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洪洞县若干情况的回忆---韩乐风

发布日期：2015-05-20 00:00 来源：未知作者：晋绥基金会

韩乐风简历

1924年9月28日生，山西省洪洞县人。

1937年7月，参加山西牺盟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任牺盟会洪洞县分会协助员。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八路军，任译电员、机要员。1939年1月起，先后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中共晋西区党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要科任译电员、代科长、科长。

1945年9月，被任命为机要科长随军到东北工作。
1945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秘书。

1952年9月至1954年9月，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

1954年10月至1958年7月，任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的秘书和教育组组员。1958年至1960年1月在吉林省怀德县任县委第二书记。
1961年1月至1978年8月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78年9月起历任国家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国家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

1985年1月离休。

我原名韩仰宗，1924年旧历九月初一（公历9月28日）出生在洪洞县城内西门北巷北口一个平常人家的家里。我从七周岁起，就在西门里有太岁庙改建成的县立第二初小读书。二初小是一个只有四个班规模的学校，全校四个年级用两个教室进行复式教学。我在一、二年级时，校长是崔学进（河西娄村人），教员有景介五（贾村人）、杨华峰（河西荣村人）。三、四年级时，校长是石保才（河西石家庄人），教员梁懋源（临汾人）、辛景玮（河西辛村人）。

我入学那年，正是1932年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那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山西爱国青年学生在山西掀起的抗日高潮，在全省范围内尚未完全平息。就在这样一所普通小学里，不仅可以唱抗日歌曲（记得那时把“日本”按直译音读为“脚盘”，以示轻视之意。有一首用“苏武牧羊”曲填词的歌曲，就把“日寇”称为“脚寇”）、张贴抗日标语和漫画，而且学生在每天上课前还要举行抗日宣誓。抗日宣誓的仪式是：由值班生上讲台宣布：一、立正，二、静默三分钟（为东北死难同胞默哀）；三、读抗日誓词。誓词分贴在讲台两边，共四条：1、我们誓死不当亡国奴；2、我们誓死抵制日货；3、我们誓死收复东北失地；4、我们誓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全国局势的变化，这种抗日浪潮的余波很快就被平息，我们也转入了平静的学习生活。但是，一种原始的、朦胧的民族意识，已经无声无息的潜入了我们这些初小学生的幼小心灵里了。

1935年秋，当我进入四年级学习时，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在华北制造了一连串事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而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却仍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积极剿共。当时统治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鉴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在全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特别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陕北，随时有东渡黄河抗日的可能，更加惊恐万状。于是在山西各地反共高潮突起，乌云弥漫四方。阎锡山一面大量印发如鼓吹他那些“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等反动理论；一面在人民群众中加紧进行反共活动。阎锡山亲自写歌词污蔑共产党“杀人如割草”，严令人人都要会唱。他组织“好人团”、“公道团”、“防共保卫团”等反动组织与反动武装，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同时下令征用学校教室办各种训练班，把学校操场作为“防共保卫团”的操练场地。更有甚者，是让“好人团”、“公道团”的骨干分子在大姐任意抽查行人，凡不会唱反共歌的，都要抓去审查、训斥。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学校听课，社会上也百业萧条，人心浮动。整个冬季，人们都处于迷惑、彷徨，惊秫之中，孩子们更加不敢外出。这一年的春节，过得也是冷冷清清，缺乏往年那种热闹欢喜的气氛。

1936年3月，东征红军一部，曾经包围洪洞数日，但并没有硬攻。事后得知，在围城的日子里，红军在四乡扩大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分配土豪劣绅的财物、粮食，并动员有志青年参加红军。可是城里的县当局和一些富有人家却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六个城门紧紧封闭，防共保卫团日夜守在城门上，城外攻击和城内反击的枪声时稀时密。有一天，驻在玉峰山上的红军，击毙了一个在小北门守城的防共保卫团的中队长，这时城内空气更加紧张。但时过不久，红军开走了，封闭多日的城门半开了，四乡的农民可以进城，乡下的亲戚也可以来串门了。这样一来，人们终于知道了红军并不像老阎说的那么坏，“红军并不杀人放火”、“红军对穷人好”、“红军不打人骂人”、“红军官兵平等”等传说，在群众中不胫而走。阎锡山煞费苦心的那些谎言不攻自破，反而称为笑谈。这次红军东征，在晋南虽然是一走而过，而且时间并不长，但他们散步的良好的政治影响和撒下的革命种子都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发展，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4、5月间，东征红军虽已回师陕北，而山西各地依然兵荒马乱，习惯的说法叫“过兵”，一会儿是商震的军队，一会儿是宋希濂的军队，一会儿又是关麟征的二十五师，简直象走马灯一样，弄的人们头昏眼花。但是，因为四年级面临升学考试（那时小学是四、二分段制，靠高小就象现在的高考一样郑重），学校还是在被糟蹋得不像样子的校舍中勉强复课了。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因忙于迎接考试，别的事也就无暇顾及了。大约是在6、7月间，我以优良成绩考入设在县城东门里的县立第一高小。

