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忆逝（1—3）

发布日期：2016-01-25 12:09 来源：《庚申忆逝》作者：张稼夫

前言

张稼夫

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毁誉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颇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帮助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批又一批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大学等许多问题，竟然成了糊涂帐，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阎锡山？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不要说红卫兵听了要吃惊，就是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参加革命较晚的干部也不易理解；反革命头子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历史事实确是如此，不能改变。为此，我对外调者，不得不仔细地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形势、特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牺盟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特别地反复地说清楚，阎锡山只是名义上的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则是共产党员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从上层到基层大部或者基本上是共产党员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外调者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是满意的；有的甚至说，好象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气冲冲而来，欣欣然而去。与此同时，我又被迫交待我的历史，这就使我对于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顾；本已模糊的某些历史情况，经过回忆，又历历在目。而那些历史情况又正是目前的年轻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应当向新的一代介绍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两年，出于一种阶级友谊和政治责任感，我写了怀念林枫同志的文章。有些同志看了文章以后，劝我把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从太原失陷到晋西事变的这一段经历也能忆述一下。因为从领导角度能够讲述清楚这段情况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并且通过个人的经历把当时党的工作的某个侧面反映出来，是有意义的。于是，由于这些同志和现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励，我就不揣浅陋，写上几页，聊胜于无吧。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我少年时期形成的固执性格所致。我不理解的我不信仰，我追求的是透彻的理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要自己去思考，不应盲从。这在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个标准问题，即自以为理解的，正确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这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过我的性格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对我已经选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不动摇。我对党是忠诚的，即使在我和党失去联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决不动摇。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也就是我可以向读者提供的一点礼物了。

我写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总结一下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作对了，哪些作错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叙述和总结；不文过饰非，不隐恶扬善，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待这个材料写完，又感到没有多少可取的经验，深感抱愧。在写作过程中，从童年写起，是为了说明我的性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写作的方法上，只写我经历的事物，听来的事不写，有些非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也要少写。我不越俎代庖，甚至掠人之美。因此，从一个地区的工作情况来看，我写的这份材料可能不连贯，不全面，那也只好宁付阙如，也不强不知以为知了。

是前年（一九八〇年．庚申年）开始写了个提纲，打了个腹稿。所以就把题目定名为《庚申忆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聂元素同志和有关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到太原，向山西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传部借调了黄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录音，再由黄征同志整理成文字资料，最后由李束为同志加工写成为本文的征求意见稿。在初稿打印以后，许多同志又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还提供补充材料。今春我又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请黄征同志来京，帮助我在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了若干必要的档案、文件和报纸。力求本文所述往事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校正我自己记忆中的失误之处。今年五月，我得到云南省委的同意，约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来到昆明，把这个稿子最后修订了一遍。在修改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曾经过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的写成，既包含了李束为和黄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云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一修订稿写完以后，我自己为了慎重起见，将全稿从头至尾，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当我读到第十四段我将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时，想在后边再增加一点，将我自己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回顾和总结一下。未料我这一写，就停不下笔来；当我写到若干“以身作则”地对我进行过党性修养教育的同志，特别是写到抗日以后和

我相处最久的林枫同志时，于是我就不得不写长了许多。因此，我自己就决定将它另行列为一段，便成为这一稿中的第十五段。

张稼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昆明

一

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五日，我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

西北安村是一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村子，离县城四十五里，距交城县城只有十五里，处于晋中平原的西侧，背靠吕梁山，面向汾河。这里的土地虽然平坦，且得汾水冬灌之利，但土地贫瘠，生产方式落后，农作物产量很低，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文化也很落后。由于依靠土地难以温饱，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外谋生，有的远走关东、蒙古，赚些“外汇”以维持生活。

我的祖父张秉让也是个走口外的。他在十四、五岁上，因为家里生活困苦，便跟随他舅父家（文水县武午村）的人到了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店员，学做豆腐和酿酒造醋的手艺。由于他的人缘好，干活也肯出力，后来在这个小铺子里熬下了一个身份股子，到年底，除了饭钱还能剩下一些银子，寄回来接济家庭生活。这样，家境有了一些好转，又加之省吃俭用，便买了几间房子和二十亩土地，连同原来的八亩沙滩地，就有三十来亩，生活可以勉强维持了。

