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的模范

发布日期：2016-11-16 11:0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吕正操

吕正操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留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1942年“五一”反“扫荡”冀中领导机关胜利突围，转战到平汉路西，主力部队也先后转出，留下分区、县、区领导机关和地方部队领导根据地人民坚持斗争。1943年8月，我奉命带冀中部分主力去晋绥，这个时候便认识了林枫。当时中央来电是调我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去延安的。到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告诉我，他将和我同行到延安开会，留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中军区机关和晋察冀军区机关合并。同年10月底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在那里等我，告以中央电令我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林枫任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续范亭、周士第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张平化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从此，我就在晋绥军区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奉命率队挺进东北。

　　我们先前活动的冀中平原地区，直接威胁平津保驻敌及其交通干线，侵华日军视作心腹大患，千方百计地要摧毁它，以便确保占领、掠夺这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他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美梦。因此，冀中区长年处于紧张状态，战斗频繁。大平原上不好隐蔽，部队白天难以行动，通常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昼夜戒备。晋西北则是另一番天地。虽然八分区、雁北那些边沿区敌情也相当紧张，但在兴县，大片土地没有敌人的据点，白天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这里多山，地区辽阔，大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背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同冀中平原大有差别，颇有安全感。每遇敌人“扫荡”时，把后方及非战斗人员转到河西，战斗部队则以逸待劳，专一对付敌人。看到这样安全平静的环境，大家都很高兴。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兴县蔡家崖村，分局驻在北坡村，相距很近，我和林枫经常见面，谈笑风生，有时打打网球。我还不时带上孩子到他家里做客，促膝谈心。对于军区的事，林枫主要考虑如何加强团结，军民配合，同心协力挤敌人。他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都考虑得周密妥当。对于贺龙、关向应他非常尊重，常说晋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是和120师主力部队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他对我们初到山地的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我从冀中带来六个团，另外还有先到晋绥的一个团，共七个团。刚到晋西北就碰上1943年秋季反“扫荡”。这次战斗由周士第指挥。我带来的部队一直在平原上活动，初到山地打仗不大习惯。林枫很体谅这点，随时给以支持和鼓励。1944年春天，他陪我到各军分区去，共同调查地方、部队情况，并且介绍和各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见面。同行的有分局秘书长刘惠农。我们先到二分区，见到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德等同志，从那里到河曲、偏关，转到雁北，见到塞北军分区政委高克林、司令员姚喆和副政委张达志等同志。姚喆曾是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是有名的战将。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老干部。以后从偏关一带转到六分区和三分区。沿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林枫对同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关怀。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待人以诚的品格，令人感佩。我们相处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对谁发脾气，疾言厉色地责备哪位同志。在分局的会议上，他对人也有批评，有时还非常严格，但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善于运用婉转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了人，又使人心悦诚服。他对干部总是诚恳可亲，关怀备至。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无不为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所感动。这个时候，晋绥分局正在执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和围困敌人，解放了不少地方。敌占大城市和同蒲路沿线的地下党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就。1944年1月召开的晋绥边区群英会上，林枫总结了“劳武结合”的民兵英雄张初元的经验，肯定了在敌后根据地生产和对敌斗争结合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并普遍开展了“地雷战”。经过刻苦练兵，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在1944年秋季反“扫荡”中，我和陈漫远在大黑山指挥战斗，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取得了反“扫荡”战役的胜利。这一年，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大有起色，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可以说是晋绥边区的“黄金时代”。晋绥根据地建设方针，对敌斗争，生产建设，都是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政策。这些成就固然是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结合具体情况，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的结果。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军民团结的原则，按照这种精神处理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严于律己，遵守纪律，总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在他的带动下，晋绥地区整个党组织的作风比较踏实、深入。120师的老同志，至今还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有位同志在进城后曾对我说：林枫带领的晋绥地区的党风是正的，地方上和部队关系正常。就是现在到了北京，同志们在一起念及那时的同志关系、党政军民关系，都还思念不已，赞不绝口。

