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忆武汝扬（四）

发布日期：2015-09-30 15:28 来源：《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作者：晋绥基金会

四、北京师范大学四年

　　从1933年到1937年(即从21 岁到25岁)

　　我是1933年夏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1908年创办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8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自1902年迄今，这所高等师范学府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整整九十四周年。她由小而大，于艰难曲折中生存发展，尤其在解放后，其面貌焕然一新，逐步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型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早在一九零三年拒俄运动以及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她所哺育的一些革命志士都曾以战斗的姿态站到了爱国运动的前列，的确数十年来，她培养了一批批投笔从戎的革命家，辛勤执教的教育家和严谨治学的专家学者。正是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陈兵山海关，随时准备入侵关内。汉奸殷汝耕之流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充当日本傀儡，进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暗中跟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准备在出卖东北以后，接着再出卖华北。当时的北平，一方面敌寇的侵凌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法西斯统治造成的白色恐怖，正在有增无已。当时形势确实在告诉人们：偌大的北平城，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在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艰苦领导下，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极严的一所高等学府。反动势力对师大校内的进步活动多方限制，师大校内各派政治力量也比较复杂，校内的政治斗争是紧张尖锐的。尤其是在一些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就进行着更针锋相对、激烈、尖锐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我党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有一天清晨，在师大盥洗室，每一个空脸盆里都放了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报架子上也放着，这样很多人就抢着看并议论纷纷。这个行动，在学生群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影响。

　　除了党、团组织外，“一二、九”前夕，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一九三六年南下四川北平宣传结束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初参加民先队的。

　　在党的领导下，师大内部的进步势力，以党、团为核心，学生会是公开的，民先队是半公开的。此外许多进步同学也参加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学联、“妇救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等。

　　<1>、成立学生自治会与反成立的斗争

　　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经过了一场激烈斗争。这是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与推动下搞起来的。我们在参加组成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之前，曾有一段参加“水灾赈济会”的活动。北师大也成立了水灾赈济会，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就是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发动和建立起来的。学校当局不同意成立学生自治会，采取了压制和控制的办法，但又不敢做得很露骨。于是展开了一场成立与反成立的斗争。经过周密的计划，依靠了一批进步同学，团结了广大同学，花了很大精力，在一九三五年秋终于把学生自治会组织起来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暑假，反动势力耍阴谋强令解散学生自治会，我们重建学生会，中间穿插了许多政治事件和斗争。

　　<2>、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当天的斗争

　　“一二·九”前夕，一个寒冷的傍晚，天空刚刚黑暗下来，历史系曹国智女同学在和平门外北师大理学院图书馆前小广场，站在一个小课桌上慷慨激昂地作讲演，鼓动宣传广大同学参加学生救亡活动。十二月九日那天，寒风大作，气温骤然下降。笼罩着寒冰冷雾的黎明前的北平，被各校参加抗日爱国大请愿的学生队伍的口号声惊醒了。北师大当局也早将学校正门关闭加锁，以阻止广大学生外出。被激怒的学生有的三三两两钻出学校旁门，有的爬越校门大铁门，陆续地在附近小胡同集合，然后打出旗子汇集到大街上形成大的队伍。

　　早已有所准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关闭了城门，郊区学校的学生被关在城外进不来。城内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就陆续集中到新华门。派出代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递送了学生们的要求，结果由何应钦把持的北平军分会派了个秘书出来敷衍了几句，根本没有答复学生的正义要求，这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情绪。请愿无结果，便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向东单“冀察政务委员会”(当时尚未成立)所在地进发。一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仃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在经过王府井大街时，和宋哲元的一百多名手持步枪、大刀的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军警用水龙头冲击队伍，用大刀背砍。游行队伍不怕反动派的刺刀、皮鞭、木棒，冒着水龙头喷射出的冰凉凉的水，我们呼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扑后继地和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二·九”以后，师大也同别的学校一样组织了罢课。罢课期间，组织了一些讲演会、座谈会、时事讨论会等一系列的活动，把学生组织起来，提高认识。学生会还组织了纠察队，任务是劝阻教师去上课，另外，就是发动同学参加罢课。

　　<3>、“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告成立的日子——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联又有计划地发动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比“一二·九”的规模更大，参加人数更广泛。经过“一二·九”的锻炼，总结了经验，组织得也更严密，巧妙地对付了军警的阻挡、镇压。

　　由于军警事先得知了消息，关闭了城门，师大同学被关在宣武门外，一直坚持到天黑，又冷又饿，但是，大家精神都很好。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就给我们送水、送烧饼。此时，国民党军警却在作着行凶的准备，等到天快黑了，大家都非常疲劳，准备撤回学校的时候，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大打出手。记得最清楚的是张连奎(体育系同学)的胳膊被打得脱了臼。重伤的同学被送进医院，学生会组织同学去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北平学联举办了一个血衣展览会。

　　外交部大楼是预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所在地，有重兵把守。由于这次示威人数众多，力量雄厚，“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游行示威取得了胜利。

　　“一二·一六”之后，抗日救亡的声势就进一步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都起来响应了。