我父亲张鸿基是个独生子，他四、五岁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大夫在他哑门穴上扎了一针，从此，病好了，父亲却成了聋哑人，铸成了终身痛苦。母亲是个童养媳，她出生不久，外婆就去世了，因为家里太穷，养不活她，就把她用布被包上放在大辛村（属交城县）一家财主的大门口，被捡回去养大当丫头使唤。后来，这家人败落了，外祖父才把她认领回来。母亲十多岁就到了我们家，她从小当丫头挨打受骂，当了童养媳以后，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又是聋哑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终日郁郁不快，逐渐形成歇斯底里的特点，经常无端的打骂我们，甚至以跳井来吓唬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实在感到委屈。那时，我们不懂事，不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不去安慰她，常常一跑了事，至今回想起来，深深感到内疚。

我的母亲生了我、我的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共七个孩子。我们的家庭是个不幸的家庭，我的两个姐姐、大哥和三哥都未成年，先后得病死了。二哥从小就有些傻，家里人不喜欢他，我便成了全家的宝贝。祖母、母亲怕我也得病死了，找了个瞎子给我算命，说要请十三太保，才能保住性命，于是约请了十三个“干老子”，其中有活人，也有庙里的神像，如土地爷之类，甚至还有狗，因为狗最恋家。打也打不走，是个很得力的太保。每逢过生日，要在我的脖子上拴十三根红线绳绳，耳朵上扎了个眼子，还要挂小银锁，叫做“假妮子”。一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才开了锁，不戴了。这些迷信的事情在旧社会是惯见的，也可以想见我们的家庭，以及西北安村那个环境的精神面貌了。

我的外祖父名叫岳庆余（交城县辛南村人），是个以编柳条筐子谋生的手艺人。他的手艺很高，编下的筐子远销祁县、太谷等地。他虽然是个文盲，却很会讲故事，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葫芦王的故事。葫芦王是当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经和李闯王的部队一起攻打太原。李白成失败以后，他仍然在吕梁山坚持斗争，劫富济贫，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讲故事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皇帝被赶下了龙座，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的同盟会员策动当地清军管带姚以玠等起义，打死了巡抚陆钟琦，成立了督军府。那时，原为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革命成果，当了山西的都督。接着，他又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效劳；他凭仗他在山西的特殊地位，统治山西长达四十余年之久，这真是对于历史的嘲弄。后来山西一些有点进步思想的人，就形成一种“反阎派”，还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也都是反阎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念的《革命三字经》，书的横眉上画的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头像。课本是共和、排满的内容。奇怪的是，当时也有保皇党康有为写的《国贼孙文》的小册子，和《革命三字经》并行不悖，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那个小村子也受到这些影响，民主与封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就逐渐激烈起来。村里有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名叫张鹏举，有钱有势，豢养着好多车马，雇着好多长工，经租很多土地，是个经营地主，他常常为了争水浇地和邻村或村里的人们打架，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跳出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叫张序龙，人们称他为三老爷，或关东三。三老爷是个贫农，辈数大，为人正直，下过关东。村子里有打架斗殴、家庭纠纷等事，请他出来排解排解，就解决了，所以在群众中颇有威信，起着族长的作用。三老爷对于张鹏举的横行霸道自然看不惯，在群众的支持下，站出来，代表本村群众和他斗争。到县城打官司，和张鹏举打架，吃了亏，挨了打，也不灰心，不让步，终于把他斗倒了，而且把他赶出村去，不许回村。这件事大大鼓舞了穷人的斗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恶的人是可以斗倒的。

但是三老爷并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代表群众打倒了恶霸张鹏举，热心公益事务，名声也好，只不过有些正义感罢了，并不具有先进的民主思想。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则是张晋瑜，子玉。张子玉长期在外地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以及日本人有接触，在天津大德玉汇兑庄工作，常回家住。每次回来，总是西装革履，在家里养种奇花异草。他带回一个留声机，装上一个大喇叭，放唱片，哇哇响；又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在村里村外走来走去，铃子哨啷响。他还会用电池和铜烟袋一接触就嗤嗤响，放火花；他对人们说，天上的雷电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引起的。村里人听了觉得很新奇，很有趣。他不信神，从天津写信来劝大家把盖庙的钱用来办学堂，并向人们宣传自然科学知识。虽然他对人很热情，但是人们都叫他“魔鬼”，因为他不信神，还想打掉神像。张子玉的一系列言行，引起极大反响。尽管他被认为大逆不道，并且最后死在保守势力的斧头之下，然而，在许多人的心里却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火花，播下了追求进步的种子。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这种封建和民主、保守和革新的激烈斗与的环境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新的和旧的东西经常在我头脑里打架，生活向我提出了许多我不理解的新问题；我思索，希望有人引导我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初步养成了我一生中喜欢思索，凡是我尚未理解的事情，不肯轻易盲目接受的性格。

