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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七章 4、勇攀世界体育高峰

发布日期：2016-03-17 10:56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贺龙在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还花了很大精力领导专业体育队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5年以前，还是空白。 
    1955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 
    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到1958年，先后征服了苏联境内最高峰万厄尔布鲁士峰，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乐九别峰和号称“山中之王”的贡嘎山，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起步。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按贺龙指示，在国家体委设立了登山处。1957年攀登贡嘎山时，丁新友①等4名运动员不幸殉难。一时，一些人认为，登山又费钱、又费力、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主张撤销登山队。贺龙认为：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运动，而且，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科学考察都有重要意义。“登山队不但不能取消，还要加强！”他指示国家体委，处理这一事件时，一要表彰登山队，二要纪念烈士，”先开庆祝会，再开追悼会。”贺龙的坚定态度，使中国登山运动得以坚持了下来。 
    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 1957年9月，苏方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贺龙支持这一倡议。1958年春，他交代国家体委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批准。4月8日，贺龙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研究攀登珠峰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提出，尽快成立登山协会，扩大登山队伍，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 
    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登山活动无法进行。贺龙指示“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西藏叛乱平息后，国家体委及时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协商。但是，苏方一直拖到1959年11月底才派代表来华会谈，而且提出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但无充分理由。这表明，对方已无意实施原定计划。 
    12月20日，贺龙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说：“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 
    按照原来的协议，这由苏方提供。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贺龙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说罢，他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吧。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1960年2月，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你是打过仗的人嘛，所以派你去。后方的事有黄中同志。前方就委托给你。你的位置，应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214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 
    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对史占春说：”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史占春向贺龙立下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贺龙说：“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最高峰挺进！ 
    4月15日，韩复东在登山队队部传达了贺龙的要求。他说，贺老总非常关心大家，让我给大家捎三句话：第一，争取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第二，注意安全，决不打盲动仗，但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也可以打几分冒险仗；第三，如果在顶峰与外国登山队相遇，就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 
    贺龙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图，上面标示着登山路线和每一个营地的位置。他让秘书守着电话，随时听取登山大本营的报告，并在地图上标明登山队每日到达的位置，便于不断了解登山进展情况。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健将如史占春、王凤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指示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5月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贺龙的电话，他兴奋地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然后，他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他说：“这杯酒留着，等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贺龙也向登山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建议他们为此发行一张号外。当天，《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份套红“号外”，飞舞在首都街头。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群情振奋。 
    6月26日下午，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举行了有7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贺龙对大会组织者说：要让登山英雄们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于是，身穿蓝色登山服和藏族服装的史占春、许竞、贡布和刘连满，同董必武副主席、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贺龙在大会上说：“我国登山队在全国人民热情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创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他热情赞扬说：”在登山队的英雄当中，有不顾高山缺氧的危险和身体极度疲劳，坚持不渝爬上顶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有身先士卒，历尽艰辛破冰前进的登山队长史占春；有让战友踩着双肩越过绝壁，把宝贵的氧气留给同志的刘连满；还有无数往返奔波于冰山险川之间，为了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贡献一切力量的英雄。 
    这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是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3：0获胜。”国际登山界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入史册。 
    攀登珠峰后，登山协会提出： 1964年向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希夏帮马峰冲刺。贺龙支持这一计划，他说：“爬希夏帮马峰，要爬就得爬上去。将来再登珠穆朗玛峰时，从北边上，南边下；或从南边上，北边下。”史占春说：“将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队伍，同时从南，北两路登，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来个双上双下。” 
    贺龙听了大为振奋：“对嘛！这个办法比我想的好。这样做是一个壮举，不但影响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希夏帮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有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希夏帮马”是藏族人民给它取的一个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许多外国登山家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 
    1964年5月1日，由13名汉、藏族运动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副政委王富洲、副队长张俊岩率领下，登上“突击营地”。5月2日，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登等10名勇士登上了峰顶。 
    贺龙在招待登山队的宴会上说：登希夏帮马峰，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登山队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从万分险恶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条路来，直达顶峰。他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登山队学习，横扫骄娇二气，吃大苦、耐大劳，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迅速地攀登上各项体育运动的世界高峰。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一开始就同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这应当归功于贺龙。贺龙说：“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为国家建设服务。”攀登珠峰成功以后，贺龙向登山队员提出了要成为登山家、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新要求。在攀登希夏帮马峰时，贺龙还决定，攀登成功以后，举办一次高山科学考察展览会。因此，无论是攀登珠峰，还是攀登希夏帮马峰，登山的科学家们都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标本。 
    在新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的水平提高很快。在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 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委托中国组织的单项世界大赛。贺龙认为，这是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向世界水平迈进的一个良机。他指示国家体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次比赛“办得象个样子”。 
    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干“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队。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贺龙指挥小邪银球”的份量。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1961年2月初，贺龙南下视察部队。行前，他请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讲话。3月12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运动员。周恩来叮嘱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短长。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些。”陈毅说：“贺老总南下视察部队，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特别优胜，也不责备你们。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回来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 