　　<4>、一九三六年“一二·一二”大游行

　　一九三六年“一二·一二”大游行是北平学生第五次大游行。正好与双十二西安事变偶合。上午游行，当天晚上就知道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这次游行的背景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日本军队在北平穿城演习时压死了一个小孩，这就更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怒。再一个重大事件是绥远抗战的爆发，平津学生和各界发动了援绥运动。同时，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大罢工，学联号召支援上海和青岛工人。十一月下旬，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学联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爱国领袖。在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后，就举行了“一二·一二”游行。师大同学参加了这次大游行。这次游行的一个特点是与冀察当局、二十九军的关系有了改变。游行结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代表，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在景山接见了学生，学生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的口号，表达了十分强烈的联合抗战气氛。另一个特点是游行的组织更严密，斗争的策略更灵活。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广大同学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后来听到放了蒋介石，很多进步同学思想转不过弯子来，很不理解为什么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民贼独夫蒋介石好不容易被抓起来，又放了他?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纷纷到进步教授家里请教。

　　反动的师生在蒋介石被抓后，表现疯狂、沮丧，如丧考妣。后来放了蒋介石，他们又喜出望外，在12月26日组织了游行，26日晚开了庆祝大会，还搞火炬游行。师大的反动教师中表露得最充分的要算讲党义的教师熊梦飞和物理系主任杨立奎了。

　　<5>、伪学联成立及师大六同学被开除

　　双十二事变之后，师大的反动学生在杨立奎、熊梦飞的策动下组织了所谓的“武力清共团”，专门殴打进步同学，向我们疯狂挑衅。针对这种暴行，我们自己也组织起来，向学校当局抗议，并进行了还击。北平一些学校的反动学生在“庆祝蒋委员长脱险”的大会上，人们叫它“新学联”，也叫它“伪学联”，以资与“旧学联”有所区分。伪学联的成立，说明反动派要从内部来分裂学生运动，企图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们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因为要各校选送代表，除少数学校外，多数学校拒绝选派代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的国内形势，也就是从“一二·九”到国民党三中全会结束，是反蒋抗日逐步转变到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

　　1936年冬季，学校当局收买“饭团”分子酗酒行凶。住在文学院的乔介林借口喝醉了酒，拿着刀就去宿舍里要打郭庆云(当时民先队队长)。乔用手打破了门上玻璃，自己割破了胳膊，他就趁势反诬打伤了他，反动学生以此为借口，纠集起来企图打人。我们听到消息，立即发动同学到文学院(石附马大街)去保护郭庆云。抗战前许多省去北平都组成同乡会和设立会馆。山西省在北平就有会馆，师大也有山西同乡会，是群众性的组织。当师大同乡会领导人张连奎得悉文学院有人要借机打人，也立即动员山西同乡集合赶到文学院，准备进行原始式的“武装斗争”保护山西藉老乡和进步同学。当等我们很多同学赶到文学院时，反动学生因挑衅未成，已经慢慢散了。师大当局立即利用这个事件，第二天就召开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出布告开除六位进步同学，罪名是“纠众群殴”。其实这个事件，完全是学校当局事先策划的。我们去交涉，进步同学发动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提出要学校当局收回成命;但学校当局说不能更改，把责任完全推到学生身上，我们就在北平的报纸上揭露了乔介林受人指使酗酒打人的事实。

　　<6>、一九三七年的“新五四事件”

　　在党的指示下，学联提出：“争取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口号，反对伪学联的分裂破坏活动。进步同学争取主动，就通过学生会、民先队的组织，用行动来促进学运的统一。提出联合举行“五四”纪念会，就是当时的一项具体措施。但伪学联不同我们合作，拒绝共同举行纪念会。我们又采取了积极主动态度，邀请他们一道举行纪念会，地点就在北师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面上答应在一起开，实际上搞阴谋进行破坏。当时，开会的台子就搭在师大露天操场上。会还没有开，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就把该校童子军调进风雨操场，他们每人手持童子军棍，准备捣乱会场。开会时，主席台上首先为唱什么歌发生了争论，伪学联要唱国民党党歌，我们则要唱《义勇军进行曲》。双方争执不下。正在执论时，伪学联主席李子华把我们主持大会的同学推下主席台，接着就拿板凳往台下砸，秩序马上就乱了。这时风雨操场里的童子军也冲了出来，打开了。我们的队伍事先也有准备，如果他们捣乱会场，就转移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继续开会，我们的队伍撤走后，剩下一小部分伪学联的人，志成中学童子军把台子圈起来，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公开出面演讲，骂进步同学，骂共产党，骂了一阵就散会了。他们散了之后，师大操场里满地丢下的都是铁棒子、榔头、锤子。他们开会前暗地里身藏武器，准备制造一场流血事件。这就是“五四事件”。这次阴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十分顽固的。

　　<7>、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同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展开过广泛而深入的争论。

　　当时有一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论共产党问题》等文章，公开倡导青年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引导青年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对学生运动提出“无条件统一论”主张解散学联，解散民先队。这些论点当时遭到很多进步同学在进步报刊上的公开批判。

　　北师大有许多同学，参加了学生运动中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回忆这些有关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探讨和斗争，这对我们当时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与提高。

　　“一二·九”运动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涌现了大批的青年干部，随着革命历史的进程，他们的绝大多数，经过长期锻炼，都已成为我们党的事业的有力骨干，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先后英勇牺牲了，其中就有不少是北师大的同学，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一二·九”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四化建设中贡献我们的一切，不断推动历史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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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忆 武汝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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