二

在我们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家庭里，我成了精心栽培的苗苗。他们寄希望于我的，并不是知书达礼，作官为宦，更不是希望我成一个造福于人民的政治家；他们既无这种奢想，亦无这种远见，而只只不过是期望我成为一个能写会算，养家糊口的买卖人，就象我们的邻居那样，从口外带回银钱和布匹，那就是最好的理想了。所以，在我入私塾以前，母亲便教我识字。说来也真奇怪，她一字不识，但教子心切，便从识字的邻居那里一字一句的学来，然后教给我，日积月累，我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这类启蒙小书。当我进入私塾那天，母亲特为我打了一个烧饼揣进我的怀里，烧饼上还用簪子扎七个孔，这大概是洞开七窍，顿开茅塞的用意吧。

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叫韩仲禄，交城县城头村人，是个清朝末年的秀才。老婆死了，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出嫁了，他一人到我们村里教私塾。他爱喝酒，喝得高兴了，就给人们讲故事。聊斋、三国、水浒、神、鬼、狐、仙无所不谈，讲得有声有色，在我的幼小心灵上幻化出若干的稀奇古怪的社会历史现象。现在想来，这大概和念书本一样，听讲故事也是一种启蒙教育吧。当时我们的课本是《论语》、《孟子》之类，不分句逗号的古文木版书。上课时，老师先用朱砂笔点句，然后让学生去念，去背，也不解释是什么意思，越念越糊涂。我对这教法很反感，我对老师说，不懂得书上的意思，我怎么能背得出呢？老师嫌我多嘴，就打手板，我挨了打还要和他讲道理。老师也没办法，只好给我讲，我的语文和古汉语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后来我才知道，讲书是要交开讲费的。由于我学习认真，韩老师竟然偏爱我，免费开讲，并且多次表示：“回也视予犹父也”，把我当儿子看待，很下番辛苦。我在那里学了四、五年，《四书》、《幼学》、《诗经》都念了。到了民国四年，文水县的一个高小毕业生，分配到我们村当老师。韩老师只得回到城头村继续教私塾，我也跟他到城头村学习。韩仲禄老师有个侄子名叫韩壁，号玉人，交城县高小毕业，失业在家没事干，和我很要好，常常教我学习各种新学科。他不信神，不信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到庙里把财神爷的胡子拔下来，还打耳光。说你这个财神爷不公道，为什么只让富人发财，不让我发财？他还把庙里的小菩萨搬回来，夜里拴在尿盆上。我是又吃惊，又开心，感到新学比旧学好。我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这短暂的一年里，韩壁给我的影响很大，是我的头脑里无神论思想初步确立的一年，

一九一四年，文水县成立了甲种实业学校，这是我们县成立的第一个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科技学校。校长是个留日学生，教员也有很多是留过日的。学校里设农、工、商科。那时，辛亥革命不久，旧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里还很深，许多人对洋学堂不了解，几乎没有人肯送自己的孩子进这个学校，于是采取了拔壮丁的办法，每百户选送一个学生。有的村子没有人去上学，就在城里雇人顶替。我们村没人愿意去，我因受韩璧影响，自己要求去，经三老爷同意选拔去的。上学全部是村里公费，除了吃饭，还在一个小铺里立了一个户头，打煤油、买点心不用花钱，记上帐由村里付款。这比拔壮丁优厚多了。

我是在一九一七年进甲种实业学校的。那时正是智力突飞猛进时期，接受能力很强，很快地适应了学校的环境。这个学堂和私塾大不相同，完全是新东西。立正、稍息，学军事体操，打野外，数理化，专业学科，还学英语。新鲜的很啊！但是好事多磨，文水县农会的会长高叙宾企图把这个学校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培植私人势力的阵地，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学校。还说什么学校办的很糟糕，招了些烂炭猴儿学生，不成个体统。我们的老师就发动学生闹学潮，把农会砸了个稀巴烂。农会会长雇上人，扬言要和学校打架。我们有位老师名叫张仰仁，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学生。听说农会要打架，就穿上军装挎上洋刀，带上手枪，准备和农会会长打架，把农会会长吓住了。可是，到了暑假，高叙宾趁机夺了权，把原来的教师都解聘了。张仰仁老师说，我们干不成，叫他们也干不成，雇了辆大棚车，把各班的优秀学生带上，到太原考学校。这样我就到了太原。

