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中的英雄吕梁

        孝义市，1939年全市人口总数为88205，比1935年少4022人。交城县，1939年人口锐减为62011人，比1935年减少33084人。石楼县，1936年全县人口为34982人，1945年全县人口为31865人。

　　……对于成长在不同时空下的我们来说，看到这几个无关痛痒的数字，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触动。但在当年，这些数字变动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一场场不忍直视的人间惨案。现在我们也许很难体会到这些冤魂在临死前是怎样的孤独、无助和恐惧。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牢记历史，勿忘国耻。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吕梁山上烽火连天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战争的印记并没有多少能存留到今天。78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卢沟桥头的枪声骤然响起，抗战随即由东北的一隅扩大到全国。“在7·7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笔者采访了市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俊有。他为我们讲述了吕梁山上的抗日传奇。

       多事之年话苦难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1938年初日军气势汹汹直扑吕梁。2月14日，文水县的西峪口村，这里是吕梁山区的大门。晋绥军一部与之激战后不敌，15日败退交城。日军随即对无辜的村民进行报复。在日军逐门逐户地搜捕下，未躲藏和逃走的村民被一一赶出家门。村民们被押到村北的一处低凹菜地里，遭到了机枪扫射。未死的村民倒在血泊中呻吟，日军将挣扎的村民刺死，尸体还被浇上汽油焚烧。下午，日军撤离后幸存的村民纷纷扑向残杀亲人的现场进行抢救，火还在燃烧，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死者浑身焦黑，身体残缺不全。其状惨不忍睹，村民辨认了两三天才将死难的亲人草草埋葬。

　　而这次的惨案仅仅是吕梁苦难的冰山一角。从1938年至1945年，有记录的一次伤亡百人以上的惨案就达十几起。战争中，因冻、饿、病死亡的平民不计其数。吕梁人民深受日军侵略之害。

       不屈的吕梁人民

　　在日军入侵吕梁的岁月里，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形势怎样危急，吕梁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同仇敌忾，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1938年3月15日，八路军120师警备8团的一个营与离石县游击队联合袭击了驻扎在离石山村的300多名日军，进行了一场号称“小平型关战”的袭击战。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343旅在薛公岭等处三战三捷。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八路军一二O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

　　更多的时候，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和不定期的扫荡，村里民兵和武工队凭借着手中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斗智斗勇。这种劳武结合的战斗组织，凭借着地雷战、麻雀战、空洞战、联防战、围困战、伏击战、袭扰战、反围攻战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处处打击日伪军。在斗争过程中所经历的困境和牺牲是我们后人所难以想象的。在那艰难的岁月，吕梁抗日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多种艰难困苦。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吕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迎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后胜利。

       不可或缺的战场地位

　　吕梁在抗日战争时期既是晋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又是华北抗日的主战场之一。晋绥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长期驻扎在兴县，领导和指挥了整个边区军民的抗日斗争。吕梁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从吕梁往西将近300公里就是延安。那时的延安是万众瞩目的指挥中心；是无数人心中的革命圣地；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吕梁这块光荣的土地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

　　在整个抗战期间，不屈不挠的吕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摧毁中央的企图，保障了陕北的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被敌人占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西北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及时准确地传送了党中央机密文件、信件、重要书籍，安全护送了过往人员，运送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战略物资。

　　在整个抗战期间，吕梁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筹粮筹款，支援陕北。据李俊有主任讲，当时晋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整个财政收入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达到70%。全国的抗战胜利，吕梁人民功不可没。70年前，吕梁抗战军民以及千千万万的抗战同胞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苦苦支撑。这些志士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想要做的不仅仅要让子子孙孙活下去，更是要活得有长进，有尊严。

　　脚下的这片吕梁热土，山野之中存留着浩然正气，青青草皮之下就有当年烈士淌过的鲜血。踏着先烈的足迹，今日的吕梁人必不负厚望，为着建设一个富强和谐的城市而努力奋斗。

高宇峰向笔者介绍抗战文物

博物馆中的抗战魂

　　这是一个人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中的上千件藏品都是馆长的私人藏品；这又不是一个人的博物馆，因为它对全社会免费开放。它就是吕梁唯一的一家古兵器博物馆-------“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近日，我们走进这个博物馆，亲身感受了博物馆带给我们的文化震撼。

　　馆长高宇峰带领我们参观了抗日展厅。走进展厅，“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赫然映入眼帘，昭示了展厅的情感基调。进入抗日展厅后，我们明显注意到高宇峰的情绪变得激昂，而在随后的讲解中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测。

　　首先是八路军抗战用品。八路军抗战用品除了有大刀、地雷和生活基本用品外，更有刘子芳和刘恩明两位老兵的抗日用品。刘子芳是

　　参加过解放临汾战役、解放太原战役等多次战役的老兵。刘恩明老兵是电影《吕梁铁血》、《走出吕梁的军需功臣》一书的主人公。两位老兵都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且两位老兵也都与高馆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子芳是高宇峰的岳父、刘恩明是高宇峰朋友的父亲。

