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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二十章 5、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发布日期：2016-03-21 10:20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让她到医院“核实材料”。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到三○一医院。到医院后，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贺龙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家属；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也不让家属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贺龙，而是王玉——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将他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当时在旁的李井泉、叶飞、谭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说：“来，我们也一起照个像。”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6月11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
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20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
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 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赶紧出迎。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说：“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英勇善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国防工业建设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际。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决定》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赞赏说：“贺龙同志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在医疗上横加限制、拖延，但贺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决定》还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原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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