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干部学校――晋绥一中（一）

发布日期：2016-01-17 13:1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晋绥一中校史编写组

晋绥一中校史编写组郭守譓　秦汝哲　郭树选

前言

晋绥边区第一中学（以下简称晋绥一中），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一所中等干部学校。她既教文化，又教政治和军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文化基础和革命斗争素质，培养党、政、军各方面需要的干部。

1939年12月，在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关向应、薄一波、林枫，以及续范亭、牛荫冠等同志领导下，八路军、牺盟会、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反共的“晋西事变”，赶走了顽固派，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北区党委（后改中共晋绥分区）立即决定成立晋绥一中。学校由四地委（后改三地委）代管，并任命第四专员公署专员苏谦益同志兼任校长，韩凌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秋天，派边区行署副秘书长王静野同志来校任专职校长。1942年，将原八地委领导的永田中学合并到晋绥一中。日寇投降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需要大量干部的新要求，又改为晋绥边区吕梁公学，1946年，又将吕梁公学并入吕梁党校，从此结束了晋绥一中。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晋绥一中以山西临县的偏僻乡村为基地，常以游击活动形式进行教学，过着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生活。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更无固定的教室、桌椅。相对而言，在临县化林村住的时间较长。1942年冬季，学校搬往陕西佳县木头峪，从此才算有了一个较安定的学习环境。1945年春，又迁往临县城内耶稣教堂，学校规模更加扩大。

山西临县、兴县等地因长期受阎锡山统治，加之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边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临县人民长期地在衣食方面给学校提供了大量的支援，我们回顾晋绥一中的光辉历程时，衷心感谢养育了我们的临县人民。

晋绥一中的教学是以文化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动植物、生理卫生、英语）为主，辅以一定的政治课（社会科学概论、毛主席著作、抗日政策）及军事课。学生的来源，是以临县、离石、方山、兴县、中阳、静乐、保德等县的进步青年和这些县所属的高小毕业生为主，同时吸收敌占区和游击区的部分进步知识青年，还有少数的基层军政干部。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分配到边区党政军部门任职。

晋绥一中是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她为我党培养和教育了近千名干部。这些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忠心耿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同志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让我们为这些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忠诚的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

全国解放后，晋绥一中的绝大部分老师和同学，作为党的骨干，分别在北京、黑龙江、辽宁、山西、内蒙、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各省区、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近两年来，遵循自然规律，部分同志退居二线，还有许多同志继续在第一线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

我们回顾晋绥一中的光荣历程，她对我党的革命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我们在兰州的原晋绥一中部分老师和同学认为，有必要着手整理晋绥一中的组成和发展历史，以弥补晋绥边区干部教育史上的一段历史空白。因此，由郭守譓、秦汝哲、郭树选、李荣（李洽昌）、苗满川、樊毅（樊增让）、贺启民等同志反复进行了酝酿讨论，并决定由郭守譓、秦汝哲、郭树选等同志执笔整理校史。

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张稼夫同志1988年题词（图片提供：郭守譓子女郭小譓）

一、学校的诞生

正当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民主力量日益壮大时，阎锡山根据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用“限共、溶共”的手段，削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新军。他一方面暗地里和日寇勾勾搭搭，进行投降活动，一方面策动反动顽固势力加紧反共，于1939年12月发动了企图消灭进步力量的“晋西事变”。因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八路军和新军在贺龙、关向应、薄一波、林枫、续范亭等同志指挥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消灭了阎锡山的部分有生力量，把骑一军、三十三军、十九军等反动军队赶出了晋西北。反顽固战争胜利结束后，各地相继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晋西北区党委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成立晋西北第一中学。

晋西北第一中学不是普通的文化中学，而是“抗大”性质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之所以成立这所学校，一方面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干部，一方面是社会上有志抗日救国的青年迫切要求提高文化，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报效祖国。晋西北区党委抽调了韩凌云、安力夫、刘静山、郭松林、朱定周等一批党员干部，随后四地委又调来陈化民、郭守譓等同志，在地委、专署的直接领导下，在距专署驻地临县白文镇五里之遥的张朝里村，筹建晋西北第一中学。

