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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功永在 风范长存
发布日期：2016-12-21 05:0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郝维谦
郝维谦
林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品德高尚的长者、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有幸于20世纪60年代在他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直接向他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可惜，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林枫遭到迫害。1966年8月20日 ，在康生阴谋策划下，中央党校“造反派”揪斗了林枫，我作为陪斗，跟着在党校院内游了街，想不到这一天竟成了我们的永别。1977年林枫仙逝，当时我仍下放在离北京遥远的地方,从报纸上得知噩耗后，非常悲痛。在林枫有生之年，我们未能再见一面，实为一大憾事。2006年是林枫诞辰100周年，激起了我对老前辈、良师无限的思念和深深的敬佩之情。
林枫三女儿林耿耿采访原国家教育部监察局局长、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副会长郝维谦。
林枫于1954年任主管文教的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1958年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1960年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决策者和奠基人之一。1960年我从清华大学调到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开始在林枫领导下涉入教育工作。我亲身感受到，林枫倾注全部心血抓教育，卓有成效。
林枫对业余教育有深刻的认识，始终强调：业余教育是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和干部文化技术水平的大事，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成败，必须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对工农业余教育，不能只看作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和权宜之计。它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两条腿”中的一条“粗腿”，具有长远和广阔前途的一项事业。他还深刻地指出：从长远说，工农业余教育是解决工农群众知识化、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一个必要条件。他把管业余教育的方方面面都组织起来，工会的，共青团的，教育部的，农业部的，还有地方的，都抓业余教育，很有起色。后来他总结业余教育经验，提出有名的“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灵活多样，坚持经常”十六字方针。
林枫十分强调工农业余教育必须与生产相结合：教育结合生产是工农业余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制度，必须根据生产特点来研究，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学以致用。一切办业余教育的同志，都应该关心生产、学习生产知识、树立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业余教育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结合生产，统一安排，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原则。因此，全国业余教育始终保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健康的发展势头。
林枫抓业余教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他坚持做冷静的促进派。他多次强调：教育周期长，业余教育也不例外，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安排数量，要有长远打算，决不可急于求成。他主张业余教育要“细水长流，坚持经常”。他以身作则并强调业余教育工作者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性，克服盲目性与片面性。他指导工作求真务实，讲究实效，十分重视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情况的现场会，“闲时多学、忙时少学、尽量固定、力争不停”，“青年工人以学文化为主，老工人以学技术为主”等行之有效的经验都是在现场会上及时总结、及时推广的。由于指导思想明确，领导具体深入，方法得当，工作扎实，这个时期全国的业余教育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为了解决在“大跃进”时期教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了巩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取得的成果，为了恢复正常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从1961年开始，教育战线和全国一样，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八字方针”。林枫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亲自抓了事关教育全局的几件大事。
一、编写教材问题。“大跃进”的时候，教材体系都给破掉了，学生自编教材，编的时候挺热闹，但编了又没法用，旧教材已经不要了，所以许多学校上课没有教材用。为了解决全国许多学校学生无正规教材、教师无教学参考材料的严重问题，1961年2月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编写教材问题。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限期解决教材问题，并委托林枫全面负责筹划落实。中央要求：教材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解决有无问题，第二步再逐步提高教材质量；同时要求当年秋季开学时基本实现“从无到有，课本到手，每人一册，印刷清楚”。林枫牵头解决大、中、小学的教材，重点是大学教材和中专教材。专门成立两个委员会，文科教材由周扬牵头，理工农科教材由蒋南翔牵头。林枫亲自动员、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和各部门分工落实的措施。他组织了由国务院21个部的副部长和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参加的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具体领导，以保证中央指示的顺利贯彻执行。用一个学期时间，解决全国的教材问题，完全靠编肯定来不及，林枫提出编、选、借的办法，即有条件的就编，从过去用的教材中选一部分，国外好的借用过来。林枫提出的一条原则，就是“未立不破”，新的没有搞出来，旧的能用的还得用。经过各部委、各地方和许多高校的同心协力，到8月份，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科的530多个专业中有70% 的专业编选出了教材，包括课本、讲义和教学参考书；中等专业学校用书，初步达到了中央要求的第一步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1962年7月，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各科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这时各科共选编出版了通用教材2919种，基本满足教学需要。林枫在这次会上说：1961年2月中央书记处交给的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的第一步任务，已基本上完成。第二步就是要逐步提高教材质量。此后，制定了逐步提高教材质量和适当扩大教材种类的教材工作规划，建立了由2700多位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组成的250多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或小组，加强了教材的编审组织，经过三年的努力，高等学校使用的通用教材中，90% 以上是我国教师自编或参照外国教材改编的，改变了过去以借用外国教材为主的局面。
