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纪念真正的共产党员林枫

发布日期:2016-08-22 12:2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姜宝箴
 姜宝箴 
   2005年,林枫之女林耿耿采访原晋绥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姜宝箴。 
    林枫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2006年9月30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越是临近这个日子,越是不断地想起我和龚逢春,与林枫、郭明秋同甘苦共患难的战争年月和疾风苦雨的文革岁月。这些生死与共、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忠心耿耿为人民献身的共产党员形象一直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
     林枫是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晋北。阎锡山为了保住山西的地盘,同意联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后,由牺盟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以后组建陆军暂编第一师等抗日武装,总称为山西新军。这支部队名义上归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晋西南临汾。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及林枫率领的山西省委机关同时到了临汾。193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改称晋西南省委,后又改称为中共晋西南区委,即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省(区)委书记。1939年阎锡山开始和我们不断搞磨擦,终于爆发了晋西事变,阎锡山的旧军向新军决死二纵队发动突然袭击。我军奋勇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毛主席、党中央为了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阵线里,给他留一块“吃粮”的地方,我们部队主动撤到晋西北。1940年2月,中央指示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书记。这样1940年初,林枫带着晋西南的干部到了晋西北,来到了兴县。我和龚逢春当时都在晋西北工作。我就是这一带保德县的人,专做妇女工作。晋西区党委成立后,龚逢春先是任区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后来又任过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社会部长等职。我曾任晋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主任)。那时我第一次认识了林枫。林枫来了之后,开始了边抗战、边建设的局面,还先后组建了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和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任行署主任。
    在这样艰苦、紧张的局面下,林枫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尤其重视对干部进行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这是他的远见卓识。1940年初,晋西区党委由临县搬到兴县北坡村后,就立即成立党校,开始轮训党员干部,他本人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为了迅速广泛地培训党政军民干部,1940年2月又在兴县创办了“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抗战学院”,1941年9月又改为“晋西北师范学校”,对干部进行较系统的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同时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为了提高群众工作干部的政治文化理论水平,抗日救国会办的各种短期训练班,于1940年合并成立了“晋绥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民运干部学校”,简称“民干校”,内设工人队、农民队、妇女队,由抗联主任阎秀峰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各分区也先后举办了抗日革命中学。三分区在临县成立了一中,二分区在保德县成立了二中。在关向应的倡议下,为了纪念贺昌烈士,在离石创办了贺昌中学。八分区专员顾永田牺牲后,为了纪念他,成立了永田中学。由林枫倡议,在晋绥分局附近还成立了类似抗大的“实验学校”。这所学校以学习党的政策为主,同时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实验学校第一任校长由抗联主任阎秀峰担任,先后任实验学校校长的还有郑林、郝德青等同志。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区党委和林枫还主张各地恢复小学教育,并在农村举办冬学识字班,普及义务教育;在成年人中进行扫盲,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经过各种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全国解放后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面对强敌,事事都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林枫,对群众工作特别重视。贺龙率一二0师配合晋西南军民,反对阎锡山顽固派向新军和晋西南的进攻。部队一下来了上万人,一要补充兵源,二要吃粮,三要穿衣,四要穿鞋。滕代远提出搞“四大动员”,就是“献金、献粮、扩军、做军鞋”。由晋西党委具体部署,向下布置任务,我当时是抗联党组成员、晋西妇救会秘书。妇救会自然是支持咱自己的子弟兵。民运部长刘俊秀要求我们妇救会除配合完成“四大动员”外,主要承担做军鞋任务。原来定的指标是做5万双,最后超额了,完成了15万双。当时也有争议,一些人认为“反顽固派斗争”刚结束,不该马上在群众中搞“四大动员”,部分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发现有的基层任务过重,发生干部强迫命令的问题,区党委和林枫知道后立即做了纠正。
    林枫对群众工作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视的,除了在各种干部学校吸收妇女干部参加,设立专门的妇女队外,在工作中也十分重视培养和提高妇女干部。晋绥分局召开的每次高干会议,都吸收妇救会的常委参加。1940年2月初,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我就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林枫。会上林枫做形势报告。这年冬天,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又赶上敌人大扫荡,会议就搬到陕西神府胡家庄村继续开。会议由林枫主持,各地委书记参加。我这个妇救会负责人也出席了,是作为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的。晋西抗联负责人阎秀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1940年的工作,研究、部署了1941年党的中心工作。林枫和我们一块儿讨论,听我们发言,非常谦虚民主。那时生活很困难,吃的就是黑豆糊糊、黑豆窝窝头。领导同志和我们一样,也不能吃饱,只能分着吃。这是我第一次和林枫坐在一起开会。我们有什么情况,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无拘无束。会议的气氛特别好。
