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五章晋西事变的风暴（三）

发布日期：2016-08-26 13:45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山西形势继续恶化，反动逆流继续发展。中共中央针对山西出现的投降反共逆流，接连就我党在山西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发出指示。1939年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全党”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提醒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动投降和分裂”。7月7日，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动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稍后又向全党指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8月10日，中央《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原则的指示》，又向全党指出：“(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着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教训。”

　　在阎锡山磨刀霍霍，极力挑动的这场武装冲突中，晋西南地区成为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中共中央关注山西政局的发展和阎锡山的动向。1939年9月初旬，中央来电通知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研究加强反逆流斗争的问题。

　　林枫接到电报，立即准备前往延安，这时他对郭秋明说：“阎锡山配合日军夹击我们，我们支队和新军、牺盟会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党中央要我去延安汇报工作。你身体不好，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去延安休息一段时间?你走了，我从延安回来，一个人在前方就利落了，这样好打仗。你若同意去，我就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发电报，向他请示。因为中央有过指示，陕甘宁边区目前也很困难，进一个人都得请示批准。你跟蔡畅同志作过秘书，富春同志知道你，征求他们同意后再去才好。”

　　郭秋明同意林枫的意见不几天，李富春回电说：明秋可以来。

　　9月初旬，林枫和郭秋明，还有四位警卫人员，离开晋西南区党委驻地隰县上庄，沿着八路军的兵站线向延安进发，在吕梁山脉西侧的山道上，每天行程百十里，沿途倍历艰辛，最后从永和关渡过黄河到延水关，然后经甘谷驿到达延安。

　　林枫在延安中共中央部招待所的土窑洞里住了一个月，由王若飞陪同先后向华北群众工作委员会王稼祥和中组部陈云、李富春汇报了晋西南的工作。这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当时林枫正在反复思索晋西南反顽斗争的形势，对于如何进一把加强这一斗争，还有若干问题未能解决。就像他所说的：“晋西南自1938年5月区党委成立以来，便确定了隐蔽力量埋头苦干的方针。承认阎锡山在晋西南的优势，承认晋西南是阎锡山的根据地。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建立了模范的统一战线，党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顺利的开展。秋林会议之后，磨擦的事情增多了，晋西南党在党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之下，坚持已得的进步阵地，反对分裂倒退，继续推动与争取阎锡山进步，适当地运用必要的让步。在党内特别对公开工作干部，加强阶段教育。这一方针，在形势逆转之初也是正确的，但在逆转形势的据需发展中，便处处感到难以容忍的苦闷，阎锡山利用其统治权力，对于新派干部有计划的撤换必须贯彻，对于顽固捣乱分子则言听计从，致使我们失去若干阵地，各方面工作上都发生了困难，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必须予顽固分子以必须的打击的时候了，否则，所谓坚持阵地，不过是一句空话。”所以，有一次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林枫问到：“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一句话解开了林枫许久的焦思苦虑。就在这个时候，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以后林枫想去同毛泽东的这次会见，曾说：“从秋林会议起，感觉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采取了斗争方式。也有受了束缚的，如在新军问题上，北方局指示要隐蔽，力量已暴露了，如何隐蔽呢?阎锡山调干部受训，送去一批，心里不高兴，第二批就不送了;旧军扩兵，我们也扩兵，对国民党军队逛破鞋给抓出来。不给我们粮吃，隰县就拨了3000石。阎锡山抓县长，彭若涛已过河了，当时我们已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当时要下武装斗争的决定，要归功于毛主席。9月，我去延安与毛主席谈了半小时就解决了。他说‘他打你，你就打他!’我回到胆子壮了，决定问题，话不在于多，要言不繁。”

