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忆武汝扬（十一）

发布日期：2015-09-30 15:49 来源：《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一、临县白文镇晋西北第四督察专员公署晋西北事变与晋绥地区反顽固斗争的胜利

　　抗战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坚持敌后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希望看到的。广州、武汉失守后，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反共活动。1939年12月，阎锡山置抗日大局于不顾，悍然令其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军事进攻，导致了晋西事变的发生。面对阎锡山顽固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站在维护人民抗战事业的立场上，先则反击，继则调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由于采取正确政策，经过艰苦努力，使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一场危机得以化解。

　　(一)、阎锡山之所以同意组建新军，旨在扩充军事实力。山西新军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抗日，同阎锡山的本来愿望背道而驰。因此阎锡山对新军的态度逐步从扶植到限制，一直发展到公开的军事进剿。

　　1939年3月秋林会议后，阎锡山顽固派频频制造针对新军新派和八路军的磨擦事件。战动总会被强令取消；撤换新派的专员、县长；八路军、新军筹粮筹款遭到限制或禁止；新军中打击政工人员的事件屡有发生。

　　针对阎锡山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倒退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晋西南区党委)先后发出指示，提出了针对阎锡山的对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一道，对阎锡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阎锡山顽固蓄意制造的瓦解牺盟会、打击新军、破坏抗战的磨擦事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阎锡山顽固派降日反共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抗日军民时刻警惕着突然事变的发生。

　　(二)、秋林会议后，阎锡山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沿着对日妥协投降的道路滑下去。首先他们倡言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取消群众团体。其次他们收买一些人进行破坏活动，铺设投降道路。第三他们派出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所谓的“蛇蝎蚰蜒”到各行政区，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决死队、牺盟会、各救亡团体以及进步的抗日政权的活动。第四他们公开庇护汉奸。第五他们频繁与日军接洽投降。

　　1939年11月，阎锡山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阎锡山诬称新军为“叛军”)。11月29日，陈长捷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时于5日向同蒲线之灵石、霍县段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旧军居后“策应”。其目的显然是妄图造成日、阎军前后夹击决死二纵队之势。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当地新军及时发现阎军阴谋并采取了行动。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晋西南事件中我们的方针的指示》。12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要点是：坚决反击阎锡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坚决保护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同日六区专员公署和决死二纵队宣布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并召开誓师大会，准备对旧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新军与晋西支队面对数倍于己的旧军，奋战至12月21日。

　　晋西南地区新军、八路军和一批共产党员、干部分别向晋西北、晋东南地区转移，在紧急情况下保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三)、晋西北区军民反击顽固派

　　晋西南新军和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转移到晋西北时，晋西北的新、旧军之间也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晋西事变发生之前，晋西北各地早已磨擦迭起。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中共各级组织、八路军、新军和各抗日群众团体，进行了坚决的反磨擦斗争。

　　晋西事变发生后，12月31日，率领120师主力在晋察冀边区作战的贺龙、关向应致电358旅政委罗贵波，对晋西北八路军应付突然事变支持新军新派进行了安排部署。决死四纵队内部肃清顽固旧军官后奉命转至岚县地区，靠近358旅旅部，继续整顿内部。

　　根据贺龙、关向应的指示，罗贵波于12月14日作了作战部署。

　　12月15日、16日两日，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最高军政长官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师、旅级以上干部高级秘密军事会议。会上传达了阎锡山的命令，具体部署了进攻新军、八路军的作战步骤。

　　爱国的国民党元老、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他获悉阎方进攻决死四纵队和358旅的部署后，他带领两名警卫员分骑三匹马昼夜兼程，于18日赶到史家庄358旅旅部告警。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与罗贵波共同听取了续范亭的报告。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罗贵波、赵林向续范亭建议并经他同意，调暂一师36团到岚县机动。

　　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晋西北旧军动向，在岚县史家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

　　1940年1月1，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开始对赵承绶骑一军和郭载阳33军实施自卫反击。

　　1940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抵达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地区的反顽作战。临县阎顽军为保存实力再图反扑，于1月13日夜弃城南逃。赵、郭残部越过汾离公路逃往晋西南。

　　八路军120师主力于1月底2月初陆续返回晋西北后，与原在晋西北的各部队配合作战。阎顽军残部越过汾阳军渡公路向南溃窜。至此，由陕北进到晋西北地区的高双成、马占山国民党军也经劝说退回黄河以西，旧政权同时被全部摧毁。

