方，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并就此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次来开会的人多，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窑洞太小，容纳不下，便在院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了一个棚子，放上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就是会场了。贺龙一坐下来，抬头看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主席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原计划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毛泽东接着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除山东、陕北两处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转入反攻。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关于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关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完全正确。
    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共中央便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安排，有人觉得，让一个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老总，去管地方工作，搞后方，不可理懈。贺龙自己呢？却感到这个决定很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也并不简单，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他说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从战争全局出发，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个人不该计较什么。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山我来当牵头人。两边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在会上，他提出了两边区统一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贺龙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最明确的表态，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简略的施政纲领。
    从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中共中央根据西北的特定情况让贺龙主持联防军，把两个边区合起来，统一后方和军区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回忆小河会议及其以后这段经历时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
    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1年1个月零3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侍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像。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认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贺龙等率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
    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到达河东以后，与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暂驻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
    贺龙刚住下，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说：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粮食、粮食！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余人。这8万余人每月需粮1.6万多石，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400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较低。国民党军队侵入陕北以后，“胡祸”横行，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有一次，贺龙在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40万人缺粮。河东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8万多人所需粮食，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行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贺龙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总之，贺龙想尽一切办法，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力战争服务。
    再则是派出得力干部，组织庞大队伍，到晋中平原及邻近的解放区筹粮运粮，千方百计保证西北战场急需。1947年9月，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10万石粮，急需组织运力前往运粮。贺龙同林伯渠商量后，急调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薛兰斌前来主持。贺龙、林伯渠找他谈话，交待任务。薛兰斌一听就抓了头皮，他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还得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太困难了。”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任务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
    你知道，前方战士没粮吃呀！只要能把这批粮食很快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吃的老百姓。”薛兰斌说：“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
    贺龙把手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发电报，让晋绥派人、出牲口。”过了几天，贺龙又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1000余名师生员工动员出来，交给了薛兰斌。贺龙说：“这1000多人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
    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嘛！”
    薛兰斌率队出发了，贺龙的心却一直放不下来。他虽然下达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要完成这一任务，将面临多大的困难。他让参谋经常和运粮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有一次，他到晋南去，专程赶到运粮队检查工作。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手，车运肩扛，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场面感人。贺龙对薛兰斌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
    贺龙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他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三是想方设法筹集其他物资。后方工作是很复杂的，除了粮食，还需要其他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和经费等等，这些都要由贺龙负责来筹措和组织。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时，前方部队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经费，以便南下作战，将战争推向指晋绥地区的支前勤务。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出动人力、畜力支援战争叫抗勤。这里沿用了那时的说法。
    国民党统治区。可是，到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翻开这个时期西北战场的档案，可以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焦急心情的电报。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贺龙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商量以后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去出售，换回所需的钱和物资。然而。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林伯渠、习仲勋感到为难。贺龙说：“我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奉命赶到。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特殊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张达志说：“运输队用不着两部电台。”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还得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什么的，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可不轻。你必须同我直接联系。我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要两部电台？”
