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

　　庹  平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北京  100017)

　　摘  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武装力量先后开赴抗日前线, 开辟了晋察冀、 晋冀豫、 冀鲁豫、 晋绥、 冀热区等18 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共武装力量先后开赴抗日前线, 相继开辟了晋察冀、 晋冀豫、 冀鲁豫、晋绥、 冀热区、 山东、 苏北、 苏中、 苏浙皖、 浙东、 淮南、 淮北、 皖中、 河南、 鄂豫皖、 湘鄂赣、 东江、 海南岛等18 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组成战略上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华北、 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从军事方面进行探讨。

　　一、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使中日双方军事态势出现新变化, 促成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
       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 国民党军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在华北战场上的忻口战役中一度使日军严重受挫, 在华中战场上的淞沪战役中与日军苦战 3 个月, 阻止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得逞。但是, 国民党军没有阻挡住日军的进攻。到 1938 年 10 月下旬, 武汉、 广州先后失守, 日军“仅仅在15个月之内, 就打到了广州、 武汉, 囊括华北、 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 ①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 分散并消耗了日军的兵力, 为中共武装力量向日军占领区实施反进攻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民党军节节抵抗、 节节败退过程中, 与日军进攻的方向相反,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奉命相继向华北、 华中敌后实施反进攻作战,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 /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 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 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②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 已经占领北平、天津的日军在华北分两路进犯: 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 攻破南口、 张家口, 进逼晋北重镇大同; 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 进攻保定, 准备夺取石家庄。两路进犯中, 它的主力使用在前一方面, 也就是晋北方面。山西处在华北抗战前线,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八路军以山西为基地实行战略展开, 在直接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平型关战役、 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过程中, 还深入敌后实施反进攻作战, 把游击战争发展到五台山、 吕梁山、 太行山等绵亘的山地, 扩大到冀南平原、 冀中平原等广阔的平原地带, 在晋察冀、 平西、 冀东、 冀中、 冀南、 晋西北、 晋冀鲁豫、 大青山等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形成华北敌后战场, 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 被日军视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③

　　由于国民党政府同意新四军成立的时间较晚, 新四军在华中实施反进攻作战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间比华北的八路军要晚几个月。新四军先遣支队于 1938 年 4 月28 日东进到江南的金坛、 句容等地, 开始华中地区的游击战争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 第二支队在陈毅、 张鼎丞的指挥下, 在以茅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带, 不断袭击敌人, 最终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谭震林指挥第三支队, 以灵活防御的游击战法与日军兜圈子, 在清水潭、 马家园各地打败日军, 使皖南东起芜湖、 宣城, 西至青阳大通镇的一片地区

　　成为巩固的抗日阵地。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 在皖中打开局面。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于1938 年11 月进至无为地区, 在皖东开辟抗日游击区。彭雪峰指挥新四军游击支队, 在豫东、皖北平原开展游击战, 为建立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到1938 年10 月, 新四军自东进华中实施反进攻作战以来的短短半年时间里, 先后取得100 余次战斗的胜利, 在华中初步实现战略展开, 苏南、 皖南、 皖中和豫东等根据地初见端倪。八路军、 新四军在华北、 华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使中日双方的军事态势出现新变化。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前, 中国战场上有一种“包围”和“反包围”的军事态势。由于日军的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 中国军队因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而处于日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中国军队则以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 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 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部又处于中国军队的反包围中。实际上, 在这种“包围”和“ 反包围”中, 日军对国民党军的包围往往得手, 因为日军以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一直打到并攻占了广州和武汉。由于八路军、 新四军在华北、 华中建立了敌后根据地, 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第二种“包围”和“反包围”的军事态势。位于广大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日军占领的一些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形成包围。日军在占领广州和武汉后, 发现其占领地域只能保持住“点和线”, 势力所及仅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线地区, 汉奸所掌握的伪政权, 一般是“政令不出城门”。“各地大多数之乡村或城镇, 不为我游击部队活跃之地, 即为我地方人民起而自卫之区”。④毛泽东形象地用下围棋来比喻敌后抗日根据地这种“反包围”的重大战略作用。他指出：“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 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 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 并将各个游击战争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 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 我已三面包围了同浦路( 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 四面包围了太原城; 在河北、 山东等省, 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 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 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 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 的问题上, 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⑤

