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忆逝（4—7）

发布日期：2016-01-26 13:09 来源：《庚申忆逝》作者：晋绥基金会

四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份的上半月，到达武汉的。当时武汉已经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也迁到了武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工人运动更是振奋人心，前线不断地传来胜利消息。在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数十万劳工群众举行示威大会，革命群众占领并收回了英租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就是在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到达武汉的。王亦侠同志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生。我也经人介绍到武汉中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员。这个讲习所是毛主席继广州农讲所之后在武汉创建的第二个农讲所，毛主席任校长。周以栗同志任教务主任，他的妹妹周敦祜是我在北大旁听时认识的朋友。我到讲习所任教就是她介绍的。她和杨开慧是北大的同学，都在农讲所上作。农讲所有一个讲农业常识课的教师，因为有政治问题被解聘了。由于我学过农业，周敦祜介绍了我的情况，周以栗就分配我教农业常识课。当我在太原农专上学时，就十分重视实际应用。回到家乡我就将学到的现代农业科技，讲述给农民。但农民并不买我的账，这并不完全是由手他们落后，而是由于封建剥削和农民的贫困化，无法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当我在农讲所讲“农业常识”时，就想到当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后，不采取合理化办法是无法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我讲农业常识，实际上重点讲的是农业经济，农业组合，即农业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因当时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土地分散以后，怎样搞？这是个新问题，所以重点讲农业组合，实际上就是合作化。讲义全部由自己编写。我白天上课，晚上写讲义，常常通宵不眠。离我的住处不远，就是铁军的营房，往往军队的起床号响了，我才能躺一会，然后就去上课。尽管如此，由于受整个革命形势的感染，每个人都兴奋得很，精力充沛，不但不感到疲乏，白天还要挤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人物，副主任是郭沫若，宣传科长是潘汉年。国民革命军总政部办了一张《革命日报》它的副刊叫“革命青年’。副刊的编辑是高歌，是高长虹的弟弟，我和他是在北京世界语学校认识的。他经常约我写稿，发表在“革命青年”上。差不多每期一篇，有的同期发表两篇，都是政论性的文章，署名张觔，有时署觔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表现出的那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及远大的思想和求实作风使我倍感钦佩。不久，即四月十二日，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酷的屠杀共产党人。这一血的事实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依靠旧军阀以及他们领导的旧军队，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向组织提出了我的入党要求，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曹汝谦同志。曹汝谦同志，字效公，山西省应县人，广州工作时，很受周恩来同志的器重，北伐时被分配在湖北人何成濬师担任党代表。在武汉这段时间里，我和他的交往甚多，受益非浅。我的入党申请书也是经他看后，由他送交党组织的。四月下旬，曹汝谦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我被吸收进我国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行列，心情非常激动。

形势在发展，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

张稼夫

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指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提前毕业，分散回去搞农民运动，听候党的召唤。这时，曹汝谦同志调到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担任党代表，住在南湖，我也被调到曹汝谦同志那里当宣传干事，高君宇同志的妹夫王之铭当组织干事，郭扶人当秘书长。这样我就离开了农讲所，走上了新的岗位。

四月下旬，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没有能够制止和克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也没有在组织上把陈独秀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大会以后，陈独秀变本加厉，仍以总书记的身份发号施令，继续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陷入愈来愈深刻的危机，给党的事业招致了极大的损失。不久，大约是在五月中旬，驻扎在武汉西侧，用以防备四川军阀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和策动下，乘革命军远在河南前线，后方空虚之机，勾结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川军杨森部，悍然进攻武汉。夏斗寅率领叛军一直打到离武昌十里的纸坊，形势非常危急。就在这危急关头，叶挺同志率领部队从河南前线，星夜返回武汉，向叛军进行英勇反击。武汉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学生，都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我们警卫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包括女生队，全部上了火线，打退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但是，战斗刚刚结束，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又发动叛变。反革命武装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解散了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和其他革命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他们捣毁了省特别法院，释放了被监押的土豪劣绅。所有拥护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都被撕毁。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残杀。反革命势力还组织了反动政府，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蓬蓬勃勃的革命中心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

与此同时，那个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高喊“左派站过来，右派滚出去”的汪精卫，却摇身一变，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下令禁止土地革命，解散了湖北省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黄岗和黄陂农民协会，扼杀农民运动。汪精卫还撕毁了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的协议。接着又召开秘密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并在全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被吏解散。不久，宁汉合流。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葬送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之手，彻底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等同志和我隐蔽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搞兵运工作，疏散、安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人员。这时党中央发了一个指示，号召党员转入地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但是对在军队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的统一安排，不准自已行动，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的，具体的工作由曹汝谦同志等搞，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军事党员干部，分别安排在京山、黄岗、麻城、六安、毫州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有基础，便于掩护。当时的武汉已是一片恐怖世界，悄悄地接个头，告诉他们去哪里，找什么人，给点路费，立即离开武汉，奔赴目的地，想多谈一会都不可能，紧张极了。