    张达志带来的绥蒙军区骑兵一、二两团要去做买卖了。上面给每匹马配备两个口袋装货物，连张达志的乘马也不例外。临出发的时候，贺龙又一次向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同我联系，你要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不管碰上西北野战军那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条子就行了。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张达志领命出发，活跃了整整1个冬季，一直到1948年2月才圆满结束了这项特殊任务。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主要是全力经营联防军区的地方兵团建设。贺龙的办法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他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成效， 1947年一年里，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是很不容易的。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7个纵队零2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3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 22万人的大军了。
    195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三查、三评”整训部队，加强对敌斗争。
    1947年7月，贺龙再次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时候，陕北和晋绥两区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虽经我军多次打击，但尚未丧失进攻能力，还占据着边区大部分县城；边区的地方部队力量不大，某些干部“对敌斗争劲头不足”，害怕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7年底，贺龙着手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整训部队。主要是进行“三查”、“三评”，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加强战术、技术训练，提高战斗力，力争多打胜仗。1948年1月，贺龙对下去检查土地改革工作的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说，请向分区领导人传达我的意见：首要的是打仗问题，要转变军事领导，以战争胜利促进其他工作改变面貌。如果仗打不好，地方工作也不好搞。只要军队积极起来，坚决开展对敌斗争，不断消灭敌人，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为整顿部队，贺龙和联防军区领导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8年内，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结工作，表扬进步，批评缺点，提出要求。针对西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贺龙及时向地方兵团提出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对在战斗、工作上取得成就的部队及时表扬，对没有打好仗的，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经过1948年从军区领导到基层的共同努力，陕甘宁地方部队的工作有了显著改进。以原绥德分区的四、六两团为例：战争初期，这两个团屡次发生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违犯政策、纪律，打骂群众的情况。贺龙治军严明，几次予以严厉批评，指导他们严加整顿。后来，贺龙调张达志任该分区司令员，领导这两个团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组织建设、政策纪律观念也都得到了加强。1948年初，整训结束时，正值西野进行宜、瓦战役前夕，贺龙和习仲勋令绥德分区领导人率领这两个团向榆林以北之敌进攻，截断榆（林）、包（头）交通，予敌以牵制，并保障边区北翼安全。这支部队于1948年4月中旬，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歼灭伪蒙古警备师1000余人，俘敌少将师长；一次全歼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1000余人。不但仗打得好，战场纪律、群众纪律也好。战后，贺龙等军区首长立即发电报表扬，并指出：“这是新式整军之直接结果。”1948年6月，联防军区命令这支部队编为警二旅，以张达志为旅长，开赴晋绥地区，参加保卫麦收，破坏阎军屯粮固守计划的战斗。7月21日，该旅参加晋中战役，协同晋绥军区十二旅，在忻县豆罗村一带阻击向太原退却的阎军，全歼敌第三十九师及保安团共7000余人，解放了忻县。此后，该旅又奉命南下，参加太原战役。10月初，经7昼夜激战，攻克太原东北重要据点凤阁梁，歼敌1个加强营， 10月下旬，参加攻占太原外围四大要寨之一的牛驼寨的战斗，也完成了任务。经过这一阶段的战斗锻炼，警二旅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纪律严明的部队。贺龙说：张达志带领的两个团，（协同其他部队）把力量和自己差不多的敌人1个师消灭了。兵还是原来的兵，干部还是原来的干部，只调去了一个张达志，经过军事和政治整训，进步比较快，战斗力显然提高了。这支部队面貌的改变，说明贺龙贯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狠抓干部教育，严格要求，加强实战锻炼的措施是很正确的。
    对军区部队的对敌斗争，贺龙极为重视。他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部队的情况，作过许多精辟的指示。如1948年5月，他针对陇东分区对国民党骑兵作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的情况，去电报指示：要“以积极战斗精神，不打大敌打小敌，不打强敌打弱敌；遇大敌则削弱之，遇小敌则歼灭之；掌握情况、避实击虚、改进指挥、提高技术、充分准备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1948年后，各分区都注意了总结战斗经验，陇东分区专门研究了对青海马步芳部骑兵作战的经验，经过积极战斗，改进战法，扭转了被动局面。
    贺龙在肯定部队成绩时，也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要求。1948年8月，他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部队在贯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党委领导、作风和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特别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说：“军分区应当是地委的军事部，地委会议应专门讨论建军和作战问题。”贺龙领导军区部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收到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48年底，军分区由5个增至7个，部队由1万余人增至3.6万人。由地方兵团升级组建了警四旅，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1948年作战459次，歼敌1.2万余人，积极配合西野作战，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
    在晋绥地区，贺龙和李井泉鉴于主力部队几乎已经全部西调的情况，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地方部队，运用抗日战争中“挤敌人”的成功经验，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大大加强对敌斗争，方能更有效地对付傅作义和阎锡山，巩固根据地，于是委托副司令员周士第进行具体筹划。1947年12月，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1年来的对敌斗争。从检查中发现，在地方工作上，因为受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区和边沿区，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冒险行动。如过早地实行土改，在土改中又过多地扣押地主、富农，错斗中农，以及分粮食、吃大户等，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基本群众，孤立了自己。军事斗争上，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对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理解不深，以致有些仗收获不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决定：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二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对敌斗争会议后，晋绥军区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政、军民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军区也派出工作组下去帮助落实。此后，各地根据对敌斗争会议决定，改正土改中错划的成份，退赔错误没收的财物，救济贫苦农民，安定了人心；组织游击队和武工队在边沿区积极活动，摧毁伪政权，打击小股地主武装，捕捉敌方零星人员，宣传各项政策，配合地方兵团主动出击。晋绥地区形势愈来愈好。
    由于贺龙和晋绥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逐渐增加，连同独三旅和警二旅，增至7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948年，这些野战兵团和部分地方兵团，先后5次分别参加由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组织的进攻战役，即：3月份的绥东察南战役，3至5月份的临汾战役，6月份的晋中战役，9月份的绥远战役以及10月份以后的太原战役，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贺龙充分肯定晋绥军区对敌斗争会议和会议后取得的成绩。1949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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