张仰仁老师有个朋友叫肖增绣，文水大象镇人，在太原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当校长。张仰仁通过肖增绣的关系，把我们全部放到商专附设的中专乙种商业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回到陆军测量学校去了。商业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学校，鼓吹新文化运动，大讲爱国主义，演出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话剧。我还记得，演出《亡国恨》那个话剧的情况。戏里讲的是朝鲜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故事。据说这个剧本是农业专门学校的一个化学老师编写的。演出时，台上台下，慷慨激昂，掌声雷动，宣传效果极好。商校有个学生叫姚聪，安邑县人，在学校办了个“互助贩书社”，影响很大。当时，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势力都比较活跃，新出的书刊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是以宣传为宗旨。给出版商写封信去，他就把书报刊物寄来，卖完再把钱寄去。这个书社给我提供了读书的方便，大开眼界。商校的另一个同学叫支应抡，号文才，晋南闻喜县人，和我特别好。他的大哥是反阎派，在陕西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军官。他介绍我结识了不少晋南反阎派人物。他还一手包办，把他的妹子嫁给我。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岐，她一心要我在旧政权里谋个官做，我却立志要推翻旧社会。志不同道不合，终于又分离了。

就在我在商校读书的时候，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激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向当局请愿，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行动。伟大的“五．四”运动，是我走向社会斗争的第一步，它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改造社会的信念。

我在商校只住了一年。由于我不喜欢商业，第二年便考入省立门农业专门学校学农业。我在农校住了四年，一年预科，三年本科，于一九二三年毕业。在这里学到的关于农业的若干知识，对于以后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工作，以及后来在家乡搞水利工作，都起了相应的作用。也就是在这期间，把我原来的名字张法古，改为张稼夫。所谓稼夫者，即“只问耕稼，不问收获”，到处散播革命种子的意思，很有点虚无飘渺、自由主义的气味。其实，在那时，改名换姓，也是青年们的一种进步表现，自以为挺革命，很时髦了一阵子呢。

我在农校学习的时期，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当时一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山西早期地下党负责人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王瀛等人。王振翼和贺昌在太原办《平民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几乎每期我都我都看了。后来，他们组织“SY”小组，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我自己还办了个“真社”（真理之社），向教师募捐。收集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供同学们阅读。我、贺昌、王振翼、王仿、姚聪、郭秀峰等人，又集资在开化寺办了个“晋华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籍。“书社”由姚聪担任董事，我是五元钱的一个股东。这一时期，我读了很多的书，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种倾向的书都读。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的数理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的佛学，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马克思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价值、价格和利润》、《剩余价值论》等。总之，接触的面很宽，感到都新鲜，都有道理。我好比在十字路口，反复比较，思想斗争很激烈，不知道哪一种理论能够救国救民。我和同学们争论，曾被人称为“新学博士”。我记得看过朱谦之的两本书，一本是《革命哲学》，一本是《现代思潮批判》。他什么都批，批马克思主义，批无政府主义，最后批他自己，什么都不要了。真是可笑得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如“剩价值论”、“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的本质，分析的十分透彻。我在农校的第二学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更多了。正因为如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常常受到申斥，罚我闭目静坐自省。我好动，坐不住就罚我面墙立正自省。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使我屈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旧政权的厌恶，坚定了推翻旧制度的信念。

三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农校毕业以后，就去了北京。

当时，凡是山西省立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以后，还发给五十元银元到外地参观，回来以后必须到所谓“育才馆”，接受阎锡山那一套反动的培训，合格者才委以各种名目的工作，如县农桑局的实业技师，农事试验场的技术员，个别的还有委任为区长、县长的。实际上，当时许多先进学生都把“育才馆”称作“奴才馆”，不愿意去那里受训。我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里反阎派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愿意为阎锡山政府办事，领取了五十元光洋去了北京就不回来了了。

