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日老战士姜宝箴

发布日期：2015-02-14 09:5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基金会

　　摄于2014年6月

　　姜宝箴(龚逢春夫人)：

　　1921年生，女，山西省保德县人，1935年考入太原并州中学，“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时，是并州中学学生代表，参与领导了学生运动。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革命工作，9月加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并州中学牺盟会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保德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同张育英、王美翠等人发起组织了保德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任秘书(主任)，11月和牺盟会特派员孔繁珠、八路军工作团团长颜汉万发起成了保德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任委员，分管妇女工作。年底调任岢岚牺盟中心区干部训练队组织员。1938年2月岢岚失守后，成立了岢岚牺盟中心区流动宣传团，任组织员，随3 5 8旅在收复七县城的战斗中做慰问支前工作。同年4月调岢岚县牺盟会任协助员，负责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工作，并加入共产党，同时为岢岚县举办了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发展妇女党员，为县、区、村培养妇女干部。11月调任晋西北妇救会筹委会秘书(主任)兼党团书记，举办了晋西北妇女干部训练班，为各县妇救会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并派工作组赴各县协助工作。1939年“三·八”节主持召开了晋西北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妇救会秘书(主任)兼党团书记。同年7月赴牺盟会总会(驻陕西秋林镇下葫芦村)回报工作争取阎锡山承认晋西北妇救会的合法地位和解决经费问题。通过牺盟总会阎锡山秘书梁化之同意，给晋西北妇救会拨了活动经费。9月，作为晋西北妇救会代表到牺盟总会担任山西省妇救会筹委会负责人，在去中央组织部转党的关系时，第一次向中央妇委汇报了晋西北妇运情况。

　　晋西事变时，牺盟总会派楼化篷、赵辉、刘竹邨、姜宝箴第一批撤退到晋西北参加反顽斗争。1940年5月她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晋西北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晋西妇救会秘书并兼任抗联常委、党组成员、妇女部长和中共晋西区党委妇委委员。

　　1942年7月23日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妇女团体参议员选举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参议员，10月24日率妇女参议员出席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1946年4 月赴延安向中央妇委会汇报了晋绥妇运情况。1947年春，邓颖超路过晋绥时，由她汇报了晋绥妇运情况。同年人兴县张家湾土改工作组组长，因抵制极“左”被撤职。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妇委委员。1949年2月主持召开了晋绥边区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民主妇联第一副主席，3月率妇女代表团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5月离开晋西北到临汾，协助晋绥分局组织部安排妇女干部南下四川的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川西区委成都妇女工作团团长，中共川西区委妇委副书记、区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川西行署委员，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干部轮训班学院兼支部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工业部轻工业处处长，中共四川省委工业部轻工业处处长，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龚逢春：

　　1908年生，陕西省城固县人。1925年考入汉中联合中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红26军政治部主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陕甘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6年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榆林地区特委书记等职。

　　1938年任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39年春调任中共晋西北区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后任晋西区党委武装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等职。1943年整风时，晋绥干部在党校进行集中整风学习，收获很大。但康生在延安提出“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讯，弄的人人自危，牵涉到晋绥很多干部。龚逢春不赞成康生搞的那一套做法，不愿推行，被认为右倾，打不开局面，让他养病靠边站。党中央毛主席发现整风运动的“左”倾错误后，指示晋绥分局立即甄别平反，于是恢复了他的党校校长职务。

　　1945年8月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47年晋绥边去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康生、陈伯达到晋绥参加土改，提出一套“左”的做法，认为晋绥党组织、党员干部严重不纯，混进了恶霸，阶级异己分子，把持了基层党组织，要揭盖子，踢开党委闹革命，同时对干部进行三查(查思想，查作风，查成分)，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龚逢春在分局会议上坚持反对，他认为晋绥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经过战争严峻考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说干部各种出身虽然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们为完成任务而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当有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犯罪的行为，这是由于他们为个人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他的意见被斥责为右倾，包庇坏人，不让他参与土改和处理干部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在审查“告农民书”稿时把上述意见加到“告农民书”的后面。1948年春毛泽东路居兴县时，严厉批评了“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的错误提法，并在一次小会上说：你们没有注意在“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的后面有一段马列主义的话。10月25日，晋绥边去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精神和中央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指示。他在大会上强调：要接受土改、整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即要肯定土改、整党工作的伟大成绩，又要充分估计到“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消极影响。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言行，受到与会同志的普遍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校长、党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说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8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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