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忆武汝扬（九）

发布日期：2015-09-30 15:39 来源：《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作者：晋绥基金会

九、在河曲县战动总会工作一年半

　　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移防到离石县城郊的歧则沟并整编为战动总会所属游击第四支队就地整训。焦国鼐、我及王仁山，还有成中高年级同学20多人同时调离游击队另行分配前往保德、河曲、偏关三县开展各县的战动委会工作。临时编制为三个小组一个小队。总领队是刘丹顿，便于指挥行动。下设：保德焦国鼐带若干同学；河曲由我带同学师海云、郑培、高润年、袁长洲、连光远、冯×、还有原成中职员王幼卿；王仁山带同学若干到偏关。

　　记得还很清楚的是这一小队人马宿营于兴县城时正好是1937年年底，在兴县城过了1938年元旦后，小队才继续北上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兴县城时巧遇上老友牛联棠(即牛治华)，他还送了我一条小棉被，真是雪里送炭，因为我的行李、衣物已在沙沟事件中丢失尽净了。路过保德县城留下了焦国鼐他们小组，至河曲县城又留下我这个小组，王仁山小组接着北上至偏关县城。

　　我和同学们到达河曲县城后就被安排住食在动委会机关所在地文庙。那时，河曲县动委会已成立并开展了工作。1937年8月，我八路军奉党中央命令，从陕甘宁边区挺进至抗日前线的山西。在我党领导下，在山西又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同年9月，我党派120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文烈带领十多位八路军干部来到河曲，成立了河曲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县动委会名义上由顽固县长王庆轩担任主任，这是一个靠反共起家的旧军营长。徐文烈担任副主任委员。曾三和吕义山都在河曲呆过帮助开辟党的工作。县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历届是：旧县长王庆轩兼，后来就由徐文烈、王焕光(共产党员、牺盟特派员)、武汝扬担任。

　　河曲是山西省最偏西北的一个县。相传是河有九湾十八曲，河曲就是其中一曲。这县和陕北府谷县的北端，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隔河相望，东同偏关县紧邻。河曲县城紧靠黄河，为以往的水、旱码头，交通要道。虽然受到过大革命的冲击，但由于在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下，是反共防共最顽固的堡垒之一。

　　1937年8月在我党领导下，在山西岢岚建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总会)，这是一个统一战线型的拥有武装的战时政权组织。

　　战动总县的主要任务是：

　　（1）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

　　（2）发展群众抗日武装(自卫队、游击队)；

　　（3）动员新战士补充军队；

　　（4）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5）组织领导各个抗日群众团体；

　　（6）筹集、分配粮秣；

　　（7）运转武器、弹药和伤病员；

　　（8）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植干部；

　　（9）动员广大群众，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0）努力准备粉碎敌人的新进攻；

　　（11）开展敌区与敌人后方的工作。

　　在各级党委各战动总会的双重领导下，河曲县动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追述如下：

　　(一)、三区的“合理负担”斗争

　　1937年秋，阎锡山的区公所向各村分配“合理负担”，这种摊派式的负担分为三等。大体上是：地主、富农属于头等户，每季三元；中农属于二等户，每季两元；贫农属于三等户，每季一元。级差很小，贫苦农民负担很重。为了反对这种不合理的负担，三区动委会组织了当地贫苦农民十几人找顽固区长交涉。他见此情景很恼火，向前来交涉的农民咋呼了几句，说他们竟敢反对“合理负担”，这些农民听到此话都吓走了，只剩下三区动委会主任任子良和其他两个干部，还有几个士绅。区长认为任子良领来农民向他示威，就说任是反对“合理负担”。大家争辩了几句，李区长就发了火，马上抓住任的胸脯，并呼唤区警要将任捆起来。任两手抓住李区长的手愤然反抗说:我反对的是不合理的负担，在旁边的区助理员、士绅以及其他干部都纷纷劝阻，没有捆起来。第二天，正巧县动委会在县城文庙办公地点召开会议。县长王庆轩主持会议。当谈及三区因争论“合理负担”时，王庆轩就愤怒地说：“昨天李区长来电话说，有人反对‘合理负担’，就是你——任子良!散会”。真是耍流氓！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会议上，改选了三区动委会。任子良任主任委员，推选了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区动委会，把一些绅士派的人物选下去了。一季的合理负担，经研究结果，分为三等九级：最低三角六分，最高四十多元，没有负担能力的贫苦农民不负担，取得了“合理负担”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二)、开始秘密建党

