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六章在晋绥解放区（六）

发布日期：2016-08-26 15:28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愿意接受文学的熏陶”

　　在根据地建设中，林枫重视形态领域的工作，关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工作者的成长，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教育工作。

　　林枫当选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后，《抗战日报》介绍他的生平时候曾经说：“他的工作，终年是十分忙碌的。他对于自己的饮食起居，是极不关心，非常随便的。他爱读小说，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有过学习文艺的企图呢!当工作闲暇的时候，他还喜欢看几页文艺术，这便是生活的爱好，也是生活的享受。”林枫自己也曾说过：“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喜欢文艺，虽然我成不了文学家，但我愿意接受文学的熏陶，从中吸取一些教益，增长指示，贯通古今，开阔眼界。文学可以改变人的素质，洗刷俗态。”可见这种孜孜不倦的浏览，意在通过阅读完成自我，塑造自己的灵魂。他自青年时代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后，工作的旋律一直是紧张的，但他总是“忙里偷闲”，读一点文艺作品就是休息。长期养成了读书习惯，即使在严峻的战争时代，仍是手不释卷，很少间断。他什么书都读，除了马列主义著作，还通读了二十四史和许多古籍，浏览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而且读的很快。在他堆满文件的案头和排列整齐的书架上，不难看到当时所能找到的中外文学名著。我国著名的古典小书，如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都是他已熟读过的作品。特别爱读“三国”，计算不清曾反复读过多少遍。《左传》也曾能够通篇背诵。30年代白区工作期间，凡属当时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名著，像恰巴耶夫的《夏伯阳》、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尔基的《母亲》、辛克莱的《屠场》、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和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丛书，以及《文学》、《译文》等文艺刊物他都阅读。在硝烟弥漫的敌后战场上，凡是能找到他的书他都看，鲁迅著作尤其是他随身携带的珍品。他也特别喜爱《史记》和《东周列国志》，对司马迁这部不朽的历史杰作，他既当历史研读，又当文艺欣赏。夫人郭明秋也是喜爱读书的。在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间，他们两位经常一起谈论作品，分析书中人物。他学识渊深，博古通今，能够运用自如地引用历史典故及文艺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作比喻，来说明遇到的某些问题。

　　1941年7月，在临汾关注下，《西北文艺》在兴县创刊。林枫为他写了题词：《给<西北文艺>》。他在题词里希望这个刊物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关注：“他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不管是音乐戏剧，不管是文艺美术，其内容必须是抗日的进步的建设，反对残暴压迫，反对黑暗反动。其形式必须是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逐渐上升的，反对低级趣味、固步自封(在内容上更应如此)。因此，她必须是建设的，民族的、大众的。”同时，“希望她能成为晋西北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核心，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首先要反对宗派习气，意气之争，以及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自以为是的目空一切的艺术家派头。不放松对于任何缺点及不良倾向的严正批评，然而必须是善意、积极的扶持。鲁迅先生的疾恶如仇，而又热心爱护教育青年，应成为我们的模范。文艺工作者要成为人民的教育家与组织者，这需要更大的气魄与更多的耐心。”他这些精湛的见解，至今还是值得文艺工作者深思的。

　　这年10月，林枫在晋西北文联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阐述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任务，首先，“在文化运动上开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不民主，反动妥协投降，反对黑暗压迫，使一切文化人，都为抗日而服务，这是我们抗日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号召一切抗日知识分子，文化人，不管是属于任何阶级阶层，都能广泛的团结起来。这样的具体工作在晋西北已经进行了一些，也有了一些成绩，现在应该更广泛的开展起来。”同时，“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进步文化力量主要的内容，就是发展民主思想，发展科学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社会主义。这和我们发展进步势力是一致的，今天反对黑暗压迫，那就要提倡民主自由，发扬民主自由。这有它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有它社会的意义，特别是在晋西北这个在文化上落后、愚昧、不科学的地区。在这个落后的地区，需要我们从文化上来改变这种落后。也正因为晋西北是文化落后的，它才是我们做工作的好地方。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因为它落后，在文化方面它是一个荒地，到处是我们工作的地盘，到处需要工作。第二个条件，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晋西北不但是文化人的荒园，也是文化人自由的园地，你在这里可以自由去发展，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所提倡的文化工作是正当的，我们希望在这个荒地和自由园地上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他在讲话中说到团结、培养文化干部和发展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问题;对于文化运动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文化工作者提出希望，要求他们要忠实于文化事业，真正为文化事业而努力;要有远大的政治眼观;要有学习的精神，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的质量;在文化工作上有塑造性，在普及基础上创造高度的文化;要熟悉晋西北群众的语言;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心里。