    贺龙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国乒乓球队作赛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来看看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笼罩在会场上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贺龙接着说：“我国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9岁，还是个‘红领巾’。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9岁的娃娃，经验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队都年轻。 
    他们都是前辈，都是教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 
    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二十九届。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将们把外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贺龙讲了两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运动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幕，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中国男女队一路“夺关斩将”，“杀”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双双获得了同日本队的决赛权。 
    14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 
    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终于夺得了冠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获得亚军。贺龙陪同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接见中国队的领队、教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便叫女儿晓明给荣高棠打电话，再次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和祝贺。 
    运动员们一回到住地，职工们把赶制的一只迎春花篮和一盘做成锦标赛会标图案的大蛋糕，抬到他们面前，祝贺胜利。运动员们望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十分感动。看着大蛋糕，谁也舍不得吃一日。大家认为，贺老总花的心血比谁都多，一致决定把这个大蛋糕送给贺老总，当即推选领队张钩汉等为代表，连夜送到贺龙住地。这时已是15日凌晨1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贺龙讲了运动员们送蛋糕的经过，他高兴极了。虽然因患糖尿病，医生一向不让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情他说：“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尝尝小将们送的蛋糕。” 
    单项比赛，庄则栋摘下了男子单打桂冠，赢得了圣·勃莱德杯；丘钟惠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获吉·盖斯特杯。中国选手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这一中国体育史上空前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 
    在授奖仪式结束后，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贺龙却把国家体委和乒乓球队的负责人留在工人体育馆，连夜开会。他说：“二十六届比赛结束了，但继续战斗的思想不能结束。现在我们己成骑虎之势。骑在虎背上，决不能下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我们的乒乓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准备夺取下一届的胜利。‘蹲点小组’不能马上解散。要抓紧时间，认真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他还说：“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要掌握这个规律，注意培养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与贺龙重视体育科学研究分不开。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1958年9月18日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打弧圈球的许多技术资料，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了大量信息。比赛以后贺龙对运动员说：“你们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资料，他们立了一功！” 
    1962年，贺龙提出：体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他说，这就好比部队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断研究、改进。体育科研所经过反复研究乒乓球拍，连续试制了4批68种木板、15种胶皮、7种海绵样品，通过近200人次的试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又经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球拍的类型和规格。试制出来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为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在1963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蝉联冠军；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而女队却由亚军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单打比赛只有孙梅英获得了第三名。 
    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年4月下旬，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讲了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弱点，树立雄心壮志，敢于为国家的荣誉而去拼搏的经验和教训；然后逐条分析了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他的讲话深刻尖锐、亲切中肯，深深地触动了女队员们。 
    10月10日，贺龙收到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他认真地读着，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将它读完，连声叫好，立即给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训练，比赛敢打敢拼。我看这些都是正确的。徐寅生同志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自我检讨来说明问题，就更有说服力。” 
    贺龙又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并说：“这可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啊！” 
    贺龙接到批件，迅即召开国家体委党委会议，学习、座谈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他对大家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讲话提得很高。体委要跟上去。”“不要看不起运动员。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是他们。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还要培养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兵。”“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徐寅生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他还交代体委，要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贺龙又到国家乒乓球队去，向运动员们宣读毛泽东的批示。他对其他项目的运动队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赛，要学徐寅生，要赶徐寅生，超徐寅生。都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全国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女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连同男子团体、男女双打和男子单打，中国队共获得5项冠军。贺龙正在西南视察，得到喜讯，即致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热烈祝贺，并转达了毛泽东的祝贺。 
    贺龙返京后，5月29日陪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他仔细地看了郑敏之写的《二十八届比赛总结》，批示道：”我很高兴。这个总结的特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点，有自我改造的勇气，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郑敏之同志13岁到运动队来，现在也不满20岁。”“她有干劲，有志气。在比赛中，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这篇总结.又有力他说明乒乓球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认为，我们整个体育队伍所有的运动员，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队这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国家羽毛球队也是在贺龙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球队刚组建时，第一批队员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王文教、林丰玉和陈福寿等人。后来，方凯样、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相继回国，组成了一支以归侨为主力的运动队。1958年，中国羽毛球队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1963年夏，中国邀请已获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华。中国国家队与客队比赛5场，4胜1负，实现了1958年的誓言。1964年秋，国家羽毛球队回访印尼。 
    中国队同东道主队比赛，6战全胜，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 
    北欧的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闻知中国队屡次战胜世界冠军印尼队，急欲同中国队一比高低，便邀请中国队访问北欧。贺龙接见出仿的中国羽毛球队负责人时说：“这次出访，我们自己出钱，就算是交学费，打输了没关系，但是要把他们的技术特点、打法带回来研究。” 
    1965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在丹麦和瑞典以“快、狠、准、活”的风格，进行了34盘比赛，全部获胜。丹麦选手不服输，在招待中国选手的宴会上说：“10月份不是我们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4月份对我们是最佳时节。希望中国明年春天邀请我们到贵国再进行一次比赛。” 
    羽毛球队归国后，贺龙称赞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第一条是政治挂了帅，脑子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党和毛主席。第二条是流了汗水、用了脑子。”羽毛球队负责人向他讲了丹麦选手不服输的事。贺龙说：“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要求羽毛球队好好训练，准备明年三、四月份邀请丹麦队。他说：“你们要赢球还要赢心，让对方口服心也服。丹麦队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 
    1966年4月，丹麦羽毛球队男女选手各4名如约来华。他们在比赛中确实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输给了中国队。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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