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忆武汝扬（七）

发布日期：2015-09-30 15:36 来源：《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作者：晋绥基金会

七、全校师生投笔从戎浴血抗战

　　(一)、周恩来批准成中组建师生抗日武装

　　周恩来是在抗战开始不久受党中央重托来到太原的，与他同来的还有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和程子华等都住在坝陵桥成中校园内。周恩来在此指挥八路军作战，多次同阎锡山谈判有关重大问题，并且指导中央北方局开展工作。经过与阎锡山的谈判，得以促成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她的成立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在“牺盟”全省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在许多场合和大会上都作了演讲，连阎锡山的上层人士、将领，也认为周恩来的演讲是很好的。此外，周恩来还给“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政干部训练团”约4000多名学员作过一次政治报告，报告是在国民师范大礼堂举行的。国师礼堂在太原市可算是大的，但也放不下那么多人，室内院里几千人挤得水泄不通。在长达三小时的讲话中，周恩来精辟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和办法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的必然性等问题。这些都是人们特别是青年和学生们最为关切的问题。周恩来的报告既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又有强烈的鼓动性，数千人凝神静听，被他的报告吸引住了。他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汇聚于太原的男女青年特别是学生们，对抗战开始何去何从尚存徘徊心理的人们指出了明确的出路和方向。

　　(二)、炮火中诞生的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

　　曹振之和冯福厚到校后，参予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作的有刘墉如、杜心源、冯福厚、曹振之和宁德青。他们在研究全校重大问题前都要先找学生党员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征求对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利于通过他们在学生中广泛地进行工作。在此期间，牲盟太原中心区领导人周子祯、王庆生也率领中心区人员来到清源，并同成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既方便了牺盟中心区在成中牺盟会员中开展工作，又对双方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仍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成中党组织对如何办学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后认为：成中现在已到了动员组织全校师生武装抗日，投笔从戎，抛头颅，洒热血，义不容辞的关键时刻了。学校党组织将此情况报告了北方局，北方局认为成中师生武装抗日的政治影响吸引各地青年和学生参加抗日意义是很大的，同意成中党组织提出的武装全校师生员工抗日的要求并报告了周恩来，他当即批准了成中的这一要求。

　　学校党组织遵照周恩来在迁校清源前已批准组建武装的计划，紧密结合当时抗战发展的形势，经过党员、“教联”、“社联”成员在教师和学生中的发动工作，1937年10月10日在清源城关成立了成中师生抗日义勇队，旋即改为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参加者以初中三年以上的同学居多数，也有部分初中一、二年级渴求从戎杀敌的年仅13、14岁的同学。游击队设队部：红军干部冯福厚总抓全队训练工作，政治教员是杜心源和曹振之。队部下辖三个分队，共九个班，每班12人。建队之初，共有师生120余人，并不是在校师生的全部。

　　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成立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有些思想进步的外校学生跋涉百里或数百里，慕名而来清源，要求参加游击队。这批学生来自第一中学、进山中学、并州中学、阳兴中学、友仁中学、祁县中学、定襄中学、崞县中学和沁县同川中学。

　　师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来源，除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拨给以外，太原市委指示牺盟太原中心区带不了的装具补充了成中师生游击队150条步枪和若干弹药，队员平均每人一条枪还有余。

　　游击队组成后，着重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及抗日军人素质的培养。课堂讲解《步兵战斗条例》、《内务条例》。在实际训练中培养真正的革命军人应具有的举止仪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学习八路军，按照八路军的建军规范，建立培养这支年轻的游击队。

　　游击队的军政训练在紧张进行之际，战动总会的组织部长曾到清源了解部队的情况。接着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程子华来校给全队人员讲过一次话。他们的到来又一次激起成中师生难以抑制的兴奋情绪。

　　10月下旬，国民党部队在忻口作战失利溃退，日军跟踪进逼。每天派飞机去太原市周围城镇、公路两侧，频繁侦察，狂轰乱炸。10月26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日军进逼太原城郊。11月5日，游击队正在野外实地演习，下午4点多种，日机五架突然低空向我游击队狂炸、扫射。由于各分队已疏散隐蔽，人员未受损失。但是，队部和各分队住的骡马大店，被炸得房倒屋塌，砖瓦遍地；大店门外腰粗的大树被炸断，骡马的皮肉飞挂在树上，墙壁上血迹斑斑，路面上炸出了大坑。敌机轰炸后，人心浮动，安不下心来。学校地下党组织认为，学校继续留在清源城关已不合适，乃决定遵照太原市委指示精神，连夜撤离清源城，进山区寻找战动总会。出发时集合检查，要求个人衣物不得超过7市斤，校长、教师每人背一支步枪和子弹；人还没枪高的小同学也背一支；多余的不少队员又增背了一支；每个人实际负重都有30—40斤。这样，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于1937年11月5日深夜走向了投笔从戎武装抗日的新征途。

