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市野川镇发现72年前牺牲的川籍烈士墓

发布日期：2017-05-10 11:23 来源：山西晚报作者：李吉毅　陈马利

陈明太（左）展示烈士墓碑文拓片。

曾经埋在地里的烈士墓碑。

　　1945年，在高平市野川镇东沟村，一位伤势过重的四川籍抗日战士牺牲。

　　72年时光流逝，这位长眠于东沟村的烈士，其墓地具体位置已鲜为人知。近日，村民翻地时发现了这位烈士的墓碑，一段尘封久远的往事又被当地人忆起……

　　1　父子俩挖地两米深，烈士墓碑重见天日

　　晋城市国税系统退休干部陈明太，是高平市野川镇东沟村人。在村西的后门河上，他家有一块闲置多年的荒地。今年开春时，他与家人到后门河一起翻地时，村里有老人告诉他，“离你家地不远的地塄后，葬着一位抗日烈士。”陈明太随即到现场查看，但老人所说的“地塄”已坍塌成平地，看不出墓地的痕迹。

　　“以前，我早就听老人们说过，村里安葬着一位烈士，所以我一定要找一找。”一连数日，陈明太在村中接连走访了几位年龄大的老人。由于年代已久，许多老人对此事不甚了解。

　　4月22日，陈明太在村里遇见了村民陈运生。提起村里安葬抗日烈士之事，76岁的陈运生打开了话匣子：“1945年的春天，这位穿着八路军军服的战士身负重伤，到了东沟。”虽然并不是亲历者，但作为间接见证者的陈运生记得，岳父生前曾讲述过烈士的安葬地点和生平事迹。“由于村子被日寇封锁包围，医疗条件太差，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后来村里通过这位战士生前口述，还立了块碑！”陈运生的岳父当年还叮嘱过他，“自己死后要葬在烈士旁边，为的是每年清明节，后人上坟祭奠烧纸的时候，也能帮烈士烧点。”陈运生说，抗日烈士确实安葬在陈明太家那块地的附近。

　　陈明太带着儿子陈斌德在自家的这块土地上进行寻找。当挖到两米深时，发现了一块石墓碑。

　　石碑是用当地较为常见的沙石质石料雕刻而成。碑首刻有花草等图案。由于长期埋藏土中，石碑所刻文字有些模糊。经仔细分辨，依稀可认出碑文为“九连七班班长郑××同志，××系四川省通江县×霸×村人氏，××××民国三十四年四月”等字样。至此，烈士墓碑重见天日。

　　2　从事过“特殊工作”，牺牲在高平解放前

　　只有确认墓碑碑文，才能确定烈士身份。

　　4月25日，陈明太邀请晋城市长平之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俊杰以及拓碑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识别碑文内容。

　　经过现场拓印，石碑碑文比原来清晰了许多：“特务营（推断）第九连七班班长郑石奎同志，年二十三岁，系四川省通江县河霸长村人氏，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入伍，在抗日前方大小战斗六十次，特殊工作四次，实英勇之将士。于今伤亡无生，赞美。恐郑君之灵柩埋殁，故立碑记，以表扬名为记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吉日，东沟村公所立。”

　　从碑文内容可以推测出两种结果：四川省通江县“河霸长村”的烈士郑石奎1933年4月入伍，当时年仅11岁，23岁时牺牲。

　　1945年6月22日，高平全境解放。李俊杰说，郑石奎烈士是在高平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的。

　　墓碑开头的三个字有点模糊，李俊杰推测，大致是“特务营”三字，因为能与碑文中的“特殊工作四次”相互印证。

　　“特务营”就是现在习惯说的“特殊营连”部队，主要执行特殊作战任务、侦察敌情，阻击重要战斗目标。作为退伍军人的李俊杰说，201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他曾专程到长治拜访了92岁高龄的王富全老人。王富全是我省平顺县人，16岁参加抗日战争，曾经担任八路军129师独一旅特务连邓小平警卫班电话班长。据老人讲，八路军129师独一旅和新编一旅都有“特务营建制”。1937年至1945年春，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新16团、772团，八路军129师新编1旅，决死三纵队，主要在高平、沁水、晋城作战。1945年春，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太岳军区二分区20团，太行七分区武工队、新编一旅，太行四分区32团部队在此作战。

　　李俊杰根据现掌握的资料分析，郑石奎烈士可能是八路军129师队386旅，或129师新编一旅特务营九连七班班长。

　　3　盼烈士魂归故里,晋川两地为烈士寻亲

　　72年过去了，没有家属前来祭奠过这位烈士。“望朋友转发，盼烈士亲属或后代知悉，前来认领，接烈士回家。”4月22日，初步确定了烈士的信息后，陈明太之子陈斌德将发现抗战烈士墓的消息，以图文的形式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最后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