兵运工作结束以后，曹汝谦同志说党中央将迁往上海，通知我作些准备，和他一同去上海，接受新的工作任务。王亦侠这时由于有了身孕，行动不便，我就通过北伐第六军十八师的关系，把她安排在十八师师长张轸的家里当家庭教师，以此为掩护，隐蔽下来。在十八师有一个团，从团长，一直到营、连、排长，不少人都是我在河南开封搞学生队的士兵。团长周屏仲就是学生队的一个连长。十八师的师长张轸是国民党的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到了我们这一边。“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以后，十八师奉命东征，向南京进军。周屏仲还劝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说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我因有任务在身，要和曹汝谦一起去上海，婉言谢绝了。没想到，临上船时，曹汝谦同受上级指示，要随何成濬的部队到北平去，向我交待了到上海后接头地点、人名、暗号，我便一人离开了武汉。到了上海，我按照组织的规定去接关系，不料对方一问三不知，规定的暗号对不上。后来才知道，这联络站已经被敌人破坏了。这是我初次到上海，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不知怎样才好。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想起高长虹正在上海，他还给我通过信。于是我到霞飞路附近找到了高长虹，他问我来上海干什么，我说找王之铭。他听了大吃一惊，说王之铭被国民党抓走了，被打的死去活来。既然我唯一的一个联络点已被破坏，只好另打主意。于是向高长虹借了三十元钱，又回到了武汉。此时曹汝谦同志已经到北平去了。我和组织上失去联系，为了站住脚跟，隐蔽下来，我通过张公馆给张轸和周屏仲发了个电报，说明我的处境，表示愿意去他们那里工作。张轸和周屏仲给我回电表示欢迎。这样，我就到了十八师，被任命为师部的少校参谋。我在十八师的时间并不长，一共只有两个多月。宁汉合流以后，程潜也倒向蒋介石一边，回师西征，去打唐生智的部队，张轸对此很不满意，成天骂娘。后来，蒋介石进一步收买和控制这支部队，所有国民党的左派都换掉了，原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同志也被“礼送”，实际上被赶出了第六军。其他一些党员也都转入了地下，停止公开活动。另派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张在礼到六军当政治部主任。队伍的土气也越来越低，也不想在在十八师呆下去了。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的时候，十八师在半壁山和唐生智的部队打了一仗。这时，我得了痢疾，不停地泻肚子。部队到了九江，我实在不能走了，就把我送到当地一个叫做“生命活水”的教会医院，住院治疗。有好几次，医生都以为我快不行了，把神父请来给我作祷告。但我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病好了以后，我就向张轸提出，不再跟部队走了，请他们把我送回武汉。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武汉。那时王亦侠怀孕快生产了，在武汉也很不安全，我俩商量决定，先回山西，将来把孩子留在老家，再去找党的关系。就这样，一路冰雪地，风声鹤唳，回到临汾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年初。由于农讲所和黄埔军分校中的叛卖分子的告密，阎锡山对我和王亦侠同志的通辑令已经下达，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六

风声越来越紧，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人悲愤。阎锡山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有的被杀害了，没有杀的也被关进了反省院。我和王亦侠已经看到了通辑我们的文告告内容，看来在临汾呆不住了。我们商量，由她带孩子到山区农村隐蔽起来，我避开太原走茅津渡，沿陇海路去上海，或北京，找党的的组织。