　　与师生游击队一起行动的还有太原牺盟中心的全部工作人员。部队统由刘墉如、周子祯负责全面领导，冯福厚负责军事指挥。这支主要以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没有行过军，没有作过战，武器又落后，还有不少的人更不会使用武器。

　　在1937年11月5日夜行军中，常常遇到从太原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四路并行争先夺路，象是敌人正在尾追。沿途还有很多逃难的群众，呼儿唤女，马嘶驴叫，一派兵慌马乱的景象。没有经受过锻炼的师生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身背枪支、背包，有些人体力不支，负重行军已感到吃不消，加上撤退下来的零散部队穿插干扰，夜行军一整夜，第二天黎明即11月6日，才走了十五里地，在东圩村驻下。6日早饭，对这支年幼的部队又遇上了新问题、难问题，即没有以连队为伙食单位，机动灵活的适合战争状态的组织形式。后来想起来，那天吃饭真有意思、好笑，一大锅一大锅的小米焖饭，老是吃得没完没了，老是吃不完吃不饱，一顿早饭就吃了好久好久。

　　在东圩村休息一天，学校曾派人返清源城察看，回来后描述了他们的见闻：学校公物和师生私物，都被溃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当地的地痞流氓洗劫一空。公路两侧因溃兵和逃难人群争相夺路，阻塞难行。溃退部队经汾河桥时更是各不相让，被挤撞到河下的难以数计。

　　利用休息天，重新编了队。由清源牺盟会和成中学生动员组织起来的50多名农民，都自愿参加了师生抗日游击队。全队编成四个中队。其中学生编成三个中队，每个中队约130—140人，农民编为一个中队约70人。队部(内有教师18人)下牺盟中心区干部编为一个小队；侦察班、通讯班、警卫分队合组成一个小队；还另抽调学生10多名组成一个宣传班，在行军中开展宣传工作。

　　部队从东圩村出发进入交城县山区，途经磁窖沟等村，宿营不住民房，住在庙里睡在戏台上。不向农民摊派要粮食，一葱一蒜，都是公平交易。这笔费用是从带出的校款中支付的。个人需要用的针线、山货之类物品，都自行付钱。有不少学生从来没有和农民接触过，说起话来还是拿腔拿调的学生腔。但是，就是这样一支背着武器，有身穿制服的，也有穿长袍、外套西式大衣的；还有围围巾、戴礼帽、架眼镜、穿皮鞋或运动鞋的队伍五花八门，却都能自觉地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为言谈举止的准绳，确实做到了“秋毫无犯”。事实足以说明，这支队伍一开始组建，就以八路军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与此同时，在这个山区的车马大道、崎岖山路和沟沟岔岔里，还有不少身着军装倒扛大枪，枪梢上挂着鸡、羊肉、猪肉的;有的赶着驴、驮着粮，三三五五溃不成军的散兵游勇。他们沿途“打家劫舍”、坑害百姓、奸侮妇女、残害老孺，所过之村十室九空。日军铁蹄尚未到，他们捷足先登已把老百姓搜刮一遍了。面对这些情况，开始队的领导慎重考虑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刚刚出现新局面，也就各走一方未予置理。只是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才不得不制止那些溃兵们的扰乱行为，对其中态度野蛮不服管教的，就收缴了他们的枪，把抢劫的牲畜退还给群众；对个别身无分文的，发给一、二银元。我军“秋毫无犯”和为民除害的行为，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赞誉，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仁义之师”。

　　(三)、沙沟事件的正确处理

　　当娘子关沦于日寇，晋北忻口地区国民党部队在进行了23天攻防战后溃退下来了，日军尾追紧逼，太原形势危急。阎锡山留给傅作义守太原城的部队，除从忻口撤退下来的35军所属第211 旅和218旅的六个团外，另有原晋军61军的第213的2个团、新编独立第一旅的三个团、21和25两个炮兵团、炮垒大队和一个高炮连，还有73师师部。这个73师属下有个团，并未奉令守太原城，听说师部已进入太原城内，团长赵霖却率部临阵脱逃窜入交城县山区。这一情况，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从东圩村出发时一无所知。