当时的筹建工作很简单，既无教室又无桌凳，十来个干部一集中，讨论拟定了招生广告，办学工作就开始了。招生广告一贴出，消息马上传开了。随即，一批接一批意气奋发的青年学生，三五成群地背着简单的行装，从临县、离石、方山、兴县等地步行到校报名入学。入学手续也很简单，填一张登记表就编入各队。学校的成立合乎时宜，顺应民心，所以发展迅速，不到一个月，就由几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由一个队发展成四个队。

晋西北第一中学是在战争中诞生，在炮火中成长发展的。反顽固斗争的枪声刚停，学校就诞生了，不少同志来自游击区和边沿区，有的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学校的。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准备开课学习的时候，日寇的春季扫荡开始了。大约在3月上旬的一天，离石、大武的敌人夜袭方山县城。拂晓时县城被包围，只有县长胡成奎和公安局长杨富森等少数同志突围冲出，其他干部大部牺牲或被俘。与此同时，敌机从太原起飞，来临县一带侦察、轰炸。一天早上九点来钟，三队的同学聚集在一个院子里正开早饭，两架敌机俯冲下来，大家来不急分散隐蔽，两颗炸弹就落在人群里，当场就牺牲了十七人，受伤者达三十多人，小小的院落里死伤同学躺倒一大片，惨状目不忍睹。敌机刚飞走，学校的领导立即组织各队师生赶到现场抢救伤员。大伙儿争先恐后地给受伤同学包扎伤口，掩埋尸体，充分体现了革命队伍的阶级友爱。敌人穷凶极恶的残杀，更加激起了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被炸的现场还没有清扫完毕，就听到隆隆炮声。敌人占领了方山，继续向白文镇方向进攻。校部下了命令，各队立即向兴县方向转移。全体师生从张朝里村出发，向兴县康宁镇撤退。有一位小同学，年仅十五岁，炸弹片划破了他的腹部，大家准备用担架抬着他，他坚决不同意，坚持自己用双手捂着肚子走了五里地，终因不支昏倒在地，未及抢救便壮烈牺牲。同学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这位刚强的小同学致敬、默哀后掩埋了尸体，继续前进。

学校在兴县西部避开了敌人的攻击，过了一段游击生活。大约在4月间，敌人结束了春季扫荡，师生们在兴县谷地宇开课学习，并举行了春季运动会。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几百人挤在一个小山村里，没有什么菜吃，几乎天天要抽出一部分人到几十里外背粮，吃的是小米、黑豆、高粱，白面极难见到，但同学们个个斗志昂扬、学习认真。大家年龄虽小，却心怀祖国，流血牺牲无所畏惧，艰难困苦视若等闲，决心多学本领，强壮身体，尽快奔赴前线，参加抗战。

二、建校初期的组织情况

建校初期，学校机构尚不稳定，变动较大。大致情况如下：

校长由四专署专员苏谦益同志兼任，副校长韩凌云兼政治部主任，大队长安力夫，政治课长王修，教导主任刘静山，总务课长赵宝明（调任临县五区区长后投敌叛变）。

当时的教员配备情况：

语文教员郭守譓（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肄业）、陈化民、陈可默。

历史教员王静野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地理教员刘静山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

数学教员曹乐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英语教员王芝田（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

政治课教员张超（山东济南师范学校毕业），

军事教员陈礼约，

生理教员郭晓云（女，河北大名师范学校毕业），

动植物教员韩向黎，

音乐教员饶曼尘（41年左右到校）。

三、夏季扫荡时的晋绥一中

晋绥一中的斗争经历，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残酷性，我们这些亲历者，深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付出了极大的流血牺牲才换来的。胜利来之不易，因而我们对今天幸福的和平环境倍感珍惜，衷心希望当代的青年们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国家繁荣昌盛。

学校在谷地宇住了一段，又迁移到张家湾（临县白文镇附近）。这时晋西北区党委改为晋绥分局，晋西北行政公署已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西北第一中学亦改称晋绥边区第一中学。行署副秘书长王静野同志来校任校长，毛达三（北平朝阳大学毕业）任总务课长。以后，学校又迁往甘泉、龟峁村（临县城以东）。