　　八路军、 新四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反包围”,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日军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就已经深感到华北的八路军是其灭亡中国的“绊脚石”；还发现华中的“新四军是共产军, 很灵活, 他容易生根”。⑥日军在占领武汉、 广州之后, 在各种因素影响下, 主要是为了消灭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 巩固占领地域, 将原定的速决战略改为持久战略。中国抗日战争由此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显然,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实际上促成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对此,朱德曾阐述说: “在这第一阶段, 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 我伟大的人民军队—— 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 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 当敌人向我进攻, 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 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 取得不断胜利, 牵制了敌人, 建立战略根据地。 ”日军“虽然侵占了我国很多地方, 但是在华北、 华中, 出其不意, 遇到八路军、 新四军这样的对手, 许多地方被我收复, 好像

　　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利刀, 所以也改变了政策, 改变到对国民党战场停止进攻, 对国民党当局诱降, 而对八路军、 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这样，就出现了战略的相持阶段。不管怎样, 有一件事是明白的: 敌人进攻, 国民党败退, 如果没有八路军、 新四军的反进攻, 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⑦毛泽东也曾指出, 由于日军将大半个中国变为自己的后方, 如果没有最广大的游击战争并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 “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 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 敌之进攻必更猖狂, 相持局面难以出现”。⑧

　　二、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政策, 并拖住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 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

　　毛泽东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前撰写的5论持久战6一文中, 明确提出要以游击战争在日军占领地域争取更多的抗日根据地。他说: 如果“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做得好, 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 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 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 中国的大胜利, 那时, 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 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 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长短, 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 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 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⑨因此,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 中共武装力量要在日军占领地域争取更多的根据

　　地, 而日军则采取一切措施不让中共武装力量及其根据地在其占领地域存在和发展。相持阶段开始后, 日军实施持久战略, 确定今后“在没有特别的必要时, 则不扩大占领地域”, 并

　　将占领地域“区分为以确保安定为主的治安地域和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域”, “ 大致从包头起至黄河下游、 新黄河、 芦州(今合肥)、 芜湖、 杭州一线以东0, 都划为“以确保安定为主的治安地域”, 其他占领地域划为作战地域。⑩ 事实上,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 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日军也不得不使用一定比例的兵力在“作战地域”以及其他未占领地域的正面战场上不断打击国民党军队。在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与国民党军在“作战地域”以及其他未占领地域进行“不扩大占领地域”的战役打得也很激烈, 主要战役有南昌战役、枣阳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 桂南会战、 枣宜会战、中条山战役、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和常德会战等。因此, 相持阶段开始后不久, 毛泽东就提出：“在战争问题上,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 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 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 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 恰当的, 是互相需要、 互相配合、 互相协

　　助的。”⑪

　　日军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上与国民党军作战,另一方面则把战略重点放在确保其在华北、 华中占领区的“治安”上, 主要在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和在华中实行“清乡”。日军在华北的“治安肃正”计划, 强调实行总力战, 巩固“点”和“线”, 进而实行“面”的占领, 企图通过大规模“扫荡”, 全部摧毁占领地域内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 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失去根据地的中国军队, 进行反复“扫荡”, 使之“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场所。”⑫为实施这个计划, 日军还在华北新增加5个警备师团和8 个独立旅团。日军在华中的“清乡”, 第一步就是“军事清乡”, 即使用大量兵力“讨伐”和“搜剿”新四军和抗日群众, 第二步就是“政治清乡”, 即以编组保甲等手段强化治安, 接着就是“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 达到“彻底改变占领区的治安状况”之目的, 进