　　师生抗日游击队从磁窑沟出发经过峪口又进入一个山区，途经东社镇时发现那里驻有晋绥军，当哨兵问我们是哪部分的，答以“八路军”就过去了。到沙沟村后，有的教师说：“实在走不动了”。将此意见报告到游击队领导上，经决定就在沙沟宿营，时已11月8日夜9点钟了。沙沟村坐落在一个山势并不算高的山脚下，村里房舍一律坐北向南。从东往西一溜铺开。房院疏散，毗邻间隔较宽，全村形成一个狭长状。成中的教师、游击队队部的同志都住扎在村东的一个大院子里，各个中队住在村西头。9日清早太阳刚出来，部队还没出发，队部得到报告说：成中两个同学昨夜掉队失踪，估计他们很可能被东社镇驻军扣留，队部立即派两个队员带着冲锋枪去找，人没找到，冲锋枪却被东社镇驻军强收去了。二次派往东社镇的人还没返回，游击队正在集合待命出发之际，发现村庄四周的制高点都被来历不明的军队占据，不时传来枪声。当各中队整队出村却被国民党部队阻拦在村西口，说是要我们随他样一起“联合”抗日。驻在村东头的教师和太原牺盟中心区的人也都被那些军人胁迫到打麦场上。随后全部游击队人员都被引到东社镇。师生游击队仍在等待领导的指示，三个中队都暂时住在镇上一个两级小学校里。

　　此时，刘墉如、冯福厚等领导人才得知：当地驻军是35军73师的一个团，由赵霖带领窜溜到东社镇时只剩下三、四百人，还保留着团部和三个营的番号(实际只有两个营)。赵霖表示“中央军跑了，晋绥军垮了，这碗饭吃不成了”。实际上，他是妄图扩充实力“占山为王，霸据一方”。刘墉如等当即就眼下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了解到的情况，研究了对策。赵霖是要把他这个团的架子扩充成一个师，自任师长。并说要派刘墉如为师的政训处长，把两个营扩充成两个团，要杜心源、焦国鼐分别担任两个团的政训处长。“要想办法出去些人，找程子华汇报，请示办法”当研究如何可以先摆脱出去时，乃利用赵霖招兵心切的心理，巴不得早点实现当师长之美梦，经刘墉如一说可派牺盟会人员下平川以扩兵，赵霖便点头同意牺盟中心区人员去平川带新兵。这样牺盟会人员便乘机赶到离石县找战动总会。

　　牺盟中心区全部人员脱离赵部后，成中庶务员王嘉模通过在赵霖部队中的亲戚了解到赵部的不少情况。游击队领导刘墉如等与赵进行谈判。刘以他本人在山西教育界的身份、影响与威望，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下，理应团结抗敌，牺牲救国；赵部阻留我抗日部队，破坏统战是违背二战区阎司令长官旨意的；并对赵霖以所谓“合作”抗日为名实乃妄图并吞的实质，一一予以驳斥。同时提出：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建制不能编散。赵霖多次无理纠缠，但已心虚理亏，顾虑重重。经我方代表耐心晓以大义，最后双方议定：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建制不变动，进驻距东社镇约40里的会立村整训;由刘墉如负责组成赵部的政训处；由杜心源、宁德青分别率领教师和学生组成两个工作队，负责赵部两个团的政训工作。谈判结束我队进驻会立村后，队的党组织即派冯福厚离开东社去找八路军部队联系去了。

　　赵霖同我方谈判后，不知他编造了什么谎言，竟然自报为文(水)交(城)游击司令被阎锡山批准，将原辖的两个营改为团的番号，即423团团长张亚光(即张团)；424团长郑逵(即郑团)。后来赵霖又把收留来的零散溃兵编了一个团，未经我方允许，还将我师生游击队的第三中队的农民强行分散编入他的几个团内。

　　我队开进会立村后，由曹振之负责抓学生工作。各中队仍按号音起居作息整训部队。同时，大力组织党员秘密地通过各种方式如：领发粮、油、菜、开会、上课等活动，团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稳定部队情绪，并设法到驻地附近村庄做民众工作。还想方设法了解赵霖部队的内情等等。

