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忆逝（11—12）

发布日期：2016-02-02 12:07 来源：《庚申忆逝》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一

临汾是一座古城，史称尧都平阳。这个地方历来为晋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民国初年，晋南镇守使就驻在这里。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一个天时地利都好的地方。我到达临汾以后，首先和临汾党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此行的任务，开始了工作。我在这里比较熟悉，王亦侠同志就是临汾县人，工作起来尚称方便，很快在城里比较僻静处“何二家胡同”给省委找了几间房子。这时，安子文同志和戎子和、李哲人、胡西安同志也一起来到临汾。安子文同志是给北方局打前站找房子的，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省委搬来临汾，住在何二家胡同。八路军办事处也来了，住在东关。牺盟会的领导机关，一部分新军，如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和随营四分校也相继到达临汾，住在城里。阎锡山也来了，他预感到临汾城也守不住，又怕敌机轰炸，所以不住在城里，而是在汾河以西，土门镇以北的太涧村设下他的总部。我党中央北方局来到临汾以后，认为阎锡山的总部住在西山，为了和他保持联系，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也不能住在城里，而是应当住在离他比较近的地方。于是，就把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都搬到汾河以西的刘村镇，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刘少奇、杨尚昆、李大章等同志都住在那里。省委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工作比较顺利。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还在刘村八路军办事处办了学兵队、党训班，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

我和林枫同志是在太原失陷前才认识的，到临汾城在一起工作，感到他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彼此很谈得来，有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和他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阎锡山的历史政治问颢。以及关于山西社会和农村情况，他是那样耐心地听取我的陈述，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这对于随后决定我党对阎锡山的一系列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我接受省委的委托，到运城去扩兵。当时，经过平型关、阳明堡等战役，我八路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给日寇以重创，但是也牺牲了许多优秀的红军老战士，部队兵员急需补充。周恩来副主席到达临汾以后，向省委提出“二十天扩兵三千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也比较大。省委考虑到我曾经在运城教过书，熟人比较多，就决定派我去完成此项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以省委代表的名义立即动身赴运城。当时，运城属河东地下党特委领导范围，特委书记是阎子祥同志。经了解，特委内部很不团结，一个是阎子祥同志，一个是嘉康杰同志，矛盾较深，闹得不可开交。嘉康杰同志开始曾到临汾东关找彭雪枫同志，后来找杨尚昆同志，经杨尚昆同志介绍，又来何二家胡同找我解决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情况。他长期和党失去联系，在中条山组织游击队未获成功，也不敢下山，消息十分闭塞，甚至对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甚了了。一听说要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就大吃一惊，怎么也接受不了。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还让他看了文件，思想才逐渐搞通。我知道嘉康杰同志在这一带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很好，就请他帮助搞扩兵工作。后来，扩兵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起了很大作用。

在运城，我通过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扩兵的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扩兵任务的完成。晋南是反阎派占优势的地区，同时，红军东渡时宣传抗日，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听说八路军扩兵，广大青年纷纷响应，报名参军。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同志还到候马、运城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的问题。在扩兵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如，这次扩兵需要嘉康杰同志的帮助，而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扩兵开始一周以后还未接上，费了很大周折，才经过夏县县委书记孙雨亭同志把党的关系接上。嘉康杰同志一出面，事情就好办了，扩兵任务超额提前完成。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候马两地，集中整训后补充给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我回临汾后，知道林枫同志已凋到北方局，接替彭真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仍任省委书记，我兼任宣传部长，黄骅同志还是军事部长。

关于河东特委内部不团结问题，我向北方局和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就把阎子祥同志和嘉康杰同志请来临汾开会，会上他俩各自作了自我批评。会后，宣布特委进行调整，派刚从党校毕业的温建平同志任特委副书记，让他搞好阎、嘉二人的团结工作。另外特委中又增加了关中庭等几个同志，以充实领导班子。后来，特委内部还是不团结，以致影响了工作，于是就把阎、嘉二人送到延安学习。由于战争的原因，不久，这个特委也撤销了。