　　9月21日，林枫在延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中央指出：“山西形势，自秋林会议以后起了很大变化，逆流继续发展，而反逆流的斗争收效不大，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很清楚地认识阎锡山的反共反八路军进步反民主的政策与措施，都是对日投降的准备，因此为能在山西开展广大的反偷袭的运动。我党我军未发表对山西形势的有关系统的主张，因此左派分子反逆流的斗争成为零碎的不协调的动作，加之我党组织特别是在新军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的组织又不顽固不严密，所以反逆流斗争不得力，而进步力量反屡受打击，为巩固山西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必须首先“在山西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指出山西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反团结的政策与办法，都是投降妥协分裂的准备(不应指出阎锡山的名字)，以便把反逆斗争与反投降危机的斗争联系起来。应当在山西开展反汪运动，提出反对公开的隐蔽的山西汪精卫，坚持山西的团结进步与抗战。”

　　就在这个时候，林枫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王若飞一起以山西省委名义起草一份宣言，号召山西人民起来反对阎锡山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反对山西反共顽固派兴起的反共逆流。中央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在上述中央9月21日指示中所说：“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对山西形势表明整个态度，此间正起草共产党山西省委给阎信，俟草就当与北局电商，准备于双十节发表。”指的就是这个《宣言》。《宣言》初稿写出后，由王若飞送给毛主席。毛泽东看了文稿，亲自作了修改。林枫说：“毛主席将草稿改动很多。”这篇1939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宣言》，在这年10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全文发表。《宣言》根据山西政局逆转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指出投降反共的严重危机，并且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如前所述，中共山西省委本已撤销，划分为及西南、晋西北、晋冀豫的等区党委。当时中央考虑，这个宣言是对山西全省进行公开号召，所以仍用山西省委名义发表。

　　林枫于11月上旬从延安回到晋西南区党委驻地时，晋西地区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林枫在区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地讨论了反顽固分子斗争的方针。晋西南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此采取了不再让步，必要时不惜武装自卫，保卫革命利益的方针。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坚决保护群众既得利益，坚持革命既得的阵地。

　　这个时候，由林枫主持，晋西南区党委还召开了党员和进步分子参加的会议。会议严正指出：新旧军的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为此，我党必须确实掌握新军，把旧军官完全清洗出去;确实掌握专、县政权，首先是财粮和县人民武装;一切准备好了，看形势行动。我们绝不首先发的进攻，而应当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防御姿态，一旦顽军进攻，即予以反击而加以消灭。

　　这年10月中旬，日军为配合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并进一步地逼阎投降，向晋西南地区大举扫荡。及至11月中旬反扫荡结束，日军撤退，顽军集中，形势立趋紧张。这时决死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廖井丹曾去晋西南区党委请示。林枫根据中央关于反顽斗争中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指示说：如有事，你们部队可以后撤一下，向区党委靠拢;也可借此表示我们避免冲突，如他继续进攻，我们也有利反击。

　　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针对山西投降形势的发展，又对晋西南和其他地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的指示》说：“坚决不让步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斗争之号召，已获得全党及新派的拥护，干部已觉得有出路，并已使旧派的反动气焰开始为之消杀，证明克服投降危险时有希望的，以抗战压倒投降，以团结压倒分裂，以进步压倒退步，是可能的。此种胜利信心应在全党与新派中普遍建立起来，以理直气壮的姿势，坚决的有步骤的准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封电报谈到加强党对新派领导的时候，嘉许晋西南区党委的作法：“依照晋西南的例子，各地可以试行下述办法，即把每一地区内新派各种力量中间的主要党员干部组织一人五人至七人的小委员会，作为团结新派行动的核心。区党委应密切注意该区斗争发展。并适当指导这个核心。”

　　抗战开始以来，中共山西省委——晋西南区党委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抗战初期，党的正确路线还曾受到过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干扰。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错误，反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其间王明右倾错误思想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党的工作中产生过一些坏影响。自然也会在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中有所反映。

　　林枫以后回顾这个时期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说：晋西南的工作，从抗战开始算起到晋西事变，这一段的路线如何估计呢?这一时期根据毛主席在“七大”的结论看，总起来，两年多里面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权路线的。而在某些时期——特别是1938年——曾经有些摇摆。更具体说，是受过限制的，受过束缚的。在整个晋西南，有的地方受限制小，摇摆小;有的受限制大。摇摆大，是不平衡的。就是说，两年多不完全一样，整个晋西南不完全一样。......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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