　　在八路军抗战用品中，收藏着很多抗战大刀。在众多大刀中，有一把大刀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刘子芳捐赠的一把抗战大刀，这把大刀的来历很有意义。它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赠送给田仁明，后来田仁明又赠送给刘子芳的。贺龙作为晋绥军区司令员对于我们山西尤其是吕梁来说有着重大意义，且贺龙和田仁明感情深厚。而田仁明和刘子芳也有着生死交情：刘子芳曾两次拼死救过田仁明。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把大刀不仅承载了那个年代军人们保家卫国的精神和深厚的情谊，更代表着一种军人间的生死之交。

　　在讲述过程中，高宇峰满怀深情，我们听得感慨万分：不仅是因为高馆长的亲人或朋友与抗日战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更因为我们被那个年代的军人们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精神所感染，同时也深深地敬佩军人间那种纯粹的情谊。

　　抗日展厅中还有一部分是日军侵华用品。参观日军侵华用品时，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单从质量工艺上讲，日军的作战装备制作精良，种类齐全，可谓武装到牙齿，超出了中国很多。相比之下，我方的装备十分粗糙简陋，不能相提并论。

　　在日军侵华用品中，有两样最能证明日本侵略者罪证的藏品，一样是三个蓝色封皮的小书，这是日本当时出版的书，专门记录了侵略中国的详细事件；一样是三个小碗，当时日本每赢得一场战役，就专门做个小碗，并印上相关文字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高宇峰在讲述的时候，多次义愤填膺地重复到，这不就是日军侵华的铁证么，他们怎么敢不承认。

　　参观这些藏品时，能明显的感受到藏品中蕴含着的鲜活的历史，它让我们眼见为实地了解了那段过去的岁月。而博物馆的馆长高宇峰不仅是博物馆的创建者，更是博物馆鲜活的精神写照。为了创办博物馆，高宇峰将所有藏品交予文物部门登记在册，登记之后，就意味着高宇峰把这些古兵器的所有权交给了社会，他仅负责保管、维护和修缮，不能再进行私人买卖，这就相当于他要把毕生的积蓄和心血贡献出来，从此孑然一身。高宇峰淡然地说到，这样做的意义是无价的，将老一辈的业绩传承给下一代，是他想要为国家为社会做的，他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就值了。他还谈到一件让他很有感触的事情：在吕梁市崔家崖小学组织学生参观的时候，在抗日兵器展厅讲解中，有一个小学生情不自禁地高举手臂，大声呐喊：打倒日本鬼子。这件事让高宇峰十分触动，觉得自己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谈及创办博物馆的目的，高宇峰为我们念了他为抗日兵器展厅写的一段话：战争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苦难的岁月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久的伤痕。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然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侵占我中华泱泱大国？我们不仅要反思战争，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看了展柜中日本人侵华时留下的物品和罪证，我们不得不去深思，落后是要挨打的，在控诉日本暴行的同时，我们必须反省，要看到信仰缺失之可怕，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要以史为鉴、坚定信仰、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发挥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高宇峰说到，当时写这段话时，有人建议他把最后几句改掉，认为说的太偏激。但是高宇峰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当今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就是缺乏一种信仰，缺失爱国的热情和热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他希望能通过他创办的这所博物馆让更多人铭记历史、不忘过去，更能向过去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可以随时保家卫国。

　　历史绝不仅仅只是印在纸上的，它是鲜活生动、可触摸的，而承载这种精神的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还有那些默默坚守的人。铭记历史无需太刻意，当你亲自去接近这些文物、去了解它们的传承者和保护人时，你自然会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价值。用心铭记历史，用双手触碰历史，用双脚丈量历史，这才是对历史的纪念和尊重。

刘福平在家接受笔者采访

刘福平和他的父亲

　　父亲走了，带不走的是对刘福平深远的影响。2007年2月27日，90岁的刘恩明（刘福平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结束了他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一生。

　　父亲是一名军需战士

　　1918年8月21日，刘恩明出生在现柳林县王家沟乡刘家山村。1924年起，上过2年学，放过5年羊，做过6年雇工，赶过2年毛驴。1939年7月，刘恩明在白见渊（柳林孟门小垣则人，孟门1935年或1936年的老党员，早期曾任离石县组织部长等职）的介绍下加入了牺盟会，1940年又在堂兄刘恩发的引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转战南北，参加了晋绥边区游击战，百团大战和解放吕梁、临汾、汾孝、晋中、太原、扶眉、兰州、陇东、成都等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还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延安、护送七大代表，甘肃、四川剿匪等作战任务。刘恩明戎马一生，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更在军需事业上立下汗马功劳。

　　工作上，父亲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战争期间，战士们处在“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艰苦环境中，身为军需科长的父亲心里比谁都着急……