　　而由“点”和“线”的占领, 扩大为“ 面”的占领。与此同时, 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实行所谓“以战养战”政策, 就是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 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 使华北、 华中的占领地域成为日军的后方兵站基地。

　　在战略相持阶段初期, 国民党也一度重视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并制定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 还采取严厉措施督促部分国民党军在华北、 华中打游击战, 建立了一定的游击区或根据地。蒋介石甚至提出要/ 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 敌军的后方, 担任游击”。⑬国民党军在华北、 华中也先后建立了一些有限的敌后游击区或根据地。但是, 由于国民党军不善于打游击战, 他们在日伪军的不断“ 扫荡”下, 一些部队被消灭, 一些部队被击溃, 一些部队因损失重大被迫调出整补, 许多部队甚至投降了。到 1941

　　年至1943 年间, 国民党军降敌的军官多达数十名,部队高达数十万, 原来几块有限的敌后游击区或根据地, 几乎丧失殆尽。

　　然而, 八路军、 新四军在华北、 华中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则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尽管华北日军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肃正工作, 是最强硬的敌人”, 并在战略指导上把“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 全力以赴, 务期将其全歼”⑭，尽管华中日军的“ 清乡”就是专门对付新四军的,但是, 在八路军、 新四军的英勇作战下, 华北、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坚持下来了, 并且在经过 1941年和 1942 年的最困难时期后, 又得到恢复、 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 在东江地区、 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地区的中共抗日武装, 也开始进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抗日武装以游击战争捍卫着华北、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的各个抗日根据地, 同时又依托这些根据地有力地牵制日伪军。“不论在华北、 华中或华南, 不论在江北或江南, 不论在平原地区、 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 也不论是八路军、 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 虽然各有特殊性, 但均有同一性, 即均有敌人, 均在抗战。”⑮

　　在战略相持阶段,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变日军后方为前方, 极大地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政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破坏日军“以战养战”政策, 是中共武装力量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各部队破坏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破坏敌人的交通。正如八路军第129 师师长刘伯承分析指出: “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推行, 必须依靠交通, 在这一点上, 铁路公路之于日寇, 有如人体上之大小血管, 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倘使我们到处展开交通斗争, 切断敌人之大小血管, 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输送中国人民的膏血去营养自己, 使它日趋消瘦枯朽; 另一方面, 可使丰富资源尽归己用。这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 政治建设是有着何等重大意义! 倘使我们完全切断敌之大小血管, 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乡村, 来吸吮我们的血液, 完全困厄于城市之中,这样便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 使抗战的最后胜利得以早日到来。”⑯在中共武装力量的不断破坏下, 日军的“以战养战”政策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到了 1943 年, 日军在占领地域仍然不得不为一些重要的军需物资的开发担忧。如果没有军队插手, 日军的自给物资及对日输出物资的开发,“就一筹莫展”。特别是华中的经济状况, 极堪忧虑。从治安考虑也要由南方运进食粮, 但因船舶不足未能实现。日军的一份战斗详报如实记录说: 中共武装力量“对破坏重要的战争资源地区及设施的策动渐趋激化其手段也更加巧妙, 恶毒”, “不可等闲视之”。如在冀中冀西地区, “以集团的兵力活动于铁路沿线及各县城周围地区, 企图破坏交通、 通讯线路、 夺取县城, 频繁袭击皇军分屯队和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⑰

　　其次,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拖住了大量日军兵力, 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 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前两年, 中共武装力量抗击了58%至 62%的侵华日军( 不包括关东军)和全部伪军, 作战万余次, 粉碎日伪军上千人以上至5 万人的“扫荡”近百次, 在与日伪军作战中, 三大敌后战场上中共武装力量及其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 部队壮大到约50 万人, 根据地人口高达 1亿。到1941年和1942 年,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最严重困难, 根据地人口由 1 亿多下降到5000 万以下, 军队缩小到约 40 万, 土地也缩小了。但是, 由于中共武装力量坚持战斗, 最终打退了日伪军的一切进攻, 在根据地上站稳了脚, 到 1943年,“八路军、 新四军恢复元气, 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 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 47 万, 民兵 200 万”。⑱至l944 年3 月, 中共武装力量在华北、 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 共计抗击“占日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 余万, 即84%,