抗战以前，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山西的教育事业是很落后的。像洪洞这样的县份，连一所初级中学都没有。县立一高小就算是全县条件最好的最高学府了（城东村教会班的“普润中学”除外）。这所学校规模也是四个班，两个年级。有四个教室，四排学生宿舍。在小区的西面，有一个大操场，内有篮、排、足球场，西南角还有一个内有假山的小花园。

我入学时，高年级是35、35班，新年级是37、38班。我被编入37班学习。我记得那时一高一共有八位教师，按照他们值日的顺序王、任、李、孙、张、郑、董、赵。其中记忆较清的是校长王丹岩（河东人，常给全校讲话，还兼教音乐课），李芳园（又名李仲甫，官庄人，教国文并兼我班级主任教师）、任xx（湾里人，教算数）、董质生（河东人，教全校体育），其他几位印象就比较浅淡了。

在这些老师中，我觉得最难让我忘记并值得在县史上提一笔的是李仲甫。他是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抗日道理，指引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的启蒙人。在课堂上他不是照本宣科，就课文讲课文。他常常在讲课之前总要讲一点时事，比如绥东抗战、西安事变、当时日益紧张的局势等。他都及时给我们讲解。他常在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促膝谈心，经常指导我们课外阅读，介绍我们看进步书籍。当时有一套文学选集，包括鲁迅、郭沫若、矛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他要我们多看这些书籍。有时他还选一些优秀的篇章给我们朗读，或者让我们在课堂上抄录一些优秀的段落，如：她不是鲁镇人，又一年的秋季，四叔家里要换女工....”（鲁迅《祝福》）；“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鲁迅《孔乙己》）；“我很喜欢吃荷叶粉蒸肉....”（郭沫若<忘记篇目>)等，都是五十年前超过而现在记忆犹新的。他在讲解《苛政猛于虎》这篇课文时，让几个同学上台向演话剧那样表演（我就演过孔子），引导我们逐渐认识社会问题。他也利用讲文言文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比如他给我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什么意思；还有一次他联系时局讲了在“国家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的情况下，人人不能无动于衷。李仲甫老师讲的道理，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一模模糊糊认识到对国家对民族应负的责任。当时社会上卖章回小说的书摊很多，在所陈列的书中不乏言情神怪武侠小说，但他引导我们去杜《水浒》、《镜花缘》、《官场现形记》等。他对作文的批改十分认真，对于较好的文章和句子，都用红笔圈点，有时还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上面列举的这些，对一个教师来说，也许都是平常小事，但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播撒着革命种子。就在李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抗战开始后的一高小有不少同学走向抗日战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部队工作的有孟庆余、景洪标（均为贾村人），1951年在临汾见到的郭琳璞（梗壁人）都是我们的同班同学。还有几个参加一段工作又回家的王成元（城内人）、郭登科（左家沟人），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那个时期参加抗日，以后又一直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的决不止这几个人，如果加上其他班级的就更多，只是因为互相没有联系，无法一一提及。从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出当年辛勤的园丁所付出的劳动的伟大意义。当年我只知道李老师是个好老师，直到1938年我入党以后在晋西南区党委机关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抗战初期洪洞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不久之前，我和他通过信，得知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依然健在，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1937年夏季，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气氛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暑假。李老师建议凡是家里没有什么事的，可以在学校里自由阅读，还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于是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同学集中在37班的教室里，每人用六张课桌搭成一个床铺，除吃饭时间外，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这种悠闲的日子没过几天。卢沟桥的炮声就震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秩序，大家对时局也就格外关心起来。正巧在这时，一个由太原回来度假的名叫杜重民的中学生，天天到学校来，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教我们唱《救亡进行曲》。并说有一个“牺牲救国同盟会”吸收抗日青年参加，他可以当我们的介绍人。由于当时在全国已形成汹涌澎湃的抗日高潮，又有李老师平时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基础，李老师对我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表示积极支持。所以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就立即表示愿意参加牺盟会，并由杜重民带我们到牺盟县分会（当时设在县政府西南角一所坐南向北的院子里）。填了入会志愿书（大意是志愿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至死不渝），在志愿书上盖章的是特派员白志煌。形势的变化和入会后的义乌感把我们从书本上印出来了，大家都迫切希望走到社会上去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记得当时我们曾在街头教唱抗日歌曲（主要是《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参加为支援抗击日寇的二十九军的一大枚铜元的宣传活动。我们有6个同学登台演唱了“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这首歌。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暑期生活啊。