　　解放战争时期，看着战士们挨饿作战，经验丰富的父亲急中生智，考虑到老家炒面能干吃、不易腐坏、携带方便的特点，就把炒面的

　　吃法带到了部队上，还将炒面的特性和制作方法反映给师长何辉燕（湖北省大悟县人，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358旅参谋长，吕梁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十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七军十九师师长），使炒面在部队得到推广、食用。

　　在甘肃甘谷驻扎期间，物资极其匮乏，三、四年时间里，父亲和母亲就睡在用子弹箱支撑起来的木板上，直到70年代举家返回离石后，母亲才知道木板下面的那些子弹箱里装的都是银元，是整个七军十九师的军费。此事父亲一直瞒着母亲，只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职责，严格保守军事机密。

　　生活上，父亲节俭条理，正直爱国。“半丝半缕当思来之不易，一粥一饭恒念物力维艰”，父亲深谙粮食的来之不易，即使后来生活条件宽裕了，他依然不会浪费一粒米，“父亲吃饭一定会把碗刮得干干净净”，刘福平这样说父亲的节俭。

　　“我父亲是一个有心人，他走后，我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张60多年前买手表的发票，完好地被保存下来，而且父亲的手表到现在都能使用。”刘福平满怀自豪地说。1948年，父亲参加晋中战役和太原解放期间，母亲开始了随军家属生活。母亲只是普通妇女，不享有组织上的任何待遇，父亲严格遵照组织的规定，在母亲身体不适，提出要吃组织上批给父亲的药物时，父亲怒斥道：“组织上给我的待遇，你有什么资格吃我的药，要吃自己买去。”父亲就是这样，深受革命教育，不贪国家一分一毫。

　　情感上，父母相携相伴。母亲一路随夫随军，仗打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母亲一共生育了7个儿女，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其余6个儿女在行军过程中分别诞于兰州、天水、江西、福建等地。在战火中，父母克服一切困难将儿女养育成人。随军期间，母亲不仅展示了她坚强勇敢的一面，更在日常生活上给予父亲莫大的帮助。

　　父亲工作期间，母亲一个人承担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更在每次战争结束后，不辞劳苦地加入到救死扶伤的行列中，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后勤事务。父亲的起居生活更是完全靠母亲操持，现留存的父亲的回忆录、衣物、照片等物件都缘于母亲的悉心保管。“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是对父母的完美诠释。

　　为父亲著书拍片写歌

　　著书并不容易，特别是要回顾父亲一生的革命历程，再加上有关军需的史料相对缺乏，为这项工作又增加了难度。在这一过程中，《吕梁日报晚报版》对父亲一生的典型事迹做了专栏连载报道，吕梁电视台也专门制作了6集专题纪录片，对父亲的事迹及刘福平为父著书做了报道。

　　经过六年多的搜集、调查、走访和归类整理，再加上对父亲所有的回忆资料的整合、分类，经历了从局部构想到整体策划、从资料征集到史实考证、从史料筛选到送审敲定的曲折过程，刘福平终于将父亲戎马一生的革命经历勾勒了出来。

　　《走出吕梁的军需功臣》一书，2011年6月出版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凭着一鼓作气的势头，他又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父亲的故事搬上荧幕。

　　“第一次拍电影，很艰苦，就是在摸索中进行。”说到拍电影的过程，刘福平深有感触。电影前前后后历时一年，前期的剧本改编、审查、报批等事项比较繁琐，导演、演员、场地的选择也耗时较久。谈到具体的拍摄，刘福平说：“我们选定主战场在庞泉沟自然保护区，为了体现战争年代的风貌，只有秋天最合适，但是山里很冷，再加上周围居住的人不多，很难找到大量的群众演员，最后不得不联系当地企业，请企业工人参与拍摄。”

　　终于，由吕梁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第一部写吕梁人、说吕梁事、由吕梁人担任制片，第一部全部取景于吕梁，反映吕梁抗日军需功臣的高清数字电影——《吕梁铁骨》于2013年4月21日吕梁在横店影城首映。

　　《吕梁铁骨》虽然是吕梁本土电影的首次尝试，但成功入围了“第22届金鸡百花奖展映影片”，刘福平也因此荣获由吕梁市劳动竞赛委员会颁发的二等功奖章。

　　补史料之缺，扬吕梁精神刘福平所著的《走出吕梁的军需功臣》一书真实再现了一个普通军需官的战争生涯，反映了战争年代我国的军需情况以及军队后勤的大致状况，丰富了我国军需方面的相关史料。

　　刘福平说：“把父亲的一生写得明明白白，能够让后人更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也凸显了吕梁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役中的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弘扬了吕梁精神，提升了吕梁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且，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也使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走出吕梁的军需功臣》、《吕梁铁骨》以及12首原创歌曲使得革命先辈们用血与火熔铸的吕梁精神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以勉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吕梁儿女继承先烈遗志，弘扬光荣传统，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文中父亲、母亲均指刘福平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