我听说嘉康杰同志在运城。路过运城时便去看望他。他是大革命时入党的，夏县人，是我们太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的老同学，对人热情，办事大胆，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个直爽人。他原在运城办了个河东中学，太原还还有分校，有点教育救国的思想。入党以后，把河东中学改名为中山中学，继续办教育，其目的则是培养一代新的革命战士，宣传革命思想，志在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影响颇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竭力劝我留下来，他说目前去上海，北平，能不能找到党很难说。又说，咱们在中条山打开—个局面，建立苏维埃，同样是革命，那时党自然会来找我们。我感觉到嘉康杰颇有雄心壮志，干劲十足。他那一套想法很合乎我的口味，被他说服了，就留下来。他说通辑令没有什么关系，眼前先避一避风头，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他是个坚定的反阎派，说话时总是骂阎锡山。他把我安排在夏县水头镇附近的一个道观里，派了两个学生保护我，同时照顾我的生活。白天我哪里也不去，坐在土窑洞里修改我在武汉农讲所的讲稿，晚上出来放风，到附近村里看蒲剧。我那时颇为潇洒，哪里演戏我去哪里，十里二十里也要去。后竟然成了个蒲剧迷。如今回忆起来，那一段山野生活，真有意思。光阴如梭，不知不觉暑假已过，嘉康杰同志看着风声不太紧了，就以我的农业专门学校出身的招牌，用我的旧号张宜今这个名字在运城招生。这时，他又租了两处大院子，扩大中山中学，我也给他鼓劲。这时，王亦侠也从临汾来了。嘉康杰跃跃欲试，计划把学生拉上中条山大干一场。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我得了肺病大吐血，不能教书了。嘉康杰就把我介绍到平陆县第三区岔口村一个名叫冯子健的人那里养病。这个姓冯的是地方实力派，自己有矿山，有武装，也是个反阎的。阎锡山的县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可以做我的庇护所所。我们去了以后，经冯子健的提议，准备把王亦侠安排在岔口学校教书。不料这事被该区一个姓郝的绅士知道了，他老婆在岔口教书，怕王亦侠抢了她的饭碗，就偷偷地给县政府写了个报告，说我们是共产分子，在岔口宣传赤化。县长彭继先就派人和冯子健谈判，要他交出共产分子张稼夫夫妇。我还记得，县上派人来抓我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但是，冯子健不允许在他这里抓人。最后，双方商定，人不抓也可以，但必须限期离开平陆县，实际是驱逐出境。看来在这里呆不住了，冯子健便派人护送我们出境，这样我和王亦侠一齐去了北平，时在一九二九年初。

我在北平到处打听曹汝谦同志的下落，想接上党的关系，却无人知其下落。我没有找到曹汝谦同志，自己却被阎锡山的黑手发现了。当时阎锡山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驻扎在平津一带。第三集团军的政治部，住在北平东四六条。里面有我在武汉农讲所的一个学生，名叫田莘年，他向政治部主任李冠洋告发了我，说我是共产党，并报告了我住的地址。政治部要来抓我。但是政治部里还有我一个朋友，名叫朱紫晶，给我通了信，要我躲一躲。我又有一个文水甲种实业学校的同学，名叫梁宝信，号雪亭，黄埔四期的学生，在北平市市党部工作。我找到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这才没有抓我。但是，住在北平仍有危险，而且曹汝谦同志也无音信，党中央在上海，还是到上海去为好。我和王亦侠商定，通过我的一个朋友蒙仲目的帮助，，她到陕北榆林女师教书，我就到上海去了。