1937年8月末，平津战争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局一天紧似一天。学校虽然按时间开学了，但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被卷入到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漩涡中去了，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中国军队从前线节节败退的消息给人们心里留下了一道道暗影，社会上的谣言也特别多。记得当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要不要下乡逃难的问题，是在城里好还是在乡下好的问题。而千方百计寻求道德答案都是在某某地方发现刘伯温留下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在城里也好，在乡下也好，在劫难逃。”在今天看起来这纯属笑话的传说，但那时人们都奉若圣条，于是乎更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时李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听信谣言，看看时局的变化再说。而他自己看书看报更多更勤。而且开始要我在他和孙先余统治之间传递书报杂志了。孙先余同志当时是设在北门里的“伯多禄”学校（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师，他和李仲甫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我为他们传递了些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但以后我知道他们都是抗战初期洪洞县的建党人。不久以前，我在北京看到来京开会的孙先余同志时曾问及此事，他说当时几个思想进步的穷教员，为了追求真理渴望多看点进步的书报杂志，但又订不起那么多，只好相互交换着看。我在他们之间就是起着一中通讯员的作用。这一点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现在回想起来，能在他们之间起个通讯员作用也是一种光荣。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参加校外活动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有一次我们曾列队到车站欢送北上抗日的八路军。因为他们曾经是国民党和阎锡山污蔑为怪物的“匪军”，可是在号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却迎着战火北上，这就是我们有了一种更加神秘而又敬佩的心情。在车站上一位穿着褪色军装的首长向欢迎群众讲了话，八路军俭朴的服装和旺盛的热情使我们很受感动。在返校的路上，又看到了到处张贴者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签署的大字布告，其中讲到坚决抗战到底，严明纪律等问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以后不久，前线上又传来八路军打了打胜仗的消息（即平型关大战），给予人们沮丧的心情以极大的鼓舞。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在同学们中，有的人就开始议论参加八路军的事了。10月间，有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组织的“洪赵临霍灵五县抗日游击决死队流动工作团”在张铁民等同志领导下，来洪洞进行宣传活动，就住在我们校内。流工团的团员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一看就使我们羡慕不已。他们除外出参加宣传活动外，还在校内教我们唱救亡歌曲。记得他们教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由一个姓马的女同志（以后得知她就是我多年以后认识的马琰同志）教我们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流工团在关帝庙（俗称老爷庙）演出抗日活报剧时我们也去看。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演出的《血衣》。至今我还记得施凌敬（散）同志演出此剧的几句台词：“血！儿子的血！儿子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血！”当人们看到这时，真是义愤填膺，台下不时喊起抗日口号。流工团的在校住了不久，就转往别处，临走时同班同学孟庆余跟他们走了。我当时虽然也有跟走的念头，但对继续念书还有幻想（因为我一向学习成绩优良，在五年学习中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1937年上半年全县高小学生观摩会考中，我有考了第一名），想等等再说。时隔不久，上面的命令下来了，一高小要给成伤兵医院，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这时战局更加恶化，日本飞机天天侦查，有时还投下几个炸弹。复课已经肯定无望，而大姐上招兵和招收各种学员的布告到处都是。大约是11月末，八路军总部已移驻马牧，丁玲所率的西北占地服务团也在城内城隍庙的戏台上演出节目。大街上也出现了不少八路军宣传队书写的标语，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招收学院的简章也贴上大街。这时，我们就有几个同学相约到临汾去参加八路军学兵队。（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相约去学兵队的几个人中，有住在二郎庙背后的我的同学王丽生。听说他后来又走了一天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在当时他确曾有过才能八路军学兵队的想法）。行前我去找过李仲甫老师，这是他已经是牺盟分会的驻会工作员。我谈了我的想法后，他表示去八路军学兵队很好。但牺盟会也缺人，纹我可否留下。因为这些年来，我对李老师越来越信任，加上我已认识到牺盟会是一个进步团体，我又是一个会员，于是欣然表示愿意留下。在这年的12月，我就成了牺盟县分会的正式工作人员。虽然那时我只有13岁多一点，他们也把我当作协助员（牺盟会分特派员、工作员、协助员），每月还可以领导15块钱的工薪。