　　或 5/6 以上”, 国民党军/ 担负抗击的仅占16%, 即不足1/60。仅就抗击日军比例讲, 日军在华兵力有 34 个半师团, 约56 万人。“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 计有9 个师团, 8 个独立旅团, 2 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为14 个师团, 约 22 万人。八路军抗击了11.75 个师团, 占华北敌军兵力84%强。 0国民党军“仅抗击了 2 125 个师团, 占 l6%弱。”“在华中, 敌军计16 个师团, 约26 万人。新四军抗击59. 5%(9. 5个师团), ”国民党军“抗击 40. 5% (6. 5 个师团)”。“华南敌军约有3 个半师团, 2 个独立旅团, 合计4个半师团(8 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约抗击了 1 个师团, 占 22%。 0国民党军“抗击 3 个半师团, 占 78%。”此外, 尚有海南岛的全部敌人, “ 估计有 1 个旅团”,“均为共产党所抗击”, 未计算在内。总计中共部队“抗击敌人 64. 5%”, 国民党军“抗击了35. 5%”。⑲本来, 日军是企图先确保占领地域的“治安”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根据地, 从而摧毁各敌后战场, 然后再抽出兵力集中全力进攻正面战场。然而, 这一企图却因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而无法得逞。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使华北、 华中、 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坚强堡垒。这样, “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 再攻正面战场, 但是不可能了, 为救死计, 被迫着同时挑起两个战场在肩上。⑳

　　历史已经证明, 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 极大地破坏了日军的“以战养战”政策, 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 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就这个意义上讲, 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 全国抗日战争就很难持久下去。正如彭德怀所说：“敌后抗战的坚持是全国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敌后的坚持, 就不会有全国的相持阶段。”（21）

　　三、 以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地的攻势作战, 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加速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进程。

　　1944 年 4 月, 日军在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 确保湘桂、 粤汉两铁路沿线安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 到次年2月结束。日军在战役中处处得手, 达到预期目的。国民党军在战役中丢掉 146 座城市, 失掉 6000 万人口, 损失50万军队。河南、 湖南、 广西、 广东、 福建、江西、 浙江、 安徽8 省的主要经济资源或沦于敌后,

　　或与大后方隔绝。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区别的是, 中共武装力量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地, 先后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作战。对此, 朱德曾指出: “1944 年日寇举行打通交通线的进攻的时候, 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 湖南、 广东、 广西诸省的大块土地, 就在很短的期间沦于敌手, 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日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当国民党战场无力招架的时候, 解放区战场却渡过了 1941——1942 年的严重困难, 向敌人举行了有力的反攻。”（22）

　　中共武装力量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地发动的春夏季攻势作战, 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战绩。

　　在华北, 以山东、 晋察冀、 冀鲁豫、 晋绥等根据地为基地的攻势作战, 取得的成绩最大。在 1944年一年中, 山东军区军民与敌进行主要战斗 3514次, 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 处, 毙伤俘日伪军近6 万人, 争取伪军反正 1. 1 万人, 解放人口 930 万和国土4 万余平方公里; 晋察冀军区军民与敌作战 4000 余次, 共歼灭日伪军4 万余人, 攻克和逼退敌据点1700 余处, 解放人口758 万; 冀鲁豫军区军民与敌作战 3604 次, 攻克据点、 碉堡 395 处, 毙伤俘日伪军近5 万人, 收复 7 座县城; 晋绥军区军民与敌作战 1337 次, 毙伤俘日伪军5000 余人, 攻克和逼退敌 92 个, 解放人口37. 3 余万和国土2. 4 万余平方公里。

