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大青山

发布日期：2015-09-17 15:04 来源：《吕梁晚报》作者：饶兴

饶兴

东讨大庄科 　

1939年初，支队长李井泉派我率绥南骑兵一大队到丰镇以东开辟游击根据地。钳制敌人对绥中和蛮汉山的围剿。这次东征是长途奔袭，往返约五百多里。主要目的是要打掉大庄科伪区公署，摸清丰镇以东这片广袤地区的地形、敌人军力部署和群众的情况，为今后拓展根据地打基础。

　　绥南的正月，虽然时值七九，依然雪封大地，寒风袭人。凉城厂汉营马头山的支队营地前，战士们在刷洗马匹、整理鞍具，为第一次东征紧张地忙碌着……

　　下午，我同一大队营长邹凤山、教导员冀文广及地方工作团负责人陈仲一，再次完善了具体的行动路线，出发时间定在天黑以后。

　　天刚擦黑，部队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很快上了营盘梁。白天的一场大风吹走了山上的积雪，借着天边的寒月，一条山路清晰可辨。队伍越走越快，最后索性疾驰起来。行进到天成村附近，尖兵班突然同一股敌人遭遇了，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战士们抽出马刀扑向敌群，一阵人喊马嘶，刀光剑影，真是短兵相接勇者胜，敌人留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向天成村。我们不能恋战，清理好缴获的弹药枪支继续赶路。佛晓前到了丰镇以北的山村梁，前方不远就是铁路了。我们在山村梁宿营，严密封锁消息，蛰伏了一个白天。黄昏后继续越过铁路，取道牛青山向东进发，佛晓前到达了目的地大庄科。　　

大庄科镇子不是很大，但却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主要是伪区公署、伪军大队和地主武装“联庄会”盘踞在这里。他们向当地群众要粮派捐，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到达后顾不上整顿，马上迂回包围了全镇，敌人发现了我们，战斗很快打响。我们组织火力猛烈攻击，伪军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他们对老百姓，一个个都很凶悍，打起仗来却只想保全自己。一阵激战之后，我们停止进攻，开始攻心战。我们向守敌喊话，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枪口应该对着日本人，八路军只严惩日寇和罪大恶极的汉奸，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保证生命安全，并要求他们派代表出来谈判。守敌见我们来势凶猛，又摸不清我们多少人，自觉孤镇难守，派了伪区公署的一个科员带了几个人出来谈判。陈仲一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宣传我军的抗日政策。谈判一边在进行，敌人还在一边打枪，我就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狠狠还击了打枪的敌人，枪声停下来又继续谈判。经过陈仲一的说服动员，伪军代表同意停火，打开大门，我们进了大庄科。　　经过搜查发现，日寇委派的警察署长赵宇庭等首恶汉奸，早已逃跑，驻守的一部分伪军也都逃跑了。不过敌人遗弃的弹药可以使我们得到充足的补给。　　

我们在村里吃过午饭，马上开始了解情况，发动群众。下午在河湾召开了群众大会，三遍锣声之后，群众陆陆续续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八路军很不了解。战士们在群众中“大爷”，“大娘”的召呼着，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尽管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他们从陈仲一同志的讲话中得知，这纸上写的都是打鬼子汉奸的事。加上我们对百姓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群众的情绪开始轻松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他们对八路军开始有了了解。　　

晚饭后我们撤出了大庄科镇。这次东讨大庄科，八路军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作用在以后开展根据地的工作中明显的显示出来。离开大庄科以后，部队经大东沟向东返。日本人得知大庄科据点被打掉，十分恼怒，派出大量部队追剿我们。但此时，我们的骑兵已经跃过了铁路，回到凉城根据地了。步兵改骑兵的优势，通过这次战斗，体现在快进快退，减少伤亡。　　这以后，大青山支队绥南骑兵一大队在丰东广袤的地区，打日寇据点、破坏铁路和电话线，闹的日寇不得安宁，迫使敌人据点逐步向大城镇龟缩。类似攻打大庄科这样比较重要的长途奔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搞过八次，当年战斗在大青山的同志们骄傲地称之为“八次东征”。

反围剿壮大根据地 　　

1939年3月，中共绥蒙委员会改组为绥远省委，由伊盟迁到大青山武川县西南毛林坝的德胜沟。德胜沟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条件艰苦，但大青山支队司令部、绥查行署都集中在这里，德胜沟成为当时领导绥远抗日斗争的中心。　　

日寇为消灭大青山的抗日力量，从1938年冬到1940年春，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动了15次对大青山根据地的围剿。1939年夏季，日寇集中了陶林、武川之间三千多人的兵力，分六路向大青山支队围剿，同时在蛮汉山区也发动了十几路的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支队决定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将主力部队暂时转移到敌包围圈之外，威胁陶林，袭扰丰地泉、红格尔图，给敌人后方以重大打击。根据地内的游击队同敌人周旋于大青山崇山峻岭之间，在山间狭路袭击敌人，使敌人遭受很大损失。　　

大青山地区的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习冀中根据地反扫荡的经验。坚壁清野，使日寇找不到粮食。没有向导，在崇山中迷失方向，敌人不少失足摔死在怪石嶙峋的沟壑中。十几天后，围剿大青山腹地的敌人，被拖的疲惫不堪，只好撤回。敌人仅汽油就消耗了二百余桶，汽车损坏了十几辆，人员伤亡就更惨重。指挥这次围剿的日寇指挥官长田旅团长，因不能肃清大青山八路军而受到上级的处罚。　　