我到牺盟会县分会的时候，办公地址已经移到牛站街一所坐南向北的平房里，左邻是一个大“花店”（贩卖棉花的商店），县分会的特派员是林原（后改名林诚，是黑龙江双城县人，原是北大学生。抗战时一直在山西，1945年9月我们同路到东北。文革开始时他任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1966年2月，我们在长春见过最后一面，前几年已经病故）。经常驻会的还有段家绂、李仲甫、经常来往于县分会的有石金河、韩芝环、阎子明、李伟民等人。以后又来了三个东北籍的同志（李国栋、王正之、石矶），但他们不常在会里。那时经常在会里的具体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名叫任宝玉的会计（河东人）和我。我的工作是很杂的，主要是：看门、守电话、传送文件、打扫卫生，有时还帮任宝玉翻翻明码电报或复写一些材料。除了忙会里的事情外，我还经常来往于牺盟县分会和县政府之间，为孙先余同志传送文件。孙先余同志名义上县动委会（全称是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秘书，（最高负责人），实际上他是新建的党的县委的负责人，具体领导全县各方面的工作。他就住在衙门里大堂后靠东面的一间幽静的平房里。那时的抗日县长是高xx（后改名高希敏，调牺盟中心区工作，1939年“晋西事变”时牺牲，公安局指导员是白志煌，一科科长是杨少桥，其他负责人因联系较少，记不得了。记得还有一个叫张如九的，他当过牺盟会的特派员，还当过县长。听说这人不怎么好，以后又当了县公道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认为公道团是个落后的团体，我从不登他们的门。他们办公地址就在衙门照壁后面那所坐南向北的院子里，门前还挂着公道团的大木牌子。我那时的工作还包括经常和牺盟一区区分会联系，区分会设在城东村的一个小教堂里，经常在那里的有李浩如、苗禾丰、李丹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党的相当负责的干部。从上面说的可以看出，我当时是一个打杂的“小总管”，整天忙忙碌碌，干不出一件像样的事，但自己总还觉得这是抗日“尽匹夫之责”，心里特别高兴。过了一些时候，一科科长杨少桥的爱人焦桂兰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也到会里（可惜因时间补偿就又分开，记不得他们的姓名了），有些工作分着干，干的更起劲，生活更加活跃了。现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来，虽然时间不长，但收到的教育很大，有些教育实际上已比抗日更前进了一步。记得在元旦节的茶会上，我和一些年龄比我大的同志们坐一桌，听他们讲了不少关于陕北和红军的情况，觉得很新鲜。从他们猜谜活动中，我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外国人的名字。那时，我们唱的歌曲也越来越多了，除了抗日救亡歌曲外，还唱《渔光曲》、《大路歌》、《毕业歌》、《新莲花落》，后来有长那时苏联国歌（“我们的做过多么辽阔广大....”)和一首忘记歌名但歌词记得最清楚的苏联歌曲，（《矿工之歌》）其歌词的后半节是：“....我们天天被人压迫，这是最大的耻辱。各地朋友拉起手来，破坏这个旧世界，为着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在这些影响下，一中憧憬新生活的愿望已经开始萌生了，这段永远难忘的生活可惜只持续到1938年的2月下旬。这是太原早已失守，日军已进到韩信岭下，随时有南下可能，加上日本飞机天上侦查投弹，城内已经乱成一团。于是县城撤退的准确时间是2月26日晚，因为我们上山后有一段时间在唱《在松花江上》这首歌时，把“九一八”改为“二二六”（即改为二二六，二二六，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这个印象是永远难以忘记的。

