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七章 1、五湖四海揽人才

发布日期：2016-03-17 10:27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1952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1948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年4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

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

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年8月，他们3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3个司的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他和薛明带着子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他们也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

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他在西南与贺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这样，张彩珍也进了体委。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

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动起手来还怕10年赶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东侧未央胡同33号的10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问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

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了起来。

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能否人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这事被贺龙知道了。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的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贺龙在一次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1951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100米仰泳金奖， 1954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贺龙认为，象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可惜的是，吴传玉在同年10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贺龙深为惋惜，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

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境。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他欠的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200万元（旧币）。这个数目比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1953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陆。1954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我他谈话，鼓励他提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1958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

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 1952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她母亲知道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从此孙梅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

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1954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被送到国外进修。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1953年就有854人受训。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1210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构。但直到1953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认为，要广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张报纸。1958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月1日，贺龙和张非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请朱德题词。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

9月1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

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扬和指导。有时1天要打几个电话。报社现存贺龙1963年至1965年的电话记录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的摘要，达3万字以上。

1963年8月31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5周年庆祝会。他在热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

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习。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第608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寅生写的《着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

《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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