七

我到了上海住在四川路“狂飚出版部”。高长虹不在上海，只有郑效洵在那里守摊子。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要找到党组织并不容易。后来为了维持生活，我把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改写为《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交给郑效洵，让他帮我找地方出版。郑效洵就去找潘汉年和张申府。潘汉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革命军日报》时，我经常给报纸写稿，来往较多。张申府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我从北京赴武汉，他还资助过我们路费。那时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我并不知道，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后，把我介绍给陈翰笙。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曾留学美国，和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的关系很好，和苏联塔斯社也有联系，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受过伤，现在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要在南京建立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先生任院长。蔡元培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去南京，就在上海搞了个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应付蒋介石，上海办事处的总干事为杨杏佛。此外，蔡元培还在上海办了个国际书刊交换处，同时，又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办了个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法律学组和社会学组，他自己任所长兼任民族学组组长。法律学组组长是王云五，社会组组长是陈翰笙。社会学组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调查研究，特别着重于农村调查研究。同时，上海北新书局的北新月刊也要出一期“农村经济”专号。因此陈翰笙看了我写的《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一书的稿子以后，非常高兴，说这部书稿可以发表，预付了我二百元稿费，并聘请我参加他领导的社会学组，和他一起到无锡去搞农村调查。这样，我就成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员。既然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找党，也就不那么发愁了。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李苍江，他是江苏宜兴人，无锡师范毕业，公开的身份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搞剪报工作。他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要吸收我入党，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知道我在武汉写过入党申请书，他说如果有人证明我已经入了党，就可以恢复党籍。否则，就由他和李二人介绍我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我对他们说，曹汝谦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北平搞兵运工作，可通过组织查证。不久，经过曹汝谦同志的证明，很快恢复了我的党籍。从此，我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里踏实多了。这个党支部共有十多个党员，其中只有一个女同志，名叫吴婉贤，支部常在她家开会。我们这个支部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党支部，都在法租界，均为文化机关支部，属上海市委法南区委领导。交通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是乔魁贤，成员有孙克定、王镇钰等人。另外还有刘芝明，是东北人。“九·一八”以后，在上海组织“东北旅沪同乡会”，他以东北旅沪同乡会会长名义，宣传抗日，活跃的很。法南区委书记是一位姓李的同志，我们都叫他大老李。具体负责和我们联系的是邓拓同志。那时我们的对外半公开组织叫做“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上海八大联之一。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前，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李苍江同志。四中全会以后，他调走了，支部书记就由我接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一、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开展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在许多学校、机关，建立了“社联”基层组织，对外称“社研”，即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学术团体。组织工人、学生和职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还经常到各个基层的“社研”组织去讲课，办夜校，教育、培养了不少工人和青年学生，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二、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的干部和开展各种活动。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致使中央受到很大损失。恽代英等同志就是这时牺牲的。那一时期，我们社会研究院成了保险柜，这是因为有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又是在法租界，我们学术机关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到我们这里隐蔽过，有时还在我们地下剪报室开会。由于党的纪律，对于来我们这里隐蔽或开会的人，从不打听姓名。直到在延安见到刘锡五、曹轶欧等人，谈起在上海的情况，我才知道他们曾在我们那里隐蔽过。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命令基层党组织搞飞行集会，游行集会，散发传单，而且是定时、定点，实际上等于把我们的活动事先告诉了敌人，给党的基层组织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和极大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上级指示，参加了这些活动。同时我也向中央写过报告，希望改变这种作法，充分利用我们合法的身份，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报告我不止写了一次，都是通过邓拓同志转给中央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三、进行调查工作。如，一九二九年暑假，我们社会学组到无锡做农村调查，参加这次农村调查准备工作的有：陈翰笙、王寅生、王立我和我。王寅生是陈翰笙的学生，无锡师范毕业，后来考入北大，曾经在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工作。王立我，是从金陵大学请来的，河南罗山县人，后来到了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另外还吸收了上海劳动大学、同济大学、无锡师范的一些学生参加这次调查活动。其中有刘瑞生、钱俊瑞、张锡昌、徐燮均、李白英等。在整理调查材料的时候，薛暮桥（当时叫薛雨村）、孙冶方（当时叫席勉之）、姜君辰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也学习《资本论》，研究马克思的关于地租理论，分析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划分地主、富农、自耕农、佃农等几个阶层，列出表格，选择典型，一村一庄，一家一户地进行调查。我们的调查方法，先对全县作一个概括调查，有多少人口、多少耕地、产量等等。在此基础上，区分水地和旱地，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不同情况，把全县分成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区，然后，再在各个区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我们调查的内容很细，包括农业生产力水平，扩大再生的能力，农民的消费标准，各种捐税、人口数目等等。这种深入的调查工作，使我们了解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通过调查，培养、锻炼了自己接触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些，对于以后我在山西搞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晋绥根据地的建设、土地改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一九三零年暑假，我们又去河北清苑县搞农村调查，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当时，北平的社会科学调查所也派人参加了，其中有该所的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农村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薛品轩是河北省临城县人，当时虽然不是党员，但很富有正义感，是我党的同路人。一九三六年年，我到北平和北方局接关系，他曾给了我不少帮助。薛品轩、石凯福、项世澄在此次调查活动结束后，先后都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石凯福、项世澄还人了党。这次在河北保定清苑县的农村调查，使我了解到北方农村情况和无锡农村情况悬殊至巨，河北的经营地主多于纯粹出租型的地主，中农户数的比例大于贫农户数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奋起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但蒋介石反动集团却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下令十九路军停止抵抗，破坏上海军民抗战。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我们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上海群众进行支持十九路军的活动，宣传演说，募捐劳军，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大长十九路军将士的志气。我们还和交通大学党支部共同组织了“徐家汇民众抗日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上海军民的赞扬。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方方式不够谨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发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共产党组织，于是国民政府下令让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京，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临行前，党中央派人找我谈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南京地下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希望我们到南京后，把南京地下党组织恢复起来，并通知我为南京市委筹委书记。