　　由杜心源率领去张团的工作队，有王仁山、焦国鼐、武汝扬、董文立、温宗祯、赵守封以及赵的妻子高西令等八位教师。还有庶务员王嘉模，是去团部作张团的团副的。由宁德青率领去郑团工作的有教师刘静山和年龄稍大的中共党员学生三、五人。

　　事有凑巧，在以杜心源为首的在张团进行工作的，刚巧是八人，其中还有一位是女性，真如同民间传说中所说的在数量上性别上完全一致，故共同戏谑地说：我们是“八洞神仙”。在大炕上睡觉的顺序从左到右是：高西令(女)、赵守封、温宗祯、董文立、武汝扬、焦国鼐、杜心源、王仁山。我比高西令年龄稍大几岁，其余六位男的都比我大，而且那时我比较活泼、好闹，特别是爱同高西令斗，故高叫我是“武鬼”，其他有些人如温、董也跟着叫我“武鬼”。

　　刘墉如、杜心源、焦国鼐等都是多年在太原做教育工作的，有一定的身份、有相当影响的公职人员，而且他们在山西的政界、军界、教育界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也结识过某些上层人士。加之，抗战之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形成，某些友军也不得不高唱团结抗日的腔调，借此以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刘、杜等在赵霖部搞工作，赵霖一时还不敢采取后果可能对他们不利的措施。在如此客观环境下，游击队党组织决定，应利用搞政训工作的合法身份，创造条件，分化瓦解赵部，扩大张亚光、、郑逵与赵霖之间的矛盾，把可以争取的人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走并肩团结抗日之路。抓住一切机会向下属官、兵晓以大义，进行大敌当前维护统战团结，一致对外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杜心源等除了着重做张亚光和郑逵的思想工作外，还适时地带领工作队到团里教全体官兵唱抗日救亡歌曲，对全体官兵讲话。讲的内容主要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精忠报国、流芳千古”的爱国救国道理；还讲“团结合作共御外侮则存;中国人打中国人、枪口对内，国则亡。”等等。宣传一些时事新闻鼓舞士兵。在没有经过革命改造的旧军队中存在着“兵随将转”、“从一而忠”的人身依附陋习，赵霖部也并不例外。杜心源紧紧地抓住这个特点，拿出很大的精力做张亚光的工作。当杜同张接触后，即发现此人很重义气，也有爱国正义感，对日本屡屡侵略我国有不满情绪。他俩在叙谈中，当张得知阎司令长官的警卫旅长杜春沂是杜的比较近的本家，王嘉谟的父亲原来是他的至交时，就萌发起依靠杜、王更有“前程”的念头，于是张亚光处处表现亲近杜和王。杜每与张谈心时因势利导，二人说得愈来愈投机。一次，张对杜说，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问他想说什么?他就提出要和杜结为金兰之好。为了争取张，杜慨然答应同张结拜，以兄弟相称。从此，杜在张团开展工作就更为方便。张还送给杜一手枪。张亚光同郑逵，因是河南老乡，又有结拜之缘，私交深厚，无话不谈。张的言谈、见解对郑有决定性的影响。张、郑二团长对赵霖占山称霸，不找其主力部队归队，自封为“游击司令”是不满意的、不服气的，经常有所流露。他们还流露，阻留师生游击队和山西合法的抗日救国体牺盟会的工作人员，日后如遇不测，向上峰是交不了账的，身为一团之长罪责难逃。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在交城山区周围还驻扎着早已闻名的贺龙将军的部队时，更显出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善处。杜心源与张亚光多次深谈，指明如何走上真正抗战的正确道路，立新功以赎前衍之后，张亚光乃毅然下决心，脱离赵霖，弃旧图新。他表示大丈夫想当年奔入行伍，志在报国，光宗耀祖，继续追随赵霖，真乃朝不保夕，误己误事，将会悔之晚矣。张亚光在向杜心源表述了他的决心后还说：“五百块银洋也换不来你们一个念书人，你们可真会教育人!作为一个军人，兄弟我是实感惭愧啊!”。

