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五章 4、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发布日期：2016-03-16 13:55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 68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保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 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人、店员和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贺龙说：“西安有60万人向我们要吃穿，但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1名通信员、1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到，人心浮动，商业陷于停顿状态。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问题。5月25日，人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但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贺龙和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他们经过协商，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商人。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人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5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三是贺龙亲自在西安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经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了，但要把西安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40余天来，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批评和指正。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受。”贺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行政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75人。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流通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军用物资6万余吨，粮食8000多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了新的任务。（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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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五章 4、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贺龙传》第十五章 4、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