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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古中国密码的“一座都城”

发布日期：2016-05-18 11:09    来源：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作者：孟小博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
陶寺观象台
    5月18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临汾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华夏之根·文明之旅”尧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届时，山西古文化“三个一”的“一座都城”——临汾襄汾陶寺遗址将举办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再度聚集世人的目光。
    陶寺，这个坐落于晋南襄汾县东南隅、塔儿山西麓黄土塬上的普通村落，竟令人惊讶地隐藏了一座改变中华文明起源传统认知的上古都城，一部镌刻着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历史书卷，一个从传说中穿越到我们面前可以触及的上古文明。
    A 薪火接力，揭示出功能齐备的都城遗址
    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学家的探杆伸向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考古学家徐旭生在他的文章中说，选择这一区域，是因为我国传说中最古老的人物，不过是炎、黄、尧、舜、禹等，一谈到古事总会附会到他们身上……从那时起，几代考古学人锁定位于晋西南的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带，历经近40年的发掘，把一个沉睡于地下4300多年的邦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其中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方面的独特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
    2002年，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确定了宫城，中期王族墓地、观象祭祀台、下层贵族居住区、城北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
    200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确定为观象祭祀台。整个建筑遗迹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陶寺观象台总计12道观测缝，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自2003年12月22日冬至到2005年12月22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初步了解了陶寺文化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个回归年的历法规律。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不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的探索起到了突破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证实了《尚书·尧典》中有关天文学的真实知识背景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
    “一个国家社会由其都城作为集中体现。所以，探索一个社会是否是早期国家，首先要从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宗教中心——都城入手。判定都城遗址的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中期城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主流模式的形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最完备的都城遗址。”
    而在都城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对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临汾盆地进行了区域系统性调查，发现陶寺文化遗址54处，反映出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区中心邑下辖两三片区的中型聚落，部分中型聚落下辖1-3个小型遗址。
    B 多重证据，陶寺就是帝尧之都
    几十年来，陶寺遗址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考古成果。那么，陶寺遗址属于谁的都邑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从时间上看，陶寺遗址处于中国历史的帝尧时代。专家通过C14测定，分析数据后得出：陶寺遗址年代距今4300至39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夏代开始的时间为公元前2043年，陶寺遗址作为都邑的时间是早、中期，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禹建立夏之前有尧、舜、禹，因此，陶寺遗址早、中期的年代与尧舜时代吻合。
    从空间来看，陶寺遗址处于晋南古冀州、尧都平阳（今临汾一带）的地理空间。陶寺文化遗存的分布，位于帝尧陶唐氏所居和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的地域之内。古文献记载，帝尧陶唐氏的统治地在冀方。《左传·哀公六年》：“《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指出，“‘冀州、河东’主要在山西境内。依据其它文献，唐尧所居之地还可以具体到冀州、河东范围内汾河流域的‘平阳’”。“帝尧陶唐氏最后所居之唐也就是西周初年晋国的封地”。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考古发掘，证明唐尧最后定都于“平阳”。文献上的尧都平阳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
    从陶寺考古收获来看，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考古物证证据链。
    在陶寺早期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彩绘蟠龙纹陶盘，彩绘龙盘仅在5座大墓中出土，而且每座墓中只有1件，可见使用规格极高。《竹书纪年》记载，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出土的龙盘，对应了《竹书纪年》的记载，成为证实陶寺就是尧都的重要器物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帝尧时期已有了较为完善的乐舞，《风俗通义·声音》载：“尧作大章，舜作韶。”郑玄注：“尧乐也，言尧德章明也。”在陶寺早期大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鼉鼓8件、土鼓6件，还出土了特磬、铜铃以及陶埙等乐器。这些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资料最准确的礼器类文物遗存，回应了文献的记载，标志着帝尧邦国，礼制已经初步形成，还有了自己的“国歌”——大章，印证了帝尧邦国已经进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代。
    1984年，在陶寺遗址的灰坑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破损的陶制扁壶，上有类似毛笔书写的文字。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另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它的横空出世，将中国汉字祖根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为比甲骨文还要早的却明显具有传承关系的文字。诸多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两个字进行了详尽考证，认为一个为“文”字，另一个则有“命、易、尧、邑、唐”多种释读，何驽认为是“堯”的初字。即：“壘土为垚，垚者，高也。”“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文堯”二字扁壶上出现，是唐尧后人对其的追念称谓。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圭、玉璧、玉琮、玉钺等礼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陶寺遗址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越来越多地同有关尧舜的文献记载相印证，加之地方学者从乡土文化、地方志、历史文献、历史记忆、神话传说的角度，对尧都平阳的不懈探索，使得陶寺遗址乃唐尧所都的观点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迄今为止，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遗址像陶寺遗址这样，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与唐尧之都如此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指出，“尧都平阳”正在为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所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尧都平阿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程的重要支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指出，考古成果强有力地说明陶寺都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它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的文明发展水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
