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七章 2、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发布日期：2016-03-17 10:48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10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5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

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工资要定得高一些。”

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司应该检查一下6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

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9月20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们1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

1954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常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尝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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