敌人对蛮汉山地区的进攻也受到重挫，战斗在绥南的骑兵一大队，在凉城丰镇间积极活动，典型的例子就是攻打巴音图。　　巴音图是丰东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徐喜的老巢。徐喜投靠日寇，在丰东一带为非作歹，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恶霸。这伙土匪仗着日寇的淫威无恶不作，祸害良家妇女。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日日过大年，夜夜入洞房”，“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当地老百姓一提徐喜，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在日寇围剿大青山时，徐喜抓住机会，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抢粮抢物抢女人，老百姓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不打掉徐喜，不足以平民愤。8月中旬，商定了打掉土匪头子徐喜的计划，由我们骑兵一团和步兵警备六团联合攻打。　　

我带领骑兵一团负责打前站，清除巴音图外围的所有哨卡。　　

黄昏时我带队出发，晚十点左右我们就到了巴音图，没费什么力，外围哨卡清理干净，为攻打巴音图镇子扫清了障碍。这时，张达志率领的步兵警备六团的一营也赶到了。按原定计划，开始夜攻巴音图。这个土围子城墙很厚，宽到上面可以走马车。攻城开始了，守城的匪兵不少是徐喜用大烟土供养的亡命之徒，打仗不要命。他们凭借墙高拼命顽抗，我们几次架上云梯进行强攻，对方居高临下、火力很猛均不成功。我们调整部署，增加云梯数量，分散敌人兵力，借着火力掩护，趁着夜浓，终于登上了城墙，于佛晓前解决了战斗。　　

土匪的老窝端了，但徐喜逃走了，这是我们当时的一大遗憾。不过1952年镇反时，逃到萨县改名换姓的徐喜，被人认出，最终没能逃出人民的惩罚。巴音图的战斗，很快惊动了敌人，日寇派来大批援兵，此时我们已带着战利品，在敌人到达之前，轻车熟路返回了凉城。　　

几个月的战斗，日寇对大青山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我们粉碎，每一次战斗都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迫使敌人放弃大片疆土，龟缩在几个重要据点。　　

大青山支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在反围剿的战斗中逐步壮大起来。粉碎日寇夏季大扫荡之后，我们从最初的三个连扩充成了三个营，地方武装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李井泉同志在1940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年余来的大青山游击战》一文中总结说：“大青山根据地创立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大青山支队经过大小战斗万余次，击毙日军千余人，伪军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击毁敌人汽车50余辆。把归武仓间、归武陶间、归凉集间三个区域，改变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完成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怀念战友 　　

开创根据地的最初，是最艰苦的岁月。大青山支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住了日伪顽的进攻，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多少同志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大青山支队是一支经过长征洗礼的、以红军战士为核心组成的英雄部队，在开创根据地的战斗中，500余名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同志是在投降派勾结日寇进攻时牺牲的;营以上干部王振、陈金龙同志是在反围剿时牺牲的。这些烈士为开创大青山根据地奉献了生命，他们的事迹，至今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为人民所怀念。他们永远与大青山同在。　　

比起牺牲的同志，我是幸运的。我在1939年10月后营子反袭击战中，右肺中弹，虽然严重失血，奄奄一息，但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大青山根据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开创，是因为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李井泉和姚同志对开创根据地有杰出的贡献。我在李井泉同志身边工作不长，但我觉得李井泉同志是个严肃坚强的领导，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指挥水平。他不常开玩笑，但很平易近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大家都亲热的叫他李政委。1940年，因工作需要，他离开大青山。　　

接替他的是姚喆同志，代行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负责继续领导支队的对敌斗争。到1941年，大青山支队由原来的三个连发展成为三个营，又发展成为三个团。姚同志为人谦和幽默，平时他和战士们装束一样，冬天带个羊皮帽，穿上老羊皮袄，像个地道的大青山人，不认识他的人，都猜不出他就是大青山支队的司令。打仗时，他指挥若定，作风顽强。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总是亲临前线，负伤也不下火线。直到现在，我都清楚的记得敌人留在他脸上那道深深的疤痕。领导这种同甘苦、先士卒的作风，在战士中影响很大，更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1977年，姚同志重上大青山，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当年的群众也都年逾古稀了，他们见到姚司令员，仍感觉那么亲切，谈起大青山的烽火岁月，都异常激动。　　

安息吧，我的大青山战友!人民心里有一座丰碑，记载着你们为大青山奉献的一切。

链接：饶兴简历

饶兴，1910年生，湖南长沙县人。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苏区独立师班长、传令兵、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队长、红六军团17师51团政治处主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六军团17师51团党总支书记，18师52团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于1930年平江战斗和1935年龙家寨战斗中两度负伤。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文化科科长，晋西北神（池）朔（县）抗日救国委员会主任，358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9年9月在凉城与右玉交界的后营子村战斗中左肺负伤。1940年调任晋西北新军暂编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1月调任中共绥蒙区委委员、绥蒙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开辟晋西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斗争和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副政委，参加了绥包、大同集宁等战役，参与领导了对绥远傅作义部的和平起义和整编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秘书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长江水利办公室副主任，长江上游工程局副局长，水利部部长助理，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局长、局政委、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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