    1941年召开的晋西北高干会议,我因怀孕待产,没有参加。普西北妇救会的常委、党组成员张育英、赵辉、朱江枫等人参加了。她们可高兴了,回来说,林枫说了,这次会议女的就你们几个人参加,下次希望有更多的妇女干部参加。
    1942年某些同志来晋绥搞调查研究。他们认为新政权成立后,群众团体是多余的,可以不要。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抗联的一部分人主张取消群众团体,有的人主张只保留农会,由农会代替青年、妇女团体。另一部分人不同意这样做法。反对最强烈的就是我,尤其不同意取消妇救会。我坚持认为:虽然有了新政权,但它不能够把所有群众利益、群众要求、群众愿望都代表了。群众团体,如妇女群众团体,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和特殊需要,不能取消。我们争论得很激烈。双方的理由也很充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林枫从延安回来了,听了龚子荣的汇报,认为群众团体不能取消,才把这个争论的问题解决了。1942年秋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我是妇女参议员,出席了会议。妇女参议员共有10个人,都是经过妇女代表会选举产生的。经过妇女代表充分研究、讨论,向参议会提出了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十几个提案,提交大会审议。大会采纳了我们提出的“保护妇女权益”提案。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保护妇女权益”的提案了。林枫在会上做了晋西北边区施政报告,并当选为临时参议会议长。
    林枫平易近人,为人随和,不但对干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十分关心爱护的。因此干部和他相处无拘无束,领导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真正做到了亲密无间,大家都称呼他林枫,没有叫他书记的。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反映。有一次农救会主任吕韵和他闲谈时偶尔提到某村耕牛消瘦的情况。没有想到,此事马上引起林枫的注意。他要吕韵立刻派人去调查,定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如果是因为公粮重了,就要减免。这件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虽然离现在已经六十余年,但我们当时做群众工作的老战友却都念念不忘。
    1940年5月,过了五一节,我和龚逢春结婚,林枫主婚,亲自给我们举行了很隆重的婚礼。婚礼后还会餐,全体机关干部都参加了。婚礼后第二天,我就下乡了,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时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什么都管,参加区党委的会议,下去后还要参加县委的会议,甚至到村子里参加村支部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保证完成党的中心任务。
    1941年春,开抗联主任会议,请林枫做形势任务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区党委召集的地委书记会议精神和群众工作的具体方针、任务。会议结束,吃过午饭,他动员我跟他一块儿回区党委。那时候我们平常不回家,林枫和龚逢春他们都是住在老乡家里,也没有自己的家。我们就是开会时能见个面。林枫让我跟他一块儿走,并让我骑上他警卫员的马,那匹马跑得特别快。他知道我怀孕了,特别关心我,说:别跑快了,小心小产。他不让我的马快跑,让他自己的马也慢慢走。林枫教育干部要团结,不要分什么“你是晋西南的,我是晋西北的……”他们两口子都真心实意地和干部、老乡在一起。1941年明秋同志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冬天反扫荡,我俩一块儿过的黄河,就是从黄河东岸的张家湾渡口,坐船到黄河西岸的彩林村上岸,走到贺家川。那时一二○师后方基地在贺家川。就是那次我和明秋认识了。1942年我开会回来,在分局住了几天。有人正好从敌占区给明秋带了几尺洋花布。那阵子根据地生活艰苦得很,我的女儿没像样的衣服穿。明秋看见了,就给她的女儿梅梅做了一件衣服,也给我的女儿小实做了一件。她说小孩子长得快,为了可以多穿几年,有意做得长长大大的。小实穿上可高兴了。
    特别令我念念不忘的是1943年春,我回到妇救会,主持了庆祝三八妇女节纪念会,贯彻中央的“四三决议”和蔡畅的指示。那时候,我就住在兴县高家村,区党委当时的所在地,跟林枫天天见面,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发现我饭吃得很少,精神很不好,就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什么病,就是肚子疼,天天疼得不想吃饭。他说那就是重病了,不是小病了,赶快去看。我说工作离不开,妇联机关就我一个人在家,实在离不开,孩子也离不开。林枫说:不行,你非去看不行,工作你不用管,由我们安排。孩子我们负责给你找人带,你走你的。你去看病,我给你写介绍信,你必须走,肚子疼是大病。他亲自给晋绥军区贺家川医院祁开仁院长写信,请他亲自给我诊断治疗。我到了贺家川晋绥军区医院,祁开仁院长就把我留下了。说我病得很重,不能回去了,就在这儿住院。住下就起不了床了,病得很严重了,发高烧,吃什么拉什么,诊断是急性结核性腹膜炎和肠结核。医生说:再不来治,你就危险了,就要命了。要不是林枫强迫我来,我还不来呢。在老百姓看来,肚子疼不算病,那时我们也不懂,在乡下都吃派饭,就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在有病的人家里住,和病人一起吃饭,吃不饱,还要照顾病人,可能也是吃了派饭传染的。是林枫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他强迫我去看病,我就危险了。我肚子疼得天天都起不了床,吃不下饭,什么都不能吃,吃下去就疼得要命,天天发烧,也没药。我住院以后,分局给点伙食费,还派人照顾我。当时我病得很重,长期发烧,又是肠结核,又是结核性腹膜炎,什么药都没有。1943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和国民党严密封锁我们根据地,药品奇缺,医院连碘酒、红汞等消毒药水都缺少。1943年冬天,敌占区来人送了一点儿中药龟苓集给林枫。这是很珍贵的,是山西出的名药,是补药。他又让给我吃。我病得很重,不能吃补药,吃了以后流鼻血,瘦的皮包骨,长期不能吃饭,身体虚弱得不得了,只能吃一点面糊糊,所以这补药也不能吃。我托人送回给他。他又给我送回来。1940年5月,晋西区党委成立了晋西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我那时就是妇委委员,又是妇救会负责人,分局的会议我全参加。1943年我病了以后,到1945年林枫去东北以前,我再没有机会见过他。龚逢春常去看他。他临走前给老龚留了一点钱,让我们养病用。
