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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臣传---为抗日救亡做贡献
发布日期:2018-01-09 13:26 来源:《孙良臣纪念集》 作者:樊润德
为抗日救亡做贡献
1937年初夏,由兴县县政府教育科出面,在兴县城关开办了一所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聘请孙良臣担任馆长,由康荣旺协助他开展工作。
此时,日军得陇望蜀,步步紧逼。日本法西斯政府加紧部署侵华战争,将原“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改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由日本天皇直接委任,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横行霸道,并将侵略的魔掌延伸到华北和绥东地区。
日军步步紧逼,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绥东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对日本侵略政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团结抗日,也是对日本政府的严重威胁;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阴谋破产……所有这一切,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出:“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的作战意见书。日本内阁采纳东条英机的意见,决定将日本对华政策 由蚕食掠夺转变为全面进攻,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立即占领华北、华中、华南,企图一举灭亡中国。
就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背景下,兴县民教馆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重任。兴县民教馆在兴县县政府教育科的直接领导下,订阅了各种报纸、杂志,孙良臣和康荣旺主动接待群众,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城镇居民、在乡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县、区、村干部)阅读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并主动给群众宣讲日军侵华政策;宣传东北沦陷后,老百姓遭受的悲惨生活;组织城关音乐老师给群众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孙良臣教育群众:现在到了国破家亡的境地,每个有血气的男儿,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要知道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当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啊!
通过宣传发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积极要求民教馆给群众读报纸,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全国抗日救亡情绪。兴县民教馆的建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兴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兴县战争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相继建立,并积极开展工作。“七·七”事变前,由于经费紧缺,兴县民教馆停办,孙良臣回家休养。此时,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他没权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可是他有权读书、看报。他从牛友兰家中借了不少革命书籍,其中有毛泽东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问牛友兰:“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些宝贵书籍的?”牛友兰说:“这是孩子们从外面寄来的。”后来,他才知道,牛友兰的大儿子牛荫冠此时已担任山西牺盟总会的主要领导工作,他给牛友兰寄来不少革命书籍,鼓励牛友兰带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孙良臣和牛友兰借阅了不少书报,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他说:“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只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抗日,中国是不会亡的。”孙良臣读了毛泽东的这些论著,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它既不会速战速决,也不能悲观失望,只有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孙良臣主动接触牺盟会组织,他找到兴县牺盟特派员余丕铎和米建书,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余丕铎等人经过了解,认为孙良臣的思想认识非常正确,他在旧社会担任过区长,县佐,县防疫局长,为当地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尤其是担任兴县民教馆长期间,对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在兴县起了先驱作用。兴县牺盟会决定重点做孙 良臣、牛友兰等人的工作,他们在兴县上层人物中,有广泛的影响。在余丕铎等人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孙良臣积极主动地支持牺盟会的工作。有一次,他告诉余丕铎,说他非常羡慕牛友兰的才干。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思想进步,在山西牺盟总会担任领导工作,他对牛友兰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牛荫冠给牛友兰寄来的书籍中,逐步认识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余丕铎说:“牛荫冠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我们对他是很尊敬的。