到了北京，我想继续求学。学什么，心中无数。不愿意学商业，也不愿意学农业。我在追求、探索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真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去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读书很多，可是杂乱无章，不知所从。已经二十岁了，仍在万状纷纭的意识形态领域，横冲直闯，徘徊彷徨，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一种苦闷的情绪萦绕在我的心头，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北京的各个大学都比较开明，只要不要文凭，哪一个大学都可以进去旁听，只要是穿长衫大褂，进出畅通无阻。我的盲目性很大，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只要有可能，什么课我都去听。我本来学英语，听说蔡元培、马叙伦、鲁迅常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课，我也去学世界语。这时，我经济拮据，生活发生了困难。我想用半工半读的办法继续求学，曾计划成立个贩书社，一边卖书一边求学，未料到北京房租的押金太贵，碰了钉子。此路不通，于是另做打算。我又曾联合了几个人，想到内蒙去搞“新村。所谓“新村”，也就是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试验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当时，欧、美、日本都有办新村之说。但讨论来讨论去，不知该如何办，终于无结果而散。接着发生了曹锟贿选事件，我又参加了一个学生敢死队，反对贿选总统运动。不久爆发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曹锟被打倒，宣统皇帝被逐出皇宫。戏剧一般地一幕接着一幕，北京城热闹得很。这时由冯玉祥率领的国民一军和胡景翼率领的国民二军进驻北京。胡景翼是老同盟会员，颇有胆识，他经过刘守中把我们那个学生敢死队改编为学生队，收编到第二军，列为营级编制。学生队的队长是陈春培，云南人。我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并兼营军需职务。胡景翼收编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其目的是吸收新鲜血液，逐步改造他那支落后无知的旧军。所以我们这支学生队受到他特别的重视和信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胡景翼就是派我们学生队给孙先生当卫队。受到孙先生的赞赏。

不久，国民二军调驻开封。胡景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王用宾为秘书长。他们为了扩大学生队，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把学生队分为两个队，一队队长是陈春培，二队队长就是刘天章同志。刘天章是陕西省人，北大的学生。此时，学生队干得有声有色，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到开封后，国民军要扩充队伍，就派我到长沙招学兵。当时，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但是以赵恒惕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狂，斗争非常激烈。我拿着胡景翼写给赵恒惕的公函，带了两个人，一个叫田嘉禾，是湖南湘西人，一个叫薛同文，山西霍县人，到了长沙。赵恒惕的参谋长龚浩负责接待我们。我们在长沙登了招生广告，报名十分踊跃，一下子就招了好几百名青年学生。顺利完成了任务，胜利而归。这次和我们一同来长沙招兵的还有王英如。王英如字亦侠，山西临汾县人，太原女师毕业，曾担任临汾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后来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此人性情爽朗倔强，我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我们从长沙招兵回来以后，大约在一九二五年的夏秋之交，军长胡景翼因臂上患疗疮突然死了，岳维峻接任二军军长，李纪才任开封警备司令。这些人行伍出身，丘八气昧颇重，见识风度远远不如胡景翼。他们看不惯学生队的革命作风，一上任就把我们的枪支给收缴了，学生队处于解散的状态。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巧得很，黄埔军校正招收第四期学员，我就把好多学生送去考黄埔军校。没想到却惹恼了队长陈春培，说我拆他的台，我们两人完全闹翻了。他给我开了个军用护照，撵我离开了部队。

我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车票，和王亦侠同志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那时，路途很不平静，王亦侠就女扮男装。当火车到达郑州时，扒手偷去了我们的钱和护照。不能往前走了，而而且，王亦侠同志女扮男装，又怕车警查出来，说不清楚，一路忐忑不安。过了彰德以后，我就向车长说了丢失钱和护照的情况，希望取得他的帮助。真是无巧不成书，坐在一旁的一个青年人听见我失窃，深表同情，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经过介绍，知道他名雷鸣琴号五斋，陕西渭南人，是国民二军的军官家属，和他父亲一同去北京办事。他有一张护照，上边开了十几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来，又听说我是二军的军官，就让我和王亦侠用他的护照一齐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们就去找高长虹。他是“狂飚社”的主将，山西省盂县人，是我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常常在一块高谈阔论，关系很好，当时他住在北京沙滩的一个公寓里。通过郑效洵介绍我去北京汇文中学教书。由于生活所迫，我没有别的选择，便于一九二六年到了汇文中学，当了不到一年的教员。

一九二六年夏，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短短三个月，就打到武汉，国民政府也随着迁到武汉，武汉成了全国革命中心。消息传来，我们心情非常激动。不久又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汉开办分校，并且招收女生队。王亦侠要去报考女生队，我也要去投奔北伐军，这样我们就毅然离开了北京。王亦侠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冬、我于一九二七年初，先后到达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

张稼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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