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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臣传---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斗争
发布日期:2018-01-09 13:11 来源:《孙良臣纪念集》 作者:樊润德
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斗争
1931年夏,孙良臣将两个幼子送回兴县城读书。随后,孙良臣也回到固贤村,住了不几天,便将母亲接到县城,住在“相府院”,一面给母亲和启晏看病,疗养身体;一面辅导启昌、启晏学习。孙启昌和孙启晏同住县城高级小学读二年级课。两人同出同人,来去方便。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消息传来,同学们纷纷议论,如果国军不抵抗,让日本鬼子进了关,我们将会要变成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紧迫的任务和普通关注的大事,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广大进步人士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太原市的工人和学生砸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奋起抗日。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叫嚣:“先安内而后攘外”,继续引狼入室。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人民群众要求强烈的抗日救亡情绪;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卑鄙劣迹,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就在这种社会政治形势下,孙良臣义愤填膺,自发地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救亡的主张。他对家人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早有蓄谋。现在东北的父老乡亲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遭到敌人的蹂躏,过上了奴隶般的生活。如果国民党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将会要变成亡国奴!要知道当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有国才有家,国家灭亡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经过孙良臣的教育。居家老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增订了报纸、杂志,每天看时事,了解国家大事,增强了抗日意识。
过了一段时期,孙良臣便接到山西省政府民政厅的任命书,让他到雁北山阴县担任区长。孙良臣将母亲送回固贤,接着便启程赴任。在山阴县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因气候不适,便辞职回兴。接着经牛友兰介绍,到兴县中学担任庶务主任,协助牛友兰筹措办学经费,管理学校师生的食宿和其他杂务事项。
1934年秋,孙良臣又兼任了兴县公盐店经理。过去,兴县人民的食盐集中在私人手中,他们为了谋取暴利,采用掺砂拌土的办法,坑害老百姓。孙良臣担任公盐店经理后分发到各经销点。自从孙良臣担任公盐店经理以后,兴县人民不仅随地可以购买食盐,而且盐质好,价格低廉,很受群众欢迎。
此时,孙良臣的幼子孙启晏考入兴县中学读书。上了中学功课增多了,孙启晏学习更加勤奋。孙良臣看见他学业有所长进,心中非常高兴。他下决心培养启晏深造,并教育启晏要遵守校规,每天按时出操跑步。晚上按时熄灯,不能有任何特殊行为。孙良臣和牛友兰是至亲好友,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谈天论地,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办学经验。孙良臣非常赞同牛友兰用高薪聘请优秀教师,他常说:“严师出高徒”,“师不高,弟子拙”,他多次提到邢肇迁、常裕仁、裴厚德等老师学识深厚,教学严谨。有这样高层次的老师授课,何愁培养不出栋梁之才?
兴县中学是晋西北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她对发展山区文化教育事业起了极其重要的先驱作用。当时,在晋西北各县没有一所中学,要在偏远山区开办一座新型中学,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首先是缺乏师资,尤其是缺乏英语和数理化老师。牛友兰到外地用高薪聘请梁昆玉老师来兴中教数理化课;聘请常裕仁老师教英语课,后来还邀请离石县著名学者刘菊初老师到兴中讲国文课。随后,他们委托友人到太原聘请宋劭文、张国权到兴中任教。
兴县中学聚集了这样一批贤能,自然教学质量高,培养出来的学生品德兼优。高师门下出强徒,兴县中学一共招收了八班学生,为晋西北各县培养了三百多名有识之士。这些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部分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不少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5年兴县县长李凯鹏紧步阎锡山的后尘,在兴县大开杀戒。他说:“兴县有两万共党分子,不杀难除隐患。”他们的口号是:“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漏网一个”。一时在兴县闹得人心慌惶。
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一天,孙良臣和一位朋友坐在房子里聊天。孙良臣沉痛地说:“兴县只有八万人口,除过老人、小孩和家庭妇女,还有多少男人?这样镇压善良百姓和爱国志士,只有日本人高兴。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这样倒行逆施,国家前途堪虑啊!”
孙良臣的态度十分明朗,他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谁抗日,他就拥护谁,支持谁。1935年秋,兴县中学师生在兴中大礼堂举行“九·一八”国耻四周年纪念大会。孙良臣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从道义上、物质上给他们予以资助。
同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兴中师生群情激愤,他们要组织起来上街游行,遭到兴县县政府的反对。兴县县长李凯鹏说:“宣传抗日救亡,本府并不反对。只是上级没有明文规定……”兴中学生由王直、王茂生(王力波)、裴绍晋(裴亚东)、孙启晏等人组成学生请愿代表团,到兴县县政府要求允许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兴县县政府出于形势所逼,勉强同意了学生代表团的请求。但是又宣布了一条:凡是在大街上张贴的标语,必须加盖兴县中学校的公章,否则以越轨论处。学生代表讲:“我们只宣传抗日救亡,不搞其他活动。”经过激烈的争执,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让步。于是,兴中师生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在县城大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游行大军胜利归来时,孙启晏跑到公盐店告诉孙良臣:“这次游行还算顺利。没挨警棍,没有让反动派的水龙头冲击。”孙良臣说:“抗日救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正义的行动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孙良臣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正义声援与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兴县中学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同学们每天争着看报纸,了解全国抗日救亡情况,对此孙良臣感到很满意。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渡黄河东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兴县人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鼓动下,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兴县县长李凯鹏,在抗日救亡形势的逼迫下,剿共气焰有所收敛。为了缓解兴县人民对李凯鹏的仇视心理,后来阎锡山将李凯鹏调走了。
来源:(远方出版社《孙良臣纪念集》)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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