　　1944年11月上旬，我与林枫离开晋西北，同到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一路太平景象，沿途看到陕北农家安居乐业。我和林枫有时并辔而行，心旷神怡；秉烛夜谈，亲如兄弟。经过葭县（佳县）、米脂、绥德、清涧，虽然多是断岩河边小路，或者峡谷坡道，但行止食宿，均感到从未有过的悠闲舒畅。到延安后就住在贺龙的联防司令部，我和林枫又同住隔壁。他领我见了毛泽东和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还向我介绍了延安各方面的情况。这期间，林枫向我叙述了党内斗争的历史，同时谈及一些领导人的情况和思想作风。此后的历史实践证明，他对人的看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使我深受教益。在延安的东北同志开过几次座谈会，包括抗联的李延禄，还有刘澜波等都参加了，商谈准备打回东北去的问题。在此期间，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等历史文件，讨论两条路线等党史上的问题。在学习《六大以来》这些文件的时候，林枫联系党的历史和有些知名人物的发展、变化，在如何看待个人功劳，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这类有关党性锻炼的问题上，曾经讲过许多非常中肯的话，强调共产党员思想入党的重要性，多次指出共产党员要有海量，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作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不应当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在这方面，他的党性堪称典范。他胜不骄，败不馁，工作顺利的时候更加谦逊谨慎；对于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总是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他在那时讲过的许多话，对我启发很大，从中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我对林枫逐渐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他的性格内向，工作作风细致，思考问题周密，虽话语不多，但是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我常说他不象东北人。在人们心目中，东北人的形象是“红胡子，白帽子”，多少有点二杆子劲儿。而他却是细致深沉，遇事多动脑筋，有见解，但从不锋芒外露。

　　七大开完会后，我们还都留在延安。日本投降了。党中央决定大力支援东北，由林枫带领第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很多干部急于奔向东北。1945年8月听过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后，我和孙志远连夜离开延安，赶回兴县后，立即到二分区与许光达会合，又星夜赶往绥远。第一仗打清水河，继占凉城，又打下左云、右玉、丰镇，以后便进驻商都。这时朱总司令电令我即日率队挺进东北，于是经张家口等地奔赴沈阳。

　　到东北后，林枫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一直忙于分配干部。当时调到东北来的干部很多，有延安中央机关的，陕甘宁边区的，有抗联的，有晋绥的，晋察冀的，有山东的，华北各地区的都有。新四军也来了一些。根据形势需要的缓急，每次来了干部，都是随到随走，来多少大体上都是按地区切块分配。因为当时形势紧迫，来的干部又多，只能那样分配。

　　到东北初期，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林枫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在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些问题上，他有他的见解，有时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及至看到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讲不成了，他就默然。在这种时候他就不再讲话，是以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

　　1948年春天以后，林枫不再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同时由东北局委员改任东北局常委，仍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专做政权工作，直到1954年底调到中央。在此期间，他先后受到林彪、高岗的排挤。他们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林枫处境困难，日子很不好过。但他胸襟坦白，任劳任怨，一切遵照中央指示办事，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还常教育干部，要以大局为重，不利于团结的闲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做。他自己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处处表现了坚强的党性，是维护团结、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政治运动多。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常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党内外进行了一些过火的政治批判。1965年12月在上海开会批判罗瑞卿。林彪一伙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进行突然袭击，以便进一步篡夺军队的领导大权。林枫不赞成那样做。他曾对我讲过：“怎么能这样对待罗瑞卿同志呢?”他们还指定要林枫在会上发言。他只做了一个表态性的书面发言，以后就尽量回避，很少去参加会。从许多事情可以看出，林枫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人对事公正客观，从不随波逐流，遇事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顾大局，识大体。象批罗瑞卿这类事，闹到中央内部来了，他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声附和，在党内斗争面前坚持原则立场。

林枫晚年，遭受到林彪、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1972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解除监禁，住院就医期间，“四人帮”余孽继续追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但即使在病重时，他仍愤然表示拒绝。一再经受折磨，含冤而逝。林枫毕生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光明磊落、忠贞不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敌斗争英勇顽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受到人民群众的无限尊敬。一切恶毒的诽谤、诬陷，丝毫无损于林枫的英名，反而使他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显得更加高大。

　　作者：抗战期间，曾任晋绥分局常务委员、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的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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