　　(四)、晋西事变的和平解决

　　早在1939年12月上旬，晋西事变刚刚发生之际，彭德怀就曾亲赴秋林居间调仃。1940年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继续争取与阎锡山团结抗日的决策，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致电阎锡山的参谋长楚溪春，提议调仃新、旧军冲突。同时毛泽东、王稼祥电示薄一波、续范亭等新军领导人及各地牺盟、民青，应继续不断地打电报给阎锡山，发起和平攻势，向阎锡山、梁化之通电，痛切陈词，表示愿意继续拥阎抗日。

　　1940年2月23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信中说：目前国际形势日见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必能处理。肖劲光、王若飞持此信于2月25日抵宜川县秋林镇见阎锡山，向阎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妥善处理山西新、旧军冲突的意见，阎方军政人员均表示欢迎。肖、王又向阎提出了五项和平解决冲突办法。2月28日，阎锡山复信毛泽东：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四个年头，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2月29日，肖、王离开秋林回延安。

　　1940年5月9日，为进一步促进山西统一战线的巩固，以利团结抗战。周恩来又亲笔写信给阎锡山，信中指出：山西新、旧军之争，必有奸人拨弄其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

　　在共产党人多方努力之下，山西新、旧军冲突得以和平解决，山西抗日民族统一得以维护。这是共产党人依据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执行了正确政策和策略的结果。

　　面对阎锡山企图以武力制服新派、控制新军，进而打击、排斥在山西的八路军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在旧军向新军发动军事进攻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的方针。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协同新军对旧军的进攻实行了坚决反击。阎锡山以旧军吞并全部新军的企图未能得逞。如果新军面对旧派的进攻不予反击，其结果必然是：失去新军、孤立八路军，人民抗日力量遭受损失，民族抗战事业受到挫折。对国民党方面策动的反共的倒行逆施，退让只会招致得寸进尺，使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及新军陷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因此，晋西事变发生后，坚决反击旧军的进攻，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在阎锡山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之际，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居间调仃新、旧军冲突的决策付诸行动。中共中央总揽全局，权衡利弊，把晋西事变的解决引入了正确的轨道。中共中央的决策是与客观形势的要求相适应的。

　　纵观晋西事变全过程，反击与调仃，都是适合当时形势要求的明智决策。牺盟会、新军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始终坚持“拥阎口号”，为晋西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初我党领导晋西北军民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反顽固斗争的胜利，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在晋西北地区两种军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在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过去由于阎锡山旧政权、旧军队长期盘剥与日寇的掠夺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贫困，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军政经费缺少来源。因此，加紧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及其最高领导机关——晋西北行政公署，就成为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非常迫切的首要任务。

　　(五)、对晋西北事变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回忆。

　　1939年3月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强令取消战动总会。战动总会的大部分干部不得不转移到铁路东的晋冀察地区继续坚持工作。河曲县动委会干部也于1939年6月结束工作。我同李光清、师海云等几人回到了战动总会在岢岚的留守处，看到了南汉宸、武新宇等原战总会的领导人。晋西北区党委机关也在岢岚县城，看到了罗贵波、白坚和饶斌等领导人。1939年8月罗、饶分别同我谈话，区党委经研究决定：派我到临县白文镇晋西北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工作，但没说什么具体职务。晋西北事变后，才据罗贵波说过：原计划与张隽轩说好要我到岚县做县长，换掉反动县长张明甫。后来为什么未实现，就不知道了。

　　我单枪匹马、一人到达白文镇——四专署的所在地，开始借住在第四保安政治部机关。当时刘墉如任政治部主任，韩林云、常芝青、刘静山等任科长。经同张隽轩会面谈话后，他要我到四专署作秘书工作，具体任务是分工管理四专署所属各县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当去四专署时，罗贵波说：因环境关系，你的党的关系你自己不要带，会有人找你接上关系的。果然差不多不到一个月，韩林云找我说，你的党的关系来了，你就和我单线联系。当时韩并未说他同区党委是单线联系，也未说过张隽轩是特殊党员，他同区党委领导人也是单线联系。

　　大约是1939年11月间，当时晋西北行政公署的主任赵承绶从兴县蔡家崖移防到临县城驻札，声称是来巡视。行署的秘书长叫李崇才的也跟着先来到白文镇专署驻了两、三天后也随后到了临县城。行署的机关也随着赵承绶一起转移到临县县城。种种迹象充分表明，使人不得不怀疑将有大事件要发生，只为下来“巡视”为何还带有全部行署机关的所有人马呢?