　　如前诉述，当时晋西北根据地经济异常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和医疗条件，不少文化工作者生了病，因病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致死亡的事也常发生。林枫十分关切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次讲话时提出要“爱护干部，政府就要颁布优待文化人的条例，我们要把这个条例具体切实地实行起来”。讲过不久，10月27日，晋西北行署就颁布了《晋西北文化工作者待遇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特别规定：“文化工作者因积劳过度，身体衰弱时经医生证明得享受保健待遇。”党和政府的殷勤关怀，使根据地文化工作者感到欣慰、感激和无限的鼓舞。

　　他不但向文化工作者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对于文化战线的具体活动也常给予关注和指导。当时在根据地非常活跃的七月剧社，就是得到林枫的支持扶植，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诞生，到晋绥边区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成立于1939年7月1日，定名七月剧团，又称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宣传队(“留守处”乃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代号)。林枫重视它的成立，扶植它的成长，关怀大家的生活。剧团所需的人员，区党委下令从机关和所属党政军范围选调。剧团排练节目，准备“七七”两周年纪念日演出，本身的力量不够，区党委秘书长秦穆伯打板，文书科长曹速打梆子，有的干部拉胡琴，热情地协助他们排练演出。当时因受日军和顽固派夹攻，形势紧张，战斗频繁，区党委机关和晋西支队经常转移。林枫和干部战士一起跋山涉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特别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林枫担心剧团的“小鬼”掉队，常叫警卫班的战士帮助他们拿道具，背被包;遇到紧急情况，特别嘱咐警卫连保护剧团的安全。晋西事变中，他因操劳过度，身体虚弱，又患重感冒，组织上配合他的骑骡，行军途中总是给伤病员和剧团的“小鬼”骑，自己带病和部队一起步行，最后通过离军公路向晋西北转移时，部队与阻拦的敌人展开激战。林枫和黄骅站在公路突破口，沉着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冲过敌人封锁线，区党委机关无一人伤亡，剧团也无一人掉队。晋西区党委成立后，将原在晋西北地区活动的几个剧团合并到七月剧团。1940年冬季，区党委决定送七月剧团前往延安学习，林枫亲自给洛甫(张闻天)写介绍信，请他招呼、安排。剧团到了延安，先后进过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观摩和锻炼，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文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七月剧社自1939年7月成立到1946年初，共演出1500余场，演出剧本100多种，观众约达300万人次。他们的足迹，走遍边区大部分地区，有时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村庄演出。他们演的戏，大都是变现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节目，演出传统节目也有较高的技艺，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林枫重视党报的作用，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便由林枫倡议，创办了《五日时事》报。最初，这张报纸从编辑到印刷，全套工作都由王修一个人负责，每期油印5000份，发行到晋西南20几个县。原来交付它的任务，只是要求能将每天电台收来的消息汇总，编成新闻简报。以后内容逐渐充实，经常发表五天中的时事分析，各战场战况，还有区党委的指示、通知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不但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友清等全力支持这个报纸，林枫和当时住在同村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都亲自指导报纸的编辑工作。因为内容充实，出版及时，可供各地干部了解时事，沟通上下情况，深受读者欢迎。他的印刷独创一格，字体美观，版面整齐，印刷清晰，一张蜡纸印5000份，当时算是最高纪录。有的还用红、蓝油墨套色印刷，十分醒目。在延安举行的各根据地报纸展览会上，曾经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赞赏。毛泽东亲自题写了《五日时事》报头。林枫以后每逢讲到艰苦奋斗，精兵简政精神的时候，常举创办《五日时事》报的经验，说：“我们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报社，是一个骡驮子上的报社。社长、主编、编辑兼印刷只有一人。”到后来，这张报纸的人员稍有增加，仍是勤俭办事，短小精干。晋西事变后，它转移到兴县继续出版，直到《抗战日报》创刊方才停办。