　　1937年10月间，中共偏河工委派赵希贤(赵宋儒)来河曲开展党的工作。他是陕西府谷县赵家寨人，来到以后，住在三区巡镇，秘密进行党的建设工作。随徐文烈来河曲工作的八路军120师的雷满清、陈诗华作为三区动委会的武装部长，住在区武装自卫队队部。经过雷、陈等了解、教育，在1937年11月间，由他俩介绍，吸收任子良为中共正式党员，由潘纪文在任的家中接受了任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并发给任《新党员训练大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两个文件，这是由晋西北区党委印发的。任经常去找赵希贤，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不久以后，赵指定任兼中共三区区委书记。任子良又介绍任良弼等入党，赵介绍了丁满仓等入党。抗日自卫队很快发展成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其中刘在田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展成共产党员的。县动委会是由徐文烈等发展了贾绍谊、贺光后、王振华等入党的。不久，赵展山(赵旦)来河曲工作，他和赵希贤是同乡，还是叔侄关系，他住在五区丁家洼他姑母家中。高振武在五区自卫队和赵展山去丁家洼等地，发展了周元在、钟太灵、乔英怀、钟怀望等入党。

　　以上就是1937年底以前河曲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的概况，人数不过10多人。

　　1937年冬季在战动总会布置下，开始组织农会，为适应新形势，旋即改农民协会为农民救国会。

　　1938年元旦节后不久。战动总会派我和郑培、师海云、高润年、袁方、连光远、冯×和原成中职员王幼卿等来河曲工作，郑培、师海云分别担任四区、五区动委会主任，其他人留在县动委会。

　　(三)、第一次反击日寇扫荡的前后

　　1938年春季，日寇向晋西北进行第一次“五路围攻”。徐文烈和他带来的部队干部带了一部分抗日自卫队员加入120师去了，留下的队员暂时解散了。徐走时将他的党员关系交给了赵希贤。当敌人侵入河曲境内时，阎锡山县政府和东北军骑二军何柱国的部队都逃跑过黄河西岸那边去了，只剩下一个排和敌人有过接触。我党晋西北党委临时指定由潘纪文领导河曲县动委会、牺盟会等群众团体组成的游击队，同日寇周旋。晋西北区党委罗贵波由偏关到河曲二区境内巡视工作，他的公开名义是120师民运部长。他指示要保存实力，不能和敌人打硬仗。在二区和敌人稍有接触。在三区土沟附近的河岔，我八路军袭击了敌人，加以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主要的是我八路军在晋西北全面展开反攻，因此，敌人在河曲城关和二、三两区一带流窜了几天就撤退了。沿途老百姓则大遭其殃，敌人临撤退前把敌人尸体连同个别重伤号抬到河曲城关一个商店叫双合义的院子里，用汽油火化，带走了骨灰。敌人撤退时，路经石板沟，我警备六团同敌人打过一仗。

　　反扫荡胜利后，顽固县长王庆轩及其县政府又从黄河西岸回到县城。第一件事就是王庆轩同我们大发雷霆，斥责我们为何能成立临时县政府，推选王焕光为临时县长。我们——县动委会和牺盟会则坚决予以反击，质问他们:你们逃跑了，县里群龙无首，没有了领导，为什么不能成立临时县政府呢?双方斗争了一阵子，王庆轩见斗不出什么名堂来，我们还据理力争，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反扫荡后，很快就恢复了全面工作。城关的张三焕和樊之美在日寇占领期间当了汉奸，曾组织维持会，把他们枪毙了，真是遗臭万年。不久，顽固县长王庆轩被调往傅作义的35军任副官长，阎锡山委任贾鉴辙为县长，县动委会主任由我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是李实中，公道团长徐象龄，不久又换为管允贤。三区动委会仍由任子良担任主任委员，区动委的人员迅速扩大到二十多人。办公地点在巡镇街南端一个商店的院内，中共三区区委连同中共县委都被掩护在这里办公。当时处在地下活动，党的关系十分严密，只准发生单线关系。工作人员生活非常艰苦，生活待遇每人每月粮食45斤，小米、莜面就是好的，白面很少吃到，津贴费每人每月只有三元。区动委会每月只有10元的办公费。除尽量节约开支外，节省下的钱，都交给县委赵希贤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县动委会将节约开支剩下的部分，每月必须交给河偏中心县委负责人马林10元。我们除进行党的工作、抗日救亡工作以外，还动员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