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年龄状况，学校进行了整编，由原来的四个队改编为四个班。中学一班，级任负责陈化民；中学二班，级任负责朱定周、郭守譓；师范一班、预备班同学共有60多位，编为六个小组。新编的班级开课前，晋绥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来到学校看望大家并作了报告，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满腔热情地开始学习。

然而，日寇是不会让我们住下来安心学习的。6月下旬，专署发来紧急通知，敌人在离石、大武等地集结重兵，发动了夏季扫荡，指示我们立即向兴县方向撤退。学校做了紧急动员和简单准备，大家又开始了昼夜兼程的行军生活。我们在前面走，敌人在后面追，好不容易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赶到兴县罗峪口准备渡河，鬼子就追上来了。中午时分，敌机在空中轮番侦察，大家都隐蔽在石崖下，同时听到了激烈的机枪声和大炮声。八路军120师特务团在团长杨嘉瑞（少将，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在距罗峪口三十多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激战，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我们才避免了一场重大的牺牲。

天近黄昏，渡口的船都已撤到黄河西，许多后勤单位急于要过河而苦无船只，又无法和对岸取得联系。这时军渡籍的郝开国同学，自告奋勇渡河联系。他是黄河边的人，水性很好，决心泅渡过河，向河防部队报告情况，使我们脱离险境。同学们怀着紧迫的心情，几百双渴望的眼睛盯着河面。他果然游过去了，在这紧急关头立了一大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河对面的船向河东划过来，大家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几只船往返几次，就把几百名师生和其他等待过河的后方机关非战斗人员全部渡到黄河西岸。

河西岸是陕西省神木县沙峁头村，当地驻着八路军留守兵团。我们一下子过来这么多人，根本没有房子可住，况且也不能住在目标明显的民房里，师生们只能在石崖底下露营。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同学们已经十分疲劳，尽管吃不好，喝不上，但一过了黄河，到了安全区，大家很快在石崖下进入梦乡。天刚亮，我们被敌人的大炮震醒，爬起来一看，罗峪口已是密密麻麻的日寇。我们又顺着一条川路走到通秦寨，找到了八路军兵站。兵站同志通知学校领导，不远的鸡鸣寺驻有国民党的军队，企图袭击我们，让我们赶到佳县乌龙铺再宿营休息。同学们顾不得疲劳，继续行军。在鬼子的夏季扫荡中，我们经历的就是这种战斗中学习的生活。

就在这个紧张的阶段，学校仍然派出了几位干部到各地招生，扩大学校的规模。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在本身缺乏干部的情况下，学校陆续选调一批干部走上新的革命岗位。政治课长王修同志于40年6月调任方山县县长，张超同志派任交城县公安局长，7月底，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寇的夏季扫荡，我们返回了临县，住在城北后麻峪、前麻峪、赵家石崖村。40年10月间，秦汝哲、秦晋二同志在地委社会部长黄石山带领下，和十几个同志到离东县小川及离石南梁区（敌后）开展开辟新区工作。郭松林同志调到晋绥边区公安局，刘积林、刘廷章等同志调到部队工作。

附记：

　　1、晋绥一中校史编写组成员解放后任职情况

郭守譓同志曾任甘肃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西北师范学院工会主席；

秦汝哲同志曾任甘肃省武威地委副书记；

郭树选同志曾任甘肃省建设银行副行长。

李荣（李洽昌）同志曾任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苗满川同志曾任甘肃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樊毅（樊增让）同志曾任甘肃省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贺启民同志曾任甘肃省商业厅副厅长。

2、晋绥一中校领导、教职工解放后任职情况：

苏谦益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静野同志曾任冶金部教育司司长；

刘静山同志曾任山西省文物管理局局长；

安力夫同志曾任中国搬运工会、中国公路运输工会、中国财贸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届执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礼约同志曾山西省农业委员会工作；

郭松林同志曾任陕西省公安干部学校党委书记；

朱定周同志曾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

陈化民同志曾任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

曹乐生同志曾任陕西省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芝田同志曾任山西省冶金设计院工程师；

韩向黎同志曾任北京七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后任职于交通部教育局。

资料提供：郭守譓之女郭小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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