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女游击队员之路 我的回忆 李光清(十二)

发布日期:2015-09-30 16:15    来源:《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    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二、赴革命圣地延安
  一九四零年秋季,南汉辰(战动总会的党团成员、组织部长)和他爱人王友兰从延安来到晋西北,我们围着他们问长问短。王友兰大姐问我:“你怎么面色苍白?”我告诉他们我在游击队时经常淌水过河,得了妇女病,吃了不少药也无效。南汉辰部长说:“我带你去延安治病吧”。就这样南部长把我带到延安。党和行政介绍信都交到中央妇委。当时中央妇委负责人是王明,秘书长是郭明秋(林枫的爱人)。当王明得知我是晋西北地区唯一的女区长时,他就给郭明秋说安排一个时间让女区长给咱们谈谈她的工作。我向他们汇报时没有稿子,连几条提纲也没有,脱口而出。我讲了晋西事变后,自己当了区长做的几件重大工作:刷新行政机构;四大动员;党政军民分工合作,紧密配合以及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给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等等。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表示满意。之后任《中国妇女》编辑张亚苏,记者沙平采访了我,并在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中国妇女》刊物上刊登了题为《访女区长》的文章。
  当时我住在杨家岭中央妇委。毛主席住在最上面三孔窑洞里。后来给贺老总腾了一孔。吴老(吴玉章)等住第二层窑洞。我住在最低一层,和吴老的外甥女在同一窑洞。
  一天我们过第一次党小组生活会,没想到竟和毛主席在一起。当时我激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热泪直流。毛主席习惯于白天睡觉夜里工作,但工作起来常常连吃饭都顾不上。警卫员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毛主席不注意休息,干起工作没完没了。毛主席说:“我以后注意”。我想毛主席是领袖,但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和我们一块儿过组织生活,这是多么难忘啊!
  不久我就住进延安中央医院,由金、魏两位名医给我做了手术。妇科病完全好了。我又回到中央妇委,要求返回晋西北。郭明秋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送你到中央党校学习后再回去”。听了这个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但王明说:是女区长,应该住女大。当时王明兼着女大校长。我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安排,进了女大新成立的九班,并担任了支部书记。真没想到我的同乡、老战友郭寒冰(当时她在六班)、李春庭(在教务处工作)都在女大,我们又汇合于延安了。
  一九四一年初由女大、鲁艺、陕公等几所学校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延安大学,吴老(吴玉章)任校长。我住了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是法律专家、哲学家。我和斯季英(现在科学院工作)是同系又同房间。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斯季英就揭发了江青是判徒。江青在上海被捕后同斯季英关在同一个牢房。江青写了自首书,斯季英是知道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诬陷斯季英,使她在监狱里被关了七、八年之久。在这期间斯的老伴死了,儿子下乡又害了肝炎。我知道消息后找到了斯的儿子让他一定去监狱里探望他妈妈。后来她的儿子给周总理写了信,约一星期周总理就批下来了。打倒四人帮后斯季英获得了自由,她第一个就来看我。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久说不出话来。
  我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结束了延安的学习生活,同一二零师的老林一起返回晋绥。半个月的行军中,我总是思绪万千,一是快要见到久别的爱人了,二是快要回到我战斗生活的地方了,但是更忘不了近三年的延安生活。在那里所接触的问题对我来讲是新鲜的、见解也是不同的。我常常能见到朱老总穿着红绿色的草鞋在桃林和同志们打兰球,还拿着纸烟给大家抽。毛主席给我们讲课作报告。周副主席、邓大姐、蔡大姐、康大姐、张清秋大姐都常常可以见到。见了面还向我们问长问短。邓大姐说;“光清从前方回到后方就别八路半了,把头发留长吧”。此后我才把头发留成了女子发型。我们演戏需服装时,就到蔡大姐家。她总是热情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打开箱子需要什么就挑吧。毛主席见到我们问:你们吃得怎么样?窗户上糊纸了吗?我们说用白纸糊了,主席说:“那好,亮多了吧!”我们见到了中央好多的领导同志,首长们真是平易近人。就说续范亭主任吧,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时就请我们去他那里吃饭,并当场作诗作乐,我们都很愿意去他家。贺老总是五省联防司令员又是一二零师首长。我爱人当时在一二零师,我常常去司令部,老总就请我们这些军属吃饭,还送给我们日用品如毛巾肥皂等。近三年在延安的系统学习,使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这段生活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