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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五章 4、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发布日期:2016-03-16 13:55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 68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保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 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人、店员和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贺龙说:“西安有60万人向我们要吃穿,但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1名通信员、1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到,人心浮动,商业陷于停顿状态。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问题。5月25日,人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但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贺龙和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他们经过协商,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商人。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人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5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三是贺龙亲自在西安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经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了,但要把西安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40余天来,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很好。”“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批评和指正。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受。”贺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行政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75人。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流通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军用物资6万余吨,粮食8000多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了新的任务。(本站编辑: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