　　大约是11月的某一天，张隽轩叫我到他公馆对我说赵主任现在临县城，要他去。他要我陪他去一趟。这天，他和我及警卫员骑着三匹马去临县。在临县城我陪他去见赵承绶，赵说他是来巡视工作的。呆了两、三天，三个人就又回到了白文镇。不几天，张隽轩去他公馆同杨效农(专署秘书主任，原秘书主任郭瑞亭已调到赵承绶的行政公署)、韩林云、常芝青和我等几人商量，说赵承绶二次叫他去临县有要务。当时，我的意见是他应借口设法不去，没有去的必要。但不知他当时究竟怎么想的，他还是带着他的老婆刘国英去了临县。他对我们几个人以及专署公署应如何办未表示明确态度。不几天，他给杨效农写来封信说：赵承绶要他办理交待专员公署，人马、物资一律办交待。赵特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把专署的印章送到临县城。

　　在此紧张的形势下，乃由韩林云召集常芝青、杨效农及我等人研究对策。杨效农当时尚非党员，但他还是听党的话靠近党组织的。经过研究后几个人一致认为：不能去临县办理交接，也不能送印章等到临县。进而考虑到应选择适当时机，避开保安司令部的武装包围圈，免受裹挟的危境，将专署的所有人员、物资统统转移到安全地带保全下来。保安司令部下辖有两个团：保6团和保7团。保6团属反动的，保7团团长叫杨松清是从八路军派来的，共产党员，还有连长也是共产党员。保7团是革命的、进步的。该团的一连就是负责警卫专员公署的。保安司令是由张专员兼的，副司令武守忠和参谋长都是阎锡山的旧军官、反动的。

　　当时，四地委和牺盟临县中心区及群众团体都在临县白文镇附近的郝家坡。一次牺盟中心区秘书余丕铎被保安司令部扣留起来，我当即以专署秘书的合法身份，将余解脱回来，领到专署，随即释放了。又一次，地委组织部长魏怀礼和群众团体一干部要去岚县找区党委，也被保安司令部的哨兵所扣留，我得悉后迅速跑到岗哨上，仍以我的公开身份将魏等解脱出来。

　　12月份，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真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根据坚决打好这一场反顽固斗争，保卫革命果实，各方面都做了战争的准备。其中有一重要措施就是适时地将专署的人员、家属、物资、后勤通通迅速转移到山沟，避开保6团的包围圈。在某一天的傍晚，整个专署就向山沟三岔村庄转移。我任领队在前边，当这支大行李的队伍一出白文镇，就迎头碰到了保安司令部反动的参谋长正在查哨。他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严肃地正面对答：奉张专员的命令，要整个专署转移出去，好去临县城给赵主任办理交接。这样，他也再未说什么就放行了。整个专署的人员、马匹、物资很快就安全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三岔。

　　当晚我冷静地考虑：以防万一被反动的保安司令部所逮捕，我有个精美的记事本怕暴露什么重要情况，其中就有抄录的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很舍不得地烧毁于炉火中。

　　在转移到三岔的第二天，得知确实情况，暂一师36团击溃并撵走盘踞在河曲、保德一带的反动旧军后，又追击反动的旧军来到三岔附近。经与韩林云、常芝青、杨效农等商量后，派我去找36团的领导人。我就去距三岔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找到了团长孙兴华和政治部主任武人骙。同他们二人研究好，当晚黄昏后采取适合方式方法规劝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四区政治处离开打仗地区，速即转移北上到兴县地区，以保存这两个单位。就在那天黄昏刚过，天更为黑暗下来，该团政治部主任武人骙亲率一连队伍来到三岔，包围了专署。这时有个别的专署科长，惊慌地逃出跌到山沟里，所幸无大伤。经武人骙说明情况和他们队伍的来意后，专署和保安政治部的人员方才放下了心。当夜，即带领这支机关队伍来个夜行军，还不及天明就安全地到达兴县蔡家崖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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