　　1940年春天，林枫决定出版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并即调派人员着手筹备。这年9月18日，《抗战日报》正式创刊，铅印四开，起初为三日刊，每周出版两次。林枫始终关注党报工作，特别重视社论的撰写。在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社论委员会，凡属重要社论，都经过集体讨论，由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的人执笔，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写出的社论，通常林枫都要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抗战日报》又成为晋绥机关报。这年10月1日，晋绥分局通过《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为了促使各级党委能够切实贯彻执行这个决定，10月22日，在晋绥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林枫还曾专门作了《抗战日报》问题的报告。他说，《抗战日报》就是晋绥党的机关报、地方党的机关报。(一)党所有能公开发表的指导性的东西，完全在报纸上发表，有些文件便不必另外发布。因此，《抗战日报》对所有晋绥地区的党员，都具有指导性。(二)各地党的活动、团体、政府的活动，均须利用报纸指导工作。各地党员均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从下至上地交换经验。有些地方做了工作不讲是不对的。(三)这样才能使报纸成为集体领导机关，并把《抗战日报》作为惟一的集体领导报纸。(四)除了指导作用外，还应常作批评。对各地工作的缺点，加以积极的批评。

　　林枫在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期间，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同林枫谈话的时候，谈到了对《抗战日报》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拿起两张新近收到的报纸作比较。12月1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八分区我军收复东社》，他说，这一天的报纸编的好，应当这样办;而在12月6日的报纸上，以第一版和第四版两个整版刊载的全是林彪的一个讲话：《今年怎样练兵》，他说，这一天的报纸不应当这样编，长的文章，可以印小册子，或者节录一部分要点在报纸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即就如何改进《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林枫和毛泽东谈话后，及时向抗日报社传达了这些意见，组织报社编辑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张根据地的报纸如何加强他的地方性，密切联系根据地群众，为根据地群众服务，以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是《抗战日报》创刊以来一直摸索解决的主要课题。过去虽曾多次做过努力，改进不大。经过这次讨论，报纸的政治性也加强了，地方新闻至少占三版的篇幅，版面也较前生动活泼了，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日益增强了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逐渐成为晋绥边区人民大可缺少的读物。

　　林枫从延安回到兴县，已是日本投降之后。他因准备带领一批干部前往东北而特别繁忙，还在9月13日挤出时间，亲到兴县高家村来向《抗战日报》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这次被大家看做“临别赠言”的讲话，给报社全体人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林枫首先讲了当前瞬息万变的形势。接着，针对时局骤变造成的思想问题，根据党的七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的方针，作了令人信服的精辟分析。林枫指出考虑一切问题必须根据现实，从实际出发。“发展自己的力量是第一，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这点。”还要清楚个人的私心杂念，才可避免形势发展的曲折变化影响个人的情绪。关键在于自己“究竟是‘个人利用高于一切’还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思想上解决了，组织原则也可以解决，为人民服务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对于整个革命，以至个人问题上都不会患得患失。”