　　这条微信迅速被大量转发，许多热心人通过微博联系四川的公安、媒体等帮忙为烈士寻亲。烈士的家乡通江县，现隶属于四川省巴中市。“平安巴中”“平安通江”纷纷转发多条微博。

　　4月26日，得知发现了烈士墓，高平市民政局及野川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到达现场。野川镇党委书记李树中表示，得知村民发现埋藏多年的抗日战士墓地和墓碑后，镇里在现场采取简易保护措施，并派出专人守护墓碑，对墓穴进行了加固处理。高平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将给通江县民政部门发函联系落实，尽快找到烈士的后代或亲属。

　　陈明太说，发现烈士墓的消息传出后，近来与他们父子联系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很多。

　　4月26日，通江县公安局“平安通江”微博回应称：“经联系我县民政部门，核实该‘河霸长村’为涪阳辖区陈河乡河坝场村，我局涪阳派出所民警与该村支部书记取得联系，了解到该村目前暂无姓郑的家庭。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当地党委政府开展逐户走访，进一步核查相关情况。”

　　得知四川方面传来的消息后，陈明太觉得，墓碑碑文是根据烈士口述所撰，可能会因为其伤势、口音及当时记录者的文化水平等因素所限，其中“姓名”“年龄”“地址”等可能会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误差，“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接力，让英雄早日魂归故里。”

　　4　有村民来认亲，说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为烈士寻亲的消息也引起四川当地媒体关注。《成都晚报》《巴中晚报》等当地报纸对此纷纷予以报道。《巴中晚报》参与报道的记者石耀东介绍，当时巴中有4万多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截至目前，包括郑石奎烈士在内的从全国各地来寻亲的共有5例。石耀东已与通江县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正在尽全力排查失踪烈士名单。“巴中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这些年巴中接回不少烈士的英灵。如果实在找不到郑石奎烈士的亲属，也会和烈士陵园沟通，把烈士英灵接回故乡。”石耀东说。

　　5月7日，石耀东传来消息，他在通江县新建乡陈家沟村见到72岁的村民郑大吉。对方告诉他，媒体报道的“郑石奎”可能是其失散多年的大哥。

　　郑大吉说，其父郑开泰生于1900年，和前妻育有一子，小名叫“常娃子”。“常娃子”5岁时，其母病逝，父亲独自抚养儿子。1933年，郑开泰在通江参加红四方面军后，将年仅10多岁的“常娃子”带到红军队伍中，让其加入了儿童团。1935年，郑开泰因为某些原因回了家乡。临行前，郑开泰本想带走“常娃子”，但因为编制不同，驻扎地方不一样，只好放弃。1959年，郑开泰在家乡病逝。

　　“我爹临终前，将我喊到身边，又讲了一次他当兵的经历，并让我一定要找到同父异母的哥哥。”郑大吉说，他生于1945年，从未见过哥哥“常娃子”，因父亲生前常念叨，他多少记了一些。“我觉得‘郑石奎’就是我大哥，因为年龄、经历都颇为相像。”郑大吉说。因为郑开泰一直称呼长子小名，所以郑大吉也不清楚大哥的大名，“‘郑石奎’这个名字可能是到了部队所起。”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郑大吉走遍了周边乡镇，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哥哥。1992年，郑大吉还到陕西等地的烈士陵园寻找过，但都无果而归。

　　为印证郑大吉所言，石耀东找到了陈家沟村委会主任陈国详，陈介绍了郑大吉的基本情况，“郑大吉当过村干部，平时说话做事较为公允，虽然不了解昔年之事，但有一定可信度。”他还建议石耀东到邻村找其二姐郑园吉了解。郑园吉生于1937年，与弟弟郑大吉一样，也未曾见过大哥“常娃子”。她所说的与郑大吉相差无几。

　　石耀东又找到陈家沟村健在最高寿老人83岁的郑开详。老人告诉石耀东，听父亲说当年村里总共有5人参加红军，郑开泰就是其中之一。老人证实，郑大吉确实有个哥哥叫“常娃子”，听人说起过，只是后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冥冥之中感觉，他可能就是我大哥。我想接他回来，挨着父亲葬在一起，了却老人家的心愿，也让大哥落叶归根。”郑大吉表示愿意赶赴山西进行DNA鉴定。

　　巴中市一位研究红四方面军历史的专家告诉石耀东，从郑大吉描述来看，“常娃子”是目前排查中与“郑石奎”的情况最符合的一个。该专家表示，最好的做法，就是由通江县相关部门出面，将其接回来，安葬在烈士陵园，让“郑石奎”落叶归根。

　　与此同时，通江县民政局副局长刘钰告诉石耀东，从目前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和各乡镇排查情况来看，没有与“郑石奎”墓志铭描述一致的地方和人物，郑大吉所言尚不能佐证。“我们也希望尽快能找到其家乡、亲人，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容乐观。”刘钰说，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排查中。（李吉毅　陈马利）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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