    C 陶寺圭尺，释义最早“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其言“宅兹中国”，指营建东都洛邑。何驽说，在发现陶寺遗址之前，只有一个中原的概念，人们认为在中原地区的国家就是中国，而圭尺的发现为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提供了物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何驽认为，“中国”应该由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第一个“地中”概念的出现，第二个概念“国”。国，不是狭义的城池概念，而是一个国家，国家社会形态。
    2002年秋，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中期大墓中发现竖立着一根木杆，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木杆东侧壁龛内还发现了玉琮、玉戚。上世纪80年代，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过一根木杆。这些木杆和玉器功能是什么？引起考古工作者对“圭表”的联想。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尺子叫圭。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在陶寺古观象台，用陶寺出土“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验证显示，与木杆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它们的组合，共同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实物工具套，证明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至少可早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是使用圭表进行天文测量的历史性突破。
    专家学者们对这根木杆的每一段色带从NO.1—NO.44编号，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的计算，得出结论：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而NO.11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记载吻合。
    这表明，陶寺遗址“圭表”测影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确定“地中”，进行天文大地测量。在古代，天文历法由官方掌握。何驽认为，在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充分说明“帝王所都曰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应是“王者逐中”。
    王者为何逐“地中”呢？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武家璧认为，上古时期，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顶”的就是“地中”，唯有“地中”才是人间与上天交流的孔道。王者独占“地中”，就是要垄断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建都立国才名正言顺。
    据记载，尧禅位给舜时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意思是说，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手中圭尺。说明圭尺在当时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何驽认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陶寺遗址是我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已进入国家社会，因此，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D 陶寺考古，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支撑
    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国内主流学者认为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约距今4000年前。
    2001年，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路径、机制、特点，直面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问题。
    对于国家文明的形成，有学者曾提出一般应有六条标志，即：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按这样的标准，反过来衡量陶寺：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古城遗址，标示着当时不仅出现了城市，而且很发达；发现的朱书“文、尧”文字证明了文字的使用；出土的铜铃、铜环证明了当时的冶炼浇注技术；礼乐器、玉（石）器、彩绘木器、彩绘陶器证明礼乐制度的形成；仓储区以及“仓形器”和耒耜的出现，间接提示了农业的发展情况；祭祀、观象遗址的发现，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存在；“金字塔”形组成的墓葬格局，反映了当时已经有了“王者”和臣僚，体现了国家管理的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这表明，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根据陶寺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在唐尧之时，中华文明的国家观念、王权观念、私有观念、礼制和历法等也已形成，其中很多为后来的夏商周王国文明所继承和发展，有理由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华夏早期文明为后来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脉。
    E 保护开发，树起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临汾陶寺遗址成为关注热点。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一缕曙光、一堆圣火、一座都城”概括了山西悠久的历史文明，“一座都城”指的就是临汾陶寺遗址。王儒林书记说，去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临汾陶寺近40年发掘成果。陶寺文化遗址是一座都城，规模宏大，280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4个紫禁城的面积，陶寺古都城有城墙、宫殿、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区等等，出土了大量十分宝贵的文物，包括朱书文字。在这之前，我国最早的是殷墟文化遗址，它是商代后期的，陶寺文化遗址比殷墟文化遗址甚至比整个商朝都早了700多年。陶寺文化遗址也比我们国家商朝之前的夏朝就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还早了300多年。著名的考古专家、历史学家研究考证，初步认定陶寺文化遗址就是尧都，和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尧时代是高度吻合的，把我国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500年，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最新的重要支点和基石。所以说，5000年中国历史看山西当之无愧。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临汾市市长岳普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临汾将在古尧都陶寺遗址建博物馆，集中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建设陶寺遗址公园，依托遗址保护区内天然存在的两条深沟建设史前文明深度体验园区。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公园、尧文化旅游产业园、古文明旅游圈等总投资26亿元，分三期实施。一期工程建设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公园、尧文化旅游产业园，投资估算8.7亿元。岳普煜表示，临汾市将按照国家文物局领导指示和省委书记王儒林“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的要求，加快推进陶寺遗址博物馆及陶寺遗址公园项目建设，早日把陶寺遗址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帝尧之都”。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临汾将以文化旅游业为发展突破口，打响“华夏之根、文明之旅”品牌，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图片由襄汾县委宣传部提供）
    本报记者董杰文/图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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