　　讲了形势问题，林枫转而谈到《抗战日报》的工作问题。他说：“《抗战日报》已办了五年，在晋绥边区是起了作用的，起了领导组织的作用。它是对敌斗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报纸的编辑方针上，过去提了很多‘性’，到底是哪一个‘性’是最主要的呢?我看最主要的就是群众性，这是报纸基本的性质。根据地的主人翁是广大人民，首先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指哪儿的群众?就是晋绥边区的，本根据地的群众，这里又产生了地方性，《抗战日报》是专门办给晋绥边区老百姓看的。因此，我们的报纸怎么样去组织、领导这个地区的群众运动、群众斗争，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报纸应当成为人们群众的喉舌，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此它必须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充分地反映他们的要求、主张和一切活动，反映他们在参加根据地建设中的创造和成就。我们的报纸过去在这方面基本注意到了，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就说它‘是晋绥边区600万人民的报纸’，‘是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镜子’。报纸创刊以来，一直贯着这个政治任务，始终是在以根据地群众为基础而为根据地人民服务的方针进行工作的。只是有时候有过摇摆，在首先是为本根据地人民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有时曾把有关本根据地群众活动的报道摆在次要地位。我们的报纸为本根据地群众服务是主要的任务，因为它是这个根据地的群众的报纸。去年以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前次毛主席批评我们的报纸不是为群众办报，而是为新华社办的。听着很不好受。现在有了进步，是值得高兴的。应当时刻记住，我们的报纸不是一般的报纸，只报道一下消息就算完事了，它‘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它是晋绥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提高报纸的编辑水平，特别要在它的指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上更加提高一步，使它更好地为晋绥边区的群众服务，真正能够代表边区人民的意志。大家对《解放日报》要好好研究。它在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学习的。从1942年整风改版以来，《解放日报》有巨大的进步，现在仍在党中央、毛主席关怀下继续提高，应当经常研究、学习它的办报经验。”

　　他说：“现在，《抗战日报》在首先为本根据地人民服务这个根本你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刊登有关本地区群众的要求、主张和各种活动消息时，大都放在重要的显著的地位。但是还存在着缺点，就是怎样使它在领导群众斗争上有中心，有策略步骤。什么中心?报上发表的消息是群众运动的消息，在编排上应当互相有联系，揭示各种事物内在的联系，使人看后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集中的印象，给读者引导出一条出路，指导大家朝着正确的方向看，这就叫报纸的组织作用。今后大家要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多从这个角度上想一想。比如你们在编辑部动剪刀，并不只是技术、有政治性。作为党的报纸，必须把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作为报纸编辑工作活动的惟一依据。这是报纸的首要任务，也是报纸的党性标志。《解放日报》编报时，并不是来了什么消息就登什么，它常常把同类消息压一压，集中刊出;在编排上不是现象罗列，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容易起到组织和领导的作用。这就要求编辑工作更加有计划，主要依靠加强政治领导，编报应当有中心，一个时期的，一天的，一个版的版面上，都要突出中心。这就是报纸的地方性、群众性、再加上组织性。”

　　他在讲话中强调办报要讲究策略。他说：“编报要讲究策略，这是报纸斗争性的问题。例如今天我们跟阎锡山、傅作义、蒋介石斗争，是最现实的问题。我们自己要把党的路线掌握得很明确，让读者也明确，这场斗争有信心;还要其他阶层的人士看了也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有关自卫战争的报道，若是只写我们如何打阎锡山，打傅作义，而不是写他们怎样来打我们，他们侵占了我们的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对我们是不利的。那样叫人看了，只见我们气势汹汹地在那里打人家;其实是他们来打我们，我们起来自卫，这场战争是他们决心打内战的必然结果。我们报纸的任务，就是要向读者揭露事情的真相，控死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的罪行，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斗志。最近我们从日军手里夺回文水、武川，阎锡山和傅作义又抢了去，我们就应当大声喊叫，大事宣传;过几天我们又去夺回来，‘物归原主’，就显得理直气壮。在这方面，要向《解放日报》学习。今年7月间，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淳化县爷台山。7月27日，我军转移阵地。7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用大字标题登在一版头条：《蒋军冀中炮兵猛犯·爷台山我军阵地失陷》。这不是要泄气，不是‘失败主义’，而是要鼓励，是准备去夺回的，这就是策略性。”他说：“我们的报纸要从政治上领导斗争，一切工作都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大家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排字房里排字，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看，是技术;排成文件，排成文章，排出一张报纸来看，就是政治了。这基本上是思想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发动群众，为人民服务。例如排字，是在房子里作的，看都看不见老百姓。但把报纸拿出去，就是为人民服务了。”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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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六章 在晋绥解放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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