    1942年晋西区党委就改成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了。一天,某同志来搞调查研究,除建议取消群众团体外,还主张保留富农的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让少地、无地的农民当雇工,说这样更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当时林枫不在,主持工作的某领导同意他的观点,还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让他作了一个报告。我带孩子没去听,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后来听说中央也看了这个报告,不同意,说是搞“富农经济”。后来中央让他回延安去了。
    这几年写这些人的传记、采访记录,关于这一段有些误传,先是说林枫从延安回来,把某某赶走了。这个说法不对。这位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林枫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没有权赶他走,是延安方面让这位同志回去的,不是林枫赶他走的。第二,说“某某的主张如何好,有远见,和现在的政策都吻合了,要早这样搞,中国的经济早上去了”等等。这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当时山西农村的实际情况。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就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是农民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也主张“耕者有其田”,这是最有号召力的。我们在晋绥,土改前主要就做这个工作。当时还不是分地,不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而是调剂土地,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它无主的地,调剂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到了土改时,有些地方打乱了土地调剂时的成果,重分土地,不给地主、富农分地,或不分好地,搞极左,农民也不满意。我在张家湾搞土改时就没有打乱重分,而主要是肥瘦搭配,稍稍调整一下,主要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农民调剂了土地,几年来精心经营,又上肥、又平整……已经向自己的土地投入了很多,你再把它收回重分,农民当然不干了。晋绥是老区,从减租减息开始,到调剂土地,再到土改,搞了好几年。有些人不分新区老区,一律打乱再分,搞左的那一套,当然行不通。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不但生产上去了,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可高了。这都是参加当年土改工作的同志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当时政治、经济的条件也不是搞“富农经济”的时候,不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搞什么“土地集中经营、雇工种地”,根本行不通。
    1945年9月,林枫带着延安干部团2000来人从兴县去了东北。我和龚逢春没有走,留在了晋绥。1947年晋绥开始土改,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我去参加了。是中央妇委的张琴秋、李培之提出要我来参加。张稼夫当时是分局的副书记,就通知龚逢春说:你写信让姜宝箴来参加会议。我就回去参加了几天会。会上检查过去的工作,批判林枫在晋绥工作右倾,甚至搞人身攻击,对林枫搞“缺席审判”,而且把分局许多干部全点名批判了,整人的范围很大。这种乘人家工作调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搞这种动作,背后指名道姓,不敢当面讲的做法很不道德,不符合党的原则,况且讲的又不符合事实。我和老龚不赞成这样搞,不能对过去的工作一概否定,任何时候的工作都有成绩,也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不赞成这种作法,在会上不表态、不发言。后来就不让我参加会议了,说:姜宝箴有什么资格参加这个会!又让张稼夫通知我别参加这个会,这样我就走了。我对这个会的开法不感兴趣,本来是讨论土改的会,却不讨论土改,尽讲过去的错误,又把过去的工作一概否定,这也不对头呀。那时我是张家湾土改工作组的组长,正在搞土改。参加这个会的都是地委书记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是分局妇联的负责人,我有资格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林枫在晋绥工作期间,深受晋绥边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英名是与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共存的。抗日战争8年的这些事实,是谁想抹也抹不掉的,因为晋绥根据地的工作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和晋绥的人民一起干出来的,林枫、龚逢春是他们中不可分隔的一员。
   解放后,我和老龚在四川,林枫和明秋在东北、北京,一南一北,我们久未见面,但都是努力为党工作着。到了四川,我在成都市妇联。我们搞了几个育儿室、幼儿园,幼教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明秋那时在东北妇联工作,来信说缺乏幼教干部、保育员。我就介绍了几个干部过去。其中一位叫傅慧芳。她家的成份是地主。到东北妇联后,明秋很关心她,手把手地教她怎么做工作。后来这个女同志进步很大,但1957年被划成右派,明秋同志还一直关心着她。直到现在,她还是常常讲,最感谢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郭明秋。
    1963年10月,我和龚逢春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又在林枫领导下工作。来到党校,我被任命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先是帮助党校干部处汪琼同志搞审干工作。谁知工作没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林枫首当其冲,我和龚逢春也未能幸免于难。像林枫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卓越的领导人,在“文革”中竟被林彪、康生、“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今天我们纪念林枫,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一个人,是缅怀他和同志们共同奋斗的丰功伟绩,回忆这些共产党员艰苦卓绝的历程,就是我们党的艰难历程。决不能忘记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经历,历史的教训应该永远牢记,使党和国家避免这种灾难。 
(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主任)、晋绥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建国后任成都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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