我在上海工作了将近三年，在一九三一年，我的肺病大发作，大吐血，所里把我送到杭州西湖葛岭疗养院去疗养。据说这是南北朝时葛洪炼丹成仙的地方，风景十份优美。我在那里养病，不工作，也不减薪，条件很好。但我远离周围的同志们，离开了战斗的生活，条件虽好也感到无聊，感到呆不下去。住了一个星期，就自己买票回到了上海，住在海格路红十字医院里，也就是现在的华山医院。该院有个奥地利的大夫叫包梅，他宣传人工气胸疗法治疗肺病。做这个手术很危险，需要组织上批准和亲人签字，但组织上和王亦侠同志都不同意我做手术。那时，我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觉得如果活着不能为党、为革命工作，成天躺着，那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和同病房的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病人商量，由我写一个声明，说我是相信人工气胸疗法的，自愿作手术，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写好以后，让他给我签字证明，这才作了手术，也没出什么问题。手术后，我每隔十天都要到医院里去充气一次。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以后，也没有间断。当然，病了，是个坏事，但是病却给了我一个来往于南京上每的借口，按时到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传递情报，并得到指示。

我们是在二月间搬迁到南京的。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极严。我第一次来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还要时刻戒备敌人的暗算，行动格外谨慎。为了便于工作，我每天中午去中央大学吃包饭，尽可能多认识一些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上层人物接触。我也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公开身份，胸前戴上中央研究院的圆牌牌，进出于国民党南京党部和各大专院校。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进步人士，也有反动分子。我看人下菜碟，对进步人士和不那么反动的人，就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倒行逆施的劣迹。对于反动分子，我主要是通过他们得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例如，南京党部有个叫荆有麟的，是晋南人，我就利用老乡关系，收集到不少有关国民党内幕的情报。在南京市兵工署，我们也通过一位过去的同事张辅良，了解若干兵工署的内部情报，及时报告了上级组织。

在南京市委筹委工作期间，我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张西涛，一个是李光军，都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张西涛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人很正直，在黄埔同学会中颇受人们的尊重。他的部队在湖北黄冈“剿共”时，举行了起义。当时，程子华同志是他那个连队的排长，他是连长，程子华同志率领部队起义，把他也俘虏了。根据红军优待俘虏、去留自由的政策，他被释放回来，在国民党南京市警察厅当科长。因为他曾经被红军俘虏过，因此回来以后不受重用，成天打麻将消磨时光，对国民党十分不满。他还经常对我说，早知道回来如此，还不如当时留在红军那里了。后来，我们市筹委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发展他入党。以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搞到国民党内部用的军用地图，以及对苏区的“围剿”计划等重要军事机密。李光军是黄埔武汉军校的学生，张友清同志在太原一中的同学，入党时，工作很积极，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在南京这段时间，我每隔十天去上海看病，进行人工气胸治疗。为了工作方便，我在法国公园附近租了间亭子间，我带回来的情报，和上级的指示，都是由一个姓徐的党内交通员在这个亭子间转递，从未发生问题。南京地下市委筹委的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上级党组织一再催促我们要在南京开展群众性的骚扰蒋介石后方的活动，以牵制“围剿”苏区的兵力。于是，我们在南京市区内贴标语，散传单。我到中央大学吃饭，还把传单散在饭厅和校园里，甚至把标语贴在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的围墙上，确实弄得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不安宁。同时也引起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的不安，到七月份就把我解聘了。于是，我就赴上海请示上级应当怎么办。和我接头的是黄大伟同志，开始接头的是黄大伟同志，开始接头是在爱多亚路宝隆医院里，后来改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开始我就请求到苏区去，我说我学过农业，对农村情况熟悉，到苏区有用武之地，我在南京已经暴露身份，呆不下去了。后来，黄大伟同志说你身体不好，需要养病，指示我回山西，在老家西北安村养病，同时建立联络站，负责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的交通联络工作，还说这是中央决定的，并规定了联络暗号：来人带两瓶鱼肝油，问最近身体好一些吗？回答说：就那么回事。黄大伟同志还告诉我，等我回到山西，就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北方局，由北方局派人和我联系。我回到南京，把筹委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离开了南京。

我在上海社会研究所工作了将近三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四个多月，兢兢业业，不管工作多么紧张，身体怎么不好，但是心情非常愉快。在党的领导下，受到了很大教育，增长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工作得不够谨慎，暴露了身份，给党造成损失。后来，据我所知，我离开南京不久，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张西涛同志不幸被捕。接着，石凯福也被抓起来了，李光军被迫出走，到了天津。他给我来一封信，说他“失恋了”。暗示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问我怎么办？当时，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因此，也无法给他帮助。其余的党员以及进步的人士也均被先后解聘，逐出中央研究院。南京市委筹委又受到一次打击。从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的亲身感受中，可以看出左倾机会主义给党招致的损失是多么严重！我常常回忆这段历史，并且提醒自己：这一惨痛教训，是万万不能忘怀的。

张稼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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