　　当杜估摸张亚光确已真心实意要摆脱赵霖，愿意同师生游击队并肩抗战的态度后，又与张商量怎样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如用什么名义把部队带出去，拉向何地？对郑团怎么办等等。杜用引导方式反复同张商讨办法，并寻几种方案做了比较后，他俩商定：以夜间野外演习为名，先将队伍拉出赵的防区，翻越吕梁山后向西先找战动总会。部队行进顺序由张挑选精干连队走前卫，师生游击走在中间，张团长率队伍走后卫作掩护。为防止意外，规定待师生的队伍翻过吕梁山后，张团长和杜心源带后续部队再跟进。同时，由张团长做好他身边和手下骨干指挥官的工作，由杜心源通知刘墉如和去郑团工作的宁德青等借口开会到会立村集中后，按曹振之转告的意思行事。出发以前，张团长给郑团长留下一信，交代他的联络参谋，等部队出发后再送给郑团长。信内告知张团及师生游击队已出走，指出继续跟赵霖没有出路，愿意跟我们走也可以，愿意回原部队去也行。交谈中，杜曾问过张，郑团知道我们了会不会有别的想法出意外事?张说他们有过默契，不会的，可以放心，郑逵不会来打我们。

　　于是，师生游击队与张团所部，在1937年11月下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间，离开驻地出发了，在郑团工作的宁德青、刘静山等，接到“开会”的通知立即赶回会立村，师生游击队已经开走，他们从老乡那里得知部队去向，急往岔口村方向追去，行经岔口村又得一位老者的指点，跟踪直追至吕梁山下离石县的小神头村才回到师生游击队。在小神头村，张亚光收到郑逵心腹参谋送来的信。表示决心脱离赵霖，立即赶来。隔日，郑团即赶来小神头村会合在一起了。张亚光高兴戏谑地说：这是“萧何追韩信”。还有一件事值得追述的，就是部队在小神头村时，赵霖还专派他的参谋长前来说服张亚光，希望最好师生游击队和张、郑两团都回去，如游击队不回去，则希望两个团回去。理所当然，他的要求为我们同张团所拒绝。于是赵派来的那位参谋长也不回去了。此时赵霖成为“孤家寡人”了。没过几天，阎锡山即命令骑一军赵承绶将赵霖以“临阵脱逃、座山为霸”之罪名给就地枪决了。赵霖的黄梁美梦落空了，而且还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部队从小神头村出发到达离石县属的信义村休息了三天，11月23日由信义出发，经离石县城，到马茂庄村外稍事休息，程子华立即赶来看望全体同志并讲话表示安慰和鼓励，当晚宿营于歧则沟。

　　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在交城沙沟被赵霖部队暂短阻留，即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客观形势，尤其是有多年在白区搞党的地下斗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员刘墉如、杜心源等，他们在对待与处理这一政治上的意外问题时，掌握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用政治解决的办法，在众多教师和学生的有力配合下，领导师生们通过有针对性的策略和细致的政治工作，争取出张、郑两个团，正确处理了受阻留的问题。这是师生游击队从11月9日在沙沟遇阻至同月的25日到达离石城短暂的十七天中取得的一个有意义的胜利。这年12月初，杜心源同刘墉如等前往马茂战动总会汇报时，适逢邓小平由延安返前方过那里在座，他得知师生游击队的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非常高兴地说：“赤手空拳带出两个团，这个功绩很大”。对于这段经历，张亚光也颇有感受地说：“谁说枪杆子厉害，我们扛枪杆子的，还不是叫你们拿笔杆子的给拉过来了”。通过这一生动、具体的斗争实践，给师生游击队的每一位成员都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深刻的影响和教育意义。

　　部队到达离石城，就是进入晋西北地区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驻扎在岚县城郊一带。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委员会驻在离石城郊的马茂庄，城内还驻着友军高桂滋部。张、郑两团和师生抗日游击队一起到达的消息很快就被阎锡山知道了，他即向在山西的中共领导人要这两个团归还他的部队建制，甚至说成成中学是山西的学校，也应该和张、郑两团一起归他领导。而张、郑两人也愿意和游击队在一起干一番抗日事业的。当然，他们也有怕归属阎锡山建制后，受打击报复的顾虑，执意不肯归旧建制。为了维护刚刚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以利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经战动总会领导同志反复说服他们归还建制，并且为他们举行宴会送别，张亚光、郑逵两位团长与我们游击队依依不舍，挥泪道别，勉强地带领所属去找驻扎在中阳的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了。

　　1937年12月师生游击队奉命移防离石城郊歧则沟村，整编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第四支队。

　　此时，王仁山、焦国鼐及我和30来位成中高年级学生也被战动总会调离师生游击队，另行分配做地方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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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忆 武汝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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