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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贺龙元帅诞辰120周年专栏

《贺龙传》第十六章 2、 “土匪一定要剿灭”

发布日期：2016-03-16 14:25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30万、土匪30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国民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

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5期，培训了3000多人；在贵阳培训了1700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需要， 1950年1月17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集中13个军共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贵州军区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1950年2月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抢劫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1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2月7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月11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1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

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常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

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粮食损失1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了1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月16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月23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4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4月4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月上旬，贺龙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上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19万余人。6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7月止，剿灭土匪已达34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窜到了各省交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陲21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4个师人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分区报请盛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1月至10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6000余名，自首登记的1.23万名，破获阴谋暴动案1391起，缴获电台113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1950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85万人，缴获各种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

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4230余人。

1951年1月6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1月18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1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4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4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长期末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年1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多人。川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2月15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年，西南地区又歼灭残匪20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1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1952年7月，集中7个团又6个营近2.1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从7月20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歼匪3635人，缴获各种枪3935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多万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也交出了匪特40多人。

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食、棉纱和金融市常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准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支纱由120万元猛涨到4000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们有多少粮食？”“4000万斤”。“多少棉纱？”“120万支。”“布匹呢？”

“还有4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常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吃进，每支纱由400余万元涨到了1700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1700多万元，跌到400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常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了1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

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1950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贺龙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

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天门。”贺龙指出：“只开1天门怎么行？

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朝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定价，后天就是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个行业的代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常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2月22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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