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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八章 3、 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发布日期:2016-03-18 10:36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3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1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随后,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1952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 1957年12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同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2月7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月21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27日到达重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让四川省完成年产钢107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4个问题。贺龙回到重庆后。31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这个厂生产200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由于是下马项目,最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200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700万元,并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
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运输工业会议。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月8日贺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39公里支线。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300辆到威远拉煤,还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9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这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7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月16日,贺龙去西昌视察。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产钢锭320万吨、钢材200万吨的高指标。
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他问:生产320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年机械加工能力按计算将达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很多,何况西昌?
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埃”接着,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
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题。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
“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
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外面搬些厂进来。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
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建设事宜。
6月22日,贺龙给周恩来写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的第六个报告。贺龙认为,西昌地处亚热带,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地下矿藏有20多种,其中初步探明的铁矿石储量有18亿吨,百分之九十七是钛铁矿,含钛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所以,把西昌列为国家钢铁和有色金属基地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但是,目前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所以,西昌工业基地的建设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宜采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的方针。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考虑列为重点。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进行准备,修通成昆铁路,并先建设一座生产70万吨生铁的高炉以及相应的煤矿、铁矿、炼焦和辅助项目。贺龙的这些报告,为国家对四川的工业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判断,确定实行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决定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于1965年全面开展。为了检查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贺龙于1965年3月23日至4月22日,再次到四川视察。在成都,他陪同朱德、董必武一起听取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的汇报。随后,贺龙打电话给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要他关心三线重点项目之一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他说:“我们不能只顾武钢、包钢、太钢,而把三线建设丢了。”贺龙在重庆听取了军工部门关于三线国防工业建设情况、铁道部关于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和余秋里关于整个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后说: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布局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大的保障!我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吧!我们要抢时间,加快建设。战争什么时间打响,谁也不知道。凡是战争需要的,早些准备就对了。
回到北京后,贺龙心里仍惦记着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三线建设,林彪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结果使有些现代化的大工厂,一个厂子分散在几十公里长的山沟里,各个工序无法施行自动化流水作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贺龙给李井泉打电话说:“靠山、分散、隐蔽”,适当强调就可以了,有的厂子,还是要适当集中,不要太分散了。
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以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仍时刻关心着三线建设。1966年3月9日至4月9日,贺龙再次到四川视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那里。他非常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坚持要去看看。当时,那里还不通火车,坐汽车要走两天,沿途有些路段很艰险,随行医生虽极力劝阻,但贺龙坚持要去。
在去攀钢途中,看到西昌地区农业落后,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当地的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你们不抓农业,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抓生产,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会脱离群众,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贺龙自1954年到中央工作后,曾5次到西南地区视察,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作过不少指示,向中央提了不少重要建议,那里经济建设的成就,凝结着贺龙的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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