我们从县城撤出后，先在万安镇住了两天，在牺盟会第四区分会见到了早已听说而未见一面的老纪（纪浩然，后改名为纪昌。“九三”胜利后回东北，长期作教育工作。五十年代曾任高教部高教出版社副总编，1985乃在大连师范学院病逝。）和小高（高首贤，当时教高珂，现仍在太原）。因为这是敌人已顺同蒲路南下，洪洞县城已失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继续西撤。第一步县撤到“原上”，只住了两天。为避免人员过于集中有便于开展山区工作，除留一部分人在前山外，一部分人有撤到山后的“左木里”。“左木里”成了山后的中心，到“左木里”的工作人员，接着又三人一组、两人一伙的分片包村。杨殿卿同志和我包了距“左木里”不远的“霍家庄”。杨殿卿同志是上王村人，年龄比我大，当时他像一个亲哥哥一样的关心、照顾我，带着我东跑西颠。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远离过家庭亲人的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遗憾的是我从1938年7月初离开洪洞后，在也没有见过这位杨大哥。听说他已于1978年因长期积劳成疾，病故于包头钢铁公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话旧，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难以忘记的。当时我们下到各村的任务就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自卫队。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好用鸡毛信传递情报的工作。工作虽然这么多，但并不是每天忙的不可开交（开群众会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晚间），工作之余殿卿同志就指导我看书。这是牺盟会发给我们的书报是很多的。光住霍家庄的那段时间里，我记得就看过《西行漫记》和不少介绍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和红军的小册子。我还看过一本“巴黎时报社”（这是当时党在国外出版书刊的一个公开名义）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这里顺便提到一件趣事：即我在杜这本书的时候，曾记得书内有一幅照片，是在穿着军装马裤的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同志的身后，站着一个身背双枪的小个子警卫员。没有想到当1946年2月，我奉东北局组织部之命到吉林省磐石县调查当年抗联活动情况时，竟意外遇到了这位小个子同志。真是“中国虽大，巧遇也有”，只要同在革命队伍里总会有见面的机会啊！）我们在霍家庄工作一段时间后，有转移到别的村子去了。在这一年的3月到5月，我和杨殿卿同志、孙明烈同志（孙先余同志之弟，现在北京）、苏明（西营里人，一高小36班毕业生，1940年2月牺牲于离石县鸦儿崖）以及几个仪式想不起名字的同志，先后在霍家庄、圈头、娄村、白石、李村一带工作过。

1938年6月，我奉命回到牺盟县分会，当时县分会驻在韩家庄，这里实际上路西县级机关的中心，县委书记（名义上仍是县动委会秘书）孙先余，牺盟县特派员林原，抗日县长王静野，公安局（这是已改名政卫队）指导员白志煌都住在这里。经常在县分会的除林原外，还有纪浩然，李国栋、卫广熊、还有一个姓张的小个子（歌唱得不错，我最爱听他唱《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打起火把拿起枪》等歌曲）和一个操浓重太原口音会写美术字的大个子（名字记不起来了）。这时因为有“公牺联合会”这个名义，公道团的辛景玮也住在同一个院内。辛虽然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老师，但因为他姓“公”，我很少和他来往。我心里最佩服、觉得可信可靠的还是孙先余、林原这些人（李仲甫老师因在撤退时他撤往东山，这是我们失去了联系）。1938年的上半年，敌人睿然已占领县城，但还没有能力下乡扫荡，，乡村里还呈现着一中暂时平静的局面。那时县里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放手扩大抗日武装，不但有政卫队，还新组织了几个游击中队，决死二纵队也有一部分部队驻在我们附近。特别听说八路军还留在山西，并且在距我们不远的隰县一带打了打胜仗（即午城战斗），人们心里更有了底，觉得日本人也并不那么可怕（当然那时人们还没有预见到日后敌人的残酷扫荡的可怕情景）。各村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显得十分活跃。