　　1938年夏，晋绥军35军傅作义部移防驻扎在河曲城关，同县动委、牺盟会的关系还是好的。该部政工干部中有我们一部分党员如潘纪文、李岗等，通过彼此的友好相处，我们和35军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因此环境比较稳定，有利于我党和群众团体组织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为了开展同傅作义35军的统战工作，我每过几天就要去住在城关附近的35军军部看望傅作义，与他取得联系。还记着1938年秋武汉失守后，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说：连武汉都失守了，内部还闹不团结。

　　(四)、三区、五区农民群众大请愿

　　河曲是个贫穷县，当时人口只有11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靠跑口外维持一家生活。当时在人民中传播着一首顺口溜“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卖风流。”全县的财富，城关就占一半。城关有所谓十大富户：张端、夸裕、王锡珍、李启、王孟、余务本、佳琦、佳俊(常姓)在其中，拔贡、九贡(张姓)随后跟。这些富户又占去城关的大量财富。就是十大富户以外的刘来福，也有11万元的财产。但是，河曲的“二五减租”很难推行，“合理负担”很不合理。国民党和晋绥住军在农民中间吃了很多粮秣，只打白条子，不给现款，欠下农民的大量粮秣款。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这怎么能谈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为了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军队积欠下的大批款项归还农民，1938年11月间在党的领导下，由县动委会协同牺盟会等群众团体，发动起三区和五区的农民1000多人向县政府进行请愿。当请愿队伍进入城关时，天气已经昏暗，老爷们城门紧闭吓得不敢出来，城墙上布满了军队，到处支起机关枪如临大敌。当时三区区动委会主任任子良穿着一件不挂面子的老羊皮袄，站在群众中间指挥请愿队伍，大家喊口号，请县长宋万华出城接见，答复群众要求。这样坚持了很长时间，宋万华只得从城里出来。在南关戏台上接见请愿群众。他只是笼统地答复了大家的要求，很不具体。由于请愿的队伍组织得不够好，加以队伍已经长途行军和长时间等待，人困马乏。大家听到这种答复，农民队伍就向羊儿坡撤退。任子良赶到大队的前面，在大车梁的路壕里，对大家讲话，说明由于对方答复很不具体，要大家推选出八位代表，明天到县政府继续谈判，大家同意照办。第二天上午，由县动委会派了几位同志，陪同八位代表到县政府谈判，取得了比较园满的结果，大家胜利而归，群众情绪十分高涨。

　　河曲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党和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证明我党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其它各项政策的正确，我党团结了全国各阶层广大的抗日人民群众，真正代表了国家各民族的最根本的利益。可是却由此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憎恨，他们把进步力量的发展视为眼中钉。1938年7-8月间，战动总会、河曲县动委会以及各县的动委会都被迫解散。县动委的外来干部回总会后，其余的和本地干部都转移到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牺盟会和公道团各方面继续坚持工作。大家对阎锡山强迫撤销战动总会和县动委会这样一个革命组织非常气愤，并且对战动总会各县动委会革命组织和那一段朝气蓬勃的工作都非常留恋和怀念。

　　这年冬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投降派，第一次派飞机三架轰炸了河曲城关，幸而没有伤亡。当年10月间第二次又派来飞机34架轰炸了河曲城南关，死亡200多人。实际上，自从傅作义的35军于1938年夏季进军绥蒙地区被顶回退住于河曲城关后，日寇就不时地派带尾巴的飞机来轰炸河曲县城关。记得在1938年冬或1939年春我的小学同学李钢来看我(他正在35军政治处和潘纪文一道工作)，当时我正有点小病躺在坑上，遇上日寇飞机来轰炸，其中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房后不远的厕所茅坑内，幸无伤人，但已距离很近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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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忆 武汝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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