　　在华中, 新四军也于 1944 年春开始有计划的攻击日伪军。继 1944 年3 月新四军第1 师发动车桥战役后, 新四军其他各师和浙东游击纵队也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 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 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和反“扫荡”、反“清乡”作战, 共进行大小战斗 6582 次, 攻克日伪据点570 处, 摧毁碉堡 764 座, 歼灭日军 4310 人,歼灭伪军 4. 6 万余人, 收复国土7400 平方公里, 基

　　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 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 “治安肃正”和“屯垦”计划, 巩固和发展了各根据地。

　　在华南, 活动在惠阳、 东莞、 宝安等地的东江纵队, 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 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东起惠阳, 西迄三水的广大地区, 总人口达100余万, 总面积有约1. 5 万平方公里。琼崖抗日游击队新开辟了六芹山、 六连岭、 儒万山等游击根据地, 使整个根据地人口达到 150 万, 约占全岛人口的二分之一。

　　中共武装在1944 年里取得的战果是辉煌的,解放国土 2 万平方公里, 夺回据点 1. 3 万个, 敌人苦心经营的据点、 碉堡、 沟墙、 公路被摧毁, 原被分割开的零碎小块根据地重新连接起来而且更加扩大了。解放区的人口由 8000 万增加到9200 万。中共武装力量以各抗日根据地为基地相继发动猛烈反攻, 更加缩小了日军占领区, 日军的防线亦日趋崩溃。日本防卫厅撰写的战史也认为, 到1944 年7 月, 已经出现“全盘战局的恶化”, 而且“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 治安警备的困难也越大。” （23）因在太平洋战场上连续失利, 因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不断打击导致在中国的占领区日益缩小, 因正面战场上发动打通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中消耗了大量兵力等原因,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结束后被迫在中国战场上实行战略收缩, 开始总退却。显然, 中共武装力量以各抗日根据地为基地的攻势作战, 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进而加速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进程。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攻势作战取得胜利的基础上, 中共武装力量于 1945 年春对日伪军发起春夏两季的攻势作战, 共歼灭日伪军16 万余人, 攻克与收复县城 61 座, 解放人口近 1000 万, 扩大解放区24 万多平方公里, 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上及沿海重要地区, 这时,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也有了好的转机, 并取得了较大胜利。日军于1945 年3 月至4 月中旬发动豫西鄂北战役, 虽然进占豫西鄂北并控制了老河口机场, 但它却遭到了相当的打击, 伤亡 1 15 万余人。日军于4 月上旬至5月底发动湘西战役, 在国民党军的坚决抵抗下, 不仅没有达到占领芷江机场的目的, 还伤亡2. 4万余人。国民党军为了与盟军协同作战, 曾制定了代号为“白培计划”的总反攻计划, 并于1945 年6 月底收复了广西; 继而准备反攻广州。国民党军参加反攻广州的部队来不及部署,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定反攻计划未及实施。中国战场的大反攻战略任务主要落在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肩上。1945 年8 月 9 日至 9 月2日, 八路军、 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 向日伪军发动全面反攻, 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数万人。到年底, 共歼灭日军 1. 37 万多人、 伪军38. 5 万余人, 收复县以上城市 250 多座, 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

　　综上所述, 没有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不会有中国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 没有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中国的抗战就很难持久下去; 以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地的攻势作战, 为中国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总之, 没有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就不可能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注:

　　①⑦（22）《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 501页,502、 503页,504页。

　　②⑤⑧⑨⑪⑱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99, 253 页, 427、 429、427、 724、 724 页。

　　③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76,326、 327、 340、 337、 339页。

　　④《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下),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56页。

　　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第 86 页。

　　⑩[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4、 205页。

　　⑫⑭《华北治安战》( 上) ,第 109、 110、 127、 235页。

　　⑬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年版,第 1197页。

　　⑮《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3页。

　　⑯《刘伯承将军谈百团大战中的正大战役》, 1940 年 10月 3 日5新华日报6(华北版) 。

　　⑲《叶剑英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81、 75、 76页。

　　（21）《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56页。

　　（23）[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 年的中国派遣军》( 1),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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