回到县分会后，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下面一些工作组联系，当时叫做“跑交通”。我负责联系从韩家庄一直到张家庄、长命村一线的几个工作组。我经常在下面跑，在机关的时间并不多。有点时间就到“润西”李伟民等同志领导的“妇女儿童工作团”去，因为那里年轻人多，唱歌跳舞十分热闹。经过半年来的锻炼，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而且觉得跟着这些人走，道路是走对了，决心跟着他们一起干下去。尽管当时我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们都从城里逃难出来，寄住在左家沟拐子湾一个亲戚家里，相距并不太远，但我只回家看过两次。一次是从圈头会韩家庄路上绕路回去看了一下，一次是党组织决定调我到上级受训，时间可能要两三个月，我回家取了一次衣服鞋袜。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母亲得知我将外出远行，为我准备行装的那个晚上，我看到半夜以后母亲含着泪花在豆大的麻油灯下，为我一针一线的做鞋的情景时，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五年级时读过的一首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我被感动的在被窝里暗暗抽泣，这一夜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我告别了父母，回到韩家庄。从那次离家后，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我有十年的时间和他们既未通信，也未见面。直到1951年，我从沈阳回家探亲是，母亲才告诉我，当我最初离开时，父亲隔几天就要到县里打听我的情况，县里同志不便说明我的去向，常常使他失望而归。在1939年“晋西事变”后，他们连县里同志也见不到了。因此，他们认为我早已“光荣牺牲”。从那次探家后，我才知在那些年代里，由于家里老的晓得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在今天看来，作为一个日渐长大的孩子，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未能在父母身边尽丝毫的孝心，也许有人会认为不近人情。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历史赋予那一代人的使命。比起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愿早已长眠九泉之下的双亲和现在家乡的亲朋，能够理解我的这种心情。

我远离家乡，完全是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1938年上半年，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处于大发展时期，还没有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那样明确的规定，向我这样不足16岁的青年，也可以作为发展对象。那年6月，同在县分会的卫广熊同志几次找我谈话，启发我加入党组织。我当时阶级觉悟虽然不高，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还是有的，于是7月初，景卫广熊同志介绍，填表参加了党组织。入党不久，孙先余同志就派我和政卫队的两个新党员到住在樊村的洪赵特委办的新党员训练班学习。在特委训练班学习一周，由特委机关的负责同志龚子荣、王大经、卫勋医等同志轮流给我们讲党的基本知识、怎样发动群众、怎样开展游击战争等课目。学习结束后，龚子荣同志找我谈话，说要送我到党的上级机关晋西南区党委接受一向特殊训练，将来回来再工作。因为刚刚听完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定的党课，而且行前孙先余同志也有交代，所以我早有精神准备，对子荣同志谈的，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过了一、两天，特委拍了一个交通员领路，我和其他其、八个去区党委班的一月班学习的新党员，由李丹平同志率领，离开洪赵，开始了我在革命道路上的新的征程。

这里还有提一笔的是，在我离开樊村时，刘以纯同志（也是特委机关负责人之一，人称大刘）送我一顶草帽。区区一顶草帽，也许不值一提，但它却表现了革命同志的深厚感情。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只是我再也见不到大刘同志了，他在“晋西事变”中光荣牺牲了。从1938年7月以后，我再也没有会洪赵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结束本文时，我顺便交代一下：1938年7月下旬，我到晋西区党委机关（公开名义是八路军总政后梯队，住孝义张家村）后，组织上决定我学习译电技术，并长期六机关机要科工作。“晋西事变”后，我随区党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又在晋西北区党委和晋绥分局机要科工作到抗战胜利，1945年9月，我随林枫同志所率的干部团挺近东北。从那以后的40多年里，我有近30年在东北，其余时间在北京。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家乡无任何直接贡献，真有点“愧见江东父老”。但是，对生我养我的父母、培养和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师长，哺育我成长的洪赵大地和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做出光荣牺牲和巨大贡献的家乡父老，我从没有忘怀过。由于长期没有联系，我可能已被洪洞列入“籍外”，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洪洞人。每当听到人们说：“若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时，我这个真正的洪洞人，总难免要引起无限的思乡之情。如今，当年的毛头孩子也已年逾花甲，已在原教育部办了离休手续。近年有点闲暇，把我所记得的一点点滴写出来，也算作是对家乡父老的一个回报吧。

1987年7月2日脱稿

注： 1、7月2日，正是我在韩家庄填写入党志愿书的49周年.

2、1938年特委所住的地方我记得是樊村，也许是罗云，记不太准确了。这两个村都属当时省委赵城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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