二、制定大、中、小学的工作条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制定农业、工业方面工作条例的同时，教育部于1961年3月开始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有关教育工作的条例。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总书记主持讨论文教工作，提出：学校经验要总结，更积极的是搞出六十条，搞个章程出来。林枫受党中央委托，主持和帮助教育部制定教育工作条例。在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过程中，遇到重要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时，林枫总是从调查研究着手，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待形成自己的意见后，或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或提供教育部党组参考。起草“高校六十条”时，对高校领导体制问题，有过较多的争论。林枫亲自到北京大学做调查研究，还请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林枫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高校宜“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一条被采纳，写入了“高校六十条”，实行了多年，至今仍有指导意义。“高校六十条”经党中央批准，于1961年9月15日 颁布试行。10月4日 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贯彻“高校六十条”座谈会上，林枫对于这个条例制定的过程和意义讲了话。他说：这个条例是12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总结，不是空想出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对整个教育工作都是适用的。“高校六十条”及以后颁布试行的“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对稳定教学秩序、规范教育工作起着长远的积极作用。
三、高等学校的调整。教育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最复杂、面临的难题最多的是高等学校的调整问题。从1961年到1963年，林枫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指导和帮助教育部制定调整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部署，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贯彻“八字方针”工作中，林枫的具体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教育部党组的重视和采纳。教育部党组于1962年4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学校教职工的报告》。4月下旬至5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大幅度裁并高等学校，特别是专科学校，保留的高校要逐步缩小规模；大量裁并1958年以后设立的条件差的中等专业学校，以及布局不合理和设置重复的中等专业学校；适当压缩全日制中小学规模；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认真办好重点学校；改变国家对教育包得过死的状况等。1962年5月16日 ，林枫在会上讲话，对教育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方案做了解释和说明，对与会的各级领导做了进一步的动员，并部署此后两年的调整学校规模、精简人员的工作步骤。会上，他还传达了周总理在听取教育部汇报后的指示。他说：总理同意了我们的方案，说方案还好。
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贯彻“八字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由1962年的1289所调整合并为407所，在校学生由1962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并且安置了裁并的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45万多人。精简人员如此之多而又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比较顺利地完成调整目标，是非常不容易的。与此同时，学校秩序日趋稳定，教育质量逐步得到提高。
四、领导学制改革。大、中、小学工作条例颁布后，学校工作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林枫受中央的委托，考虑整个教育改革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指示说：中央成立一个学制研究小组，请林枫同志负责，主要研究学制、学生负担过重两个问题。
2月下旬，高教部在北京召开直属高校领导干部扩大会议。林枫到会讲话。他除传达毛主席“春节谈话”精神外，还提出：对教育制度、课程、教学、考试方法进行改革，要从总结经验入手，把现有好的加以总结。他强调提出：我们应当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教育工作中搞出自己的一套。
1964年7月下旬，林枫主持召开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扩大会议，邀请中央各有关部门和13个省、市、自治区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或教育厅、局的代表，集中研究学制改革问题，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方案”提出，新学制必须体现三个特点：一、要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和业余学校）；二、根据城市和乡村对生产和教育的不同需要，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有入学的要求，来确定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修业年限、课程设置、课程内容，适当安排上课、劳动、军训和放假的时间；三、适当地缩短各级全日制学校的年限。根据这三个特点制定的新学制“方案”，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同时在全国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验。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制改革方案未能形成正式文件。但学制改革的一些原则、试验中取得的具体经验，对以后的学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0年到1965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点调整、摸索时期。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使教育事业稳步、持续、健康发展，是共和国历史上教育发展和提高的最好时期之一。作为这一时期共和国教育工作的重要决策者、指挥者之一，林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功不可没。林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在共和国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纪念。他的教育思想、执着的革命精神、唯实求是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像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共和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曾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干部、林枫秘书、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辅导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任国家教育部监察局局长、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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