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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在《抗战日报》和《晋绥日报》社工作的日日夜夜

发布日期：2016-01-04 12:1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晋绥基金会

晋绥抗日老战士高富许

　　在基金会主持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成都解放66周年座谈会上，高富许（左）与老战友魏华亭仔细阅看基金会简报《红色晋绥》。

胸前佩挂纪念章的晋绥抗日老战士高富许

　　我叫高富许，1929年11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1944年2月在山西省从罗裕临南县参加八路军游击大队，当勤务员，1945年3月调在《抗战日报》社印刷厂，当铸宇制版工人。印刷厂叫“吕粱”印刷厂，属于《抗战日报》社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一切为《抗战日报》社服务，是《抗战日报》社一个主要的下属部门，报社编辑记者天天有人到印刷厂。吕粱印刷厂、有工务科（厂办）、材料室、排字部、铸字制版部、刻字组、校对室、油墨组、石印组、机器部、装订部、木工组等。我的师傅彭喜，王八虎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特别好，手把手的教我技术，而我也是专心致志的学，教得好，学的专心，我相继掌握了全部的技术。可以单独操作。我的老师是多面手，其它工作也特别忙。我能单独操作后，每天白天晚上都住在工作房，晚上在地上靠墙边，铺上废报纸，盖的是一块破门帘睡觉，一有事立即起来工作。《抗战日报》社印刷厂除了印书报文件等外，当时“号外”。特别多，前方打了胜仗，马上一事一报——出“号外”，不管白天晚上“号外”当先，排版中有缺字，我立马就铸，并将排好的活字版制成固定板，打成纸型，铸成铅版送到机器部印刷发行，发行人员知道是“号外”，就马上去等到拿。

　　我想通过对《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简介，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艰辛的，江山来之不易，更加激发我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以启后人。

　　《抗战日报》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愣子村创刊，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是晋绥边区600多万人民的报纸，是晋绥边区第一张铅印报，报头《抗战日报》四个字是毛主席亲笔所提。由于处于战争环境，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抗战日报》创刊不久数度转移，后来《抗战日报》迁至陕西红色根据地神府县杨家沟村。《抗战日报》前身是油印的《五日时事》报，还成立了黄河出版社及中共晋西北区党委1939年创办的《新西北报》，这三个新闻单位宣传抗日，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还表扬过《五日时事》，但是这些油印、石印报已经不适应当时发展的形势，因此区党委决定停办《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将部分人员调去筹办铅印的《抗战日报》，由中共中央晋绥分同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负责。《抗战日报》在战火中诞生，又在战火中成长。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办报，非常不容易，艰难困苦难以想象，报社企体同志迎着困难前进，战胜艰难险阻，表现出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艰辛工作和战斗。由于残酤的战争，报社“游击办报”，遇到日本鬼子“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桌凳等藏到山洞里，背上简单的行李，粮袋，转移到安全昀地方后，来不及休息，有的同志修改稿件，有的写评论文章等等，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增添了办报工作的紧张气氛。当时办报困难极大，冬季反“扫荡”经常转移，有时冰天雪地，有时冰层破裂，掉进水里，双脚冻得麻木，不少人患上冻疮，没有木柴、煤炭火取暖，晚上报社的同志就七八个人挤在冷炕上和衣而睡，没有桌凳，墨水冻结，只有爬在老百姓的锅台上编报。随军采访的记者和敌人遭遇时，或参与战斗，或者绕过敌人继续采访。当时许多期报纸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排印出来与读者见面的。战争环境下办报十分艰辛，印刷物资极度缺乏，连纸张油墨都奇缺。要去天津等敌占区采购，高锡霞同志（23岁）在汾阳县购买印刷物资，因为汉奸告密，被敌人包围，战斗到弹尽无援被鬼子刺刀捅死。《抗战日报》的同志们特别能战斗，没有纸张，报社成立了三处手工土造纸厂，招来造土纸的技工及学徒，用马兰、麦秆、废纸、破布、烂麻绳等，制造出能够印书报的纸张。没有油墨，报社派刘殿忠等同志上山烧松树枝烟灰，自己造，没有花边、薄型纸，高富许多次试验制造出十儿种花边，并试验成功打纸型的簿型纸，解决了报纸打纸型的关键问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没有窑洞住，自己动手打土窑洞，背石头修窑洞的门面，当时瘦小的郝满世，背了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把脚砸坏，住到贺家川医院，到现在几十年了，走路越来越不方便，且越来越严重，坐上了轮椅。当时敌人对我们双重封锁，环境险恶艰辛，除了战争的考验，生活上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十两（十六两为一斤）本来用来做马料的黑豆或从敌人炮火下抢出了半烧焦的粮食，工作的繁重紧张，粮食和医药极度缺乏，使许多多同志积劳成疾献出了生命，如28岁总编辑赵石兵同志。战争和饥饿的威胁，没有压倒报社的同志们。我们为了渡过难关，战斗和工作之余，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植的有：西红柿、大白菜、南瓜、萝卜、黄瓜、豆角、辣椒、土豆等。自己动手挖茅坑，掏大粪，担水施肥。一到初秋，西红柿长得肥大透红，吃起来鲜嫩可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年都有满意的收获。大生产运动开展以来，我们的生活逐步得到一定的改善。没有桌凳，我们垒土坯架上木板当桌凳，同时，到100多里以外的地方，背粮食、背碳。清晨迎着朝阳出操跑步，高唱革命歌曲，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实在是和好友爱，战争年代，工作艰辛，生活艰苦，但没有一个同志叫苦，反而以苦为乐，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在一起，真正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大家互助互让，亲密无间，从不闹无原则的纠纷，谁生病住院，同志们步行十多二十里路去探望，人人都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多少年来，那种友爱和睦，埋头工作，不计名利的美好日子永记心怀。

　　报社经过努力，自力更生，除根据地无法生产铅，其他主要印刷材料都能自己解决。报纸印出来以后，送到读者手中，也是困难重重。党组织当时建立了严密有效，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一直通到敌占区，量少的报纸交通员肩扛，量多的报纸用牲口驮，日行六七十里，风雨无阻，十分艰辛，送报途中，有的同志遭遇敌人，开枪战斗保护报纸，献出了生命，比如交通员李人和同志遇到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

　　《抗战日报》的任务，根据党中央当时基本的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离，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提出了报纸的三大任务：“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团结到底，坚持晋西北的建设”。《抗战日报》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是党的喉舌，对于宣传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献身精神，把《抗战日报》办出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我觉得主要有：一是报纸按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二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办报的唯一根本依据；三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才能把报纸办好；四是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动全党办报；五是报纸要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报纸有力的监督作用和指导作用。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之所以办的成功，群众爱不释手，就是随时都坚持了党的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办报就是要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把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的广阔天地里，报社的同志可以自由驰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新闻报道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应该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全面的领导。重要的政策问题要及时汇报请示，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抗战日报》、《晋绥日报》之所以成功，是党的领导的结果，离开党的领导，任何报纸，任何工作，任何高明的个人，都将一事无成。

　　作者简历：

　　高富许，1929年11月1日出生，山西省离石县大西局村人。1944年2月参加革命，在临南县游击大队当勤务员、通讯员。1945年3月调《抗战日报》社，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社铸字制版部，主任。1949年南下到四川，任军代表接收国民党的报社，在《川西日报》社、《四川日社》工作，期间在重庆大学附高理工科学习4年。后调军工厂工作，任厂长、书记，直到离休。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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