以后,咱们就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吧!”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0师挺进敌后,开辟和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此时,在晋西北地区驻扎了好几万军队,他们每天要吃要穿。晋西北地区本来很贫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要供应抗日部队粮草,解决抗日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日伪军的军事封锁和掠夺,晋西北军民处在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八路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到了晋西北地区本来就不适应北方生活,眼看秋去冬来,战士们还是穿得单衣服。为了给抗日部队筹集资金,由刘少白牵头,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发动群众筹集资金,以解决抗日部队经费不足的问题。
刘少白是秘密共产党员,他在兴县上层人士中有很高的成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返回晋西北,担任兴县“动委会”经济部长,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出面,号召全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和牛友兰、孙良臣等人商量,动员全县人民集资,聘请牛友兰、孙良臣担任兴县农民银行董事,协助刘少白开展工作。
孙良臣和刘少白关系很好,刘少白在阳兴中学任教时,从各方面关照孙良臣的生活,鼓励孙良臣勤学苦读。孙良臣参加工作以后,刘少白多次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了不少问题。刘少白要在兴县创办农民银行,孙良臣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将自己多年积蓄的700元白银全部交给刘少白,作为银行的启动基金,还动员家属拿出一百多石粮食,支持刘少白开办银行。从银行的创办到开业,孙良臣全力以赴,他帮助刘少白筹集资金,购买印刷器材、纸张、培训印刷工人、发行钞票、开办信贷业务……他是兴县农民银行的具体承办人。不论银行的大事小事,他都要过问。刘少白对他也非常信任。兴县农民银行一共印制了三次钞票,总共发行了二百多万元纸币,全部经过孙良臣的清点并监封入库。孙良臣为兴县农民银行倾注了全部心血。刘少白经常对人讲:孙良臣是我的总管家,我对孙良臣先生是很信任的。兴县农民银行积累的大部分资金全部支援了晋西北的八路军和各抗日部队。
1938年秋,牛友兰在兴县县长张干丞的指导下,在兴县城关开办了产销合作社。张干丞是秘密共产党员,原任大同牺盟特派员,1937年10月调兴县任县长。和他一起来兴县工作的还有董一飞、高芸生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董一飞担任兴县公安局长,高芸生担任兴县县政府政务秘书。从他们到兴县工作以来,在兴县牺盟特派员余丕铎、米建书等人的支持下,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张干丞发动群众拆除城墙,协助县动委会开办地方军政干部训练班,分期分批集训全县自卫队,给抗日部队输送兵源,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指导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原“复庆永”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第一个产销合作社。牛友兰聘请孙良臣给他当协理。牛友兰知道孙良臣办事认真负责,他和刘少白协商,请孙良臣给他当管家,协助他开办产销合作社。刘少白本来不想让孙良臣离开兴县农民银行,但看在牛友兰的情面上,只好勉强同意孙良臣帮牛友兰的忙。
兴县产销合作社,内设营业部和生产部。营业部出售自产的土布、毛巾、袜子、绑带,同时经营从敌区购进的火柴、手电筒等。生产部由山西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杨怀仁先生负责。孙良臣协助牛友兰在全县招收了一百多名工人,并将幼女孙启元和长媳马玉娥送到纺织厂当工人。纱织厂的工人全部实行供给制。孙良臣负责全厂生产,他们生产的产品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高,很受群众欢迎。在收购棉花时,孙良臣坚持以值论价,不管任何人决不能“开后门”,不收购“情面”物资。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上市销售外,将大部分产品送给各抗日部队,解决了抗日军需民用物资,为抗日战争添砖搬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9年秋冬,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鼓动下,掀起反共恶浪。阎锡山下令要取消“动委会”,不给八路军筹粮、筹款,扬言要在晋西北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这时,由罗瑞卿、成仿吾带领“抗大”和华北联大师生,从延安到晋察冀办学,路经兴县作短期休整。阎锡山密令赵承绶不准卖给“抗大”和华北联大师生粮食,企图要把“抗大”和华北联大师生置于死地。刘少白得悉,不顾反对派的淫威,让孙良臣出面,以兴县农民银行的名义,在兴县城关、魏家滩、黑峪口等地大量收购粮食,源源不断送到“抗大”和华北联大师生的驻地,帮助他们解决了在兴县休整期间所需的各种粮食和食盐、食油。阎锡山闻讯后大发雷霆,他指示赵承授派人查办。对此,刘少白、孙良臣早有准备,他们以兴县农民银行和兴县产销合作社业务所需而把事情给糖塞过去了,帐面上也没有丝毫破绽。刘少白和孙良臣的所作所为,曾受到八路军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同志的表扬,称赞刘少白、孙良臣、牛友兰等人有民族气节。并指示兴县县长张干丞要大量支持他们的工作。随后,张干丞县长任命孙良臣担任兴县建设科科长,领导兴县人民发展生产,纺纱织布,以更多的物资支援抗日战争。孙良臣劝说家人带头缴公粮,缴好粮,带头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全力支援抗日战争,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来源:(远方出版社《孙良臣纪念集》)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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