我回到临汾以后，北方局和省委分配我负责组织斗争张慕陶的工作，张慕陶原名张金印，曾任顺直省委书记，早在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时就被开除出党。他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和西安事变时，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恶毒攻击我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竭力挑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改名窜到了山西，在阎锡山总部里被称为马参议。在太原撤退以前，我党的某同志曾和他谈话，要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团结抗日，并警告他不得进行破坏活动。此后，他龟缩在阎锡山的总部里，老实了几天。太原失守后，他又到临汾，住在城里一个很偏僻的民房里。阎锡山准备派他到晋东南当专员，为他建立武装，进一步利用他来反对我们。在临汾，他居然窜到民族革命大学进行放毒演说，被民大学生撵了出来。为了刹一刹阎锡山的这个传声筒的嚣张气焰，根据毛主席的“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割的”指示，北方局指示山西省委将这个奸细锄掉。北方局和省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把民大党支部和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和随营四分校以及临汾六中党支部交给我领导，组成一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李力果同志负责具本工作。李力果同志的积极性很高，具体安排由他负责；如何抓张慕陶，如何审问，如何斗争，都由李力果同志安排。当时，李力果同志是抗敌少年先锋队政委兼随营四分校政委，他从少先队挑了一排人，全副武装，黎明时包围了张慕陶的住所，早饭时就把他和他的老婆抓住，从他的住所还搜出了手枪和手榴弹，文件已经被烧掉了。后来就把这两个坏蛋关在随营四分校，并由他们负责看管。学生们曾组织小会、大会揭发张慕陶的罪行，他不但不认罪，还强词夺理，恶毒攻击我党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起群众的愤怒，高呼打死汉奸张慕陶的口号。群众痛打张慕陶的消息，阎锡山很快就知道了，半夜里派宪兵拿上他的所谓手谕，提审张慕陶；并对看守的学生们说，阎司令长官命令法院审判枪毙张慕陶，要立即带走。我们工作安排得不具体，学生们又缺乏经验，就让宪兵把张慕陶接走。当时，党派薄一波同志找阎锡山，要求枪毙张慕陶。阎锡山表面上答应群众的要求，要公开审判，甚至还要薄一波同志准备发言，揭发。可是，这个老狐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天晚上，就把张慕陶送往西安。眼看着一个大汉奸被阎锡山放跑了，群众怒不可遏，发动了数次游行示威；临汾城大街上人山人海，广大人民群众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十五，，临汾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张慕陶大会，有数万人参加。大会刚刚开始，阎锡山的宪兵队在场外鸣枪扰乱会场，又布置一些狗腿子，大喊大叫，带头四处乱跑。一时会场大乱，把一个发动群众声讨张慕陶的大会给破坏了。这也算是我们党对阎锡山既团结又斗争方针一场大的较量。

不久，日寇进攻临汾，二月底临汾失守，我们就撤到晋西南山上打游击去了。

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全体人员合影

十二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的总部从临汾撤出，经襄汾、乡宁、吉县，逃到黄河边的小船窝，渡过黄河，到了陕西省宜川县桑柏村。据说阎锡山这个老封建选定吉县为他的总部，是采取对他吉利的封建迷信设想，随后又选定陕西宜川县为他的总部，是采取了宜于阎伯川的封建迷信设想。当时，阎锡山由于牺盟会提出“誓死不过黄河”的口号所迫，过了几天，又从宜川搬回到山西省吉县的古贤村。同年夏天，日军扫荡，阎锡山几乎被俘，又搬到河西宜川县的秋林镇，直到晋西事变。当时，山西省委也随同阎锡山的总部到了吉县，阎锡山的总部搬到河西去了，省委当然不能过河。由吉县回到乡宁县牛王庙附近的上章冠村一带，和乡吉特委住在一起，坚持游击战争。我们省委有电台和中央与一一五师保持联系。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杨尚昆同志、林枫同志带着北方局机关回到一一五师驻地孝义县禅房头村。北方局对外的称呼叫总政后梯队。当时，中央指示，根据山西抗日形势的发展，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创建了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将山西省委改为晋西南区党委，但是为了与阎锡山方面联系，仍保持省委的名义，林枫同志任书记，王达成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任宣传部长。当时我和黄骅同志留在晋南乡吉一带搞建党建军工作，直到秋末冬初，我才随曾思玉同志带领的部队回到禅房头，参加区党委的工作。

晋西南这个地区大部分属吕梁山区，群众生活比晋南平川苦一些，交通不大便利，文化比较落后，但是有一个极好的工作条件，那就是红军东渡时，在群众中留下的深刻影响。一九三六年初，红军东渡时就是从晋西南渡河进入山西的。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搞的很深入，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红军东渡的任务，并且在行动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外，晋南历来是反阎派的中心，有反阎的传统，阎锡山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票子就过不了韩信岭。加之太原、临汾失守以后，阎锡山、国民党的军队不战而退，溃兵成群结队窜人晋西南地区，到处抢劫群众的财物，奸污妇女，群众恨之入骨。当八路军、新军来到这里，消灭了这些害人虫以后，群众欢天喜地，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开展工作比较顺利。从临汾撤退到晋西十二月事变，近两年时间，区党委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主要抓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党的建设。区党委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农村建党，二是培训新党员。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农村环境，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民，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区党委特别强调应当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并且要切实改变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干部要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和他们交朋友，启发和培养他们的革命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但是，我们的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城市青年。会开大会，作报告，发传单，而缺乏在农民中工作的实际经验，接触农民有困难，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区党委的同志们知道我在无锡、保定搞过农村调查，后来又当了两年村长，多少有点办法，就派我给干部讲接近农民的体会。我写了一篇文章《怎么样接近群众》，发表在区党委主办的《五日时事》小报上，许多同志看了感到很新鲜，很解决问题。后来延安总政治部还在铅印刊物《军政杂志》上转载了此文。当时我用的笔名是石林山。

区党委也经常转发一些各地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经验，使得大多数同志适应了农村环境，工作很快见到成效，发展了不少党员。这些党员多数都参加了各县的游击队，后来扩充到新军里，少数人经过动员留下搞农村党的基层工作，建立支部，，这一工作的进展也很快。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一一五师作了大量群众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一五师进驻晋西南以后，遵照毛主席的“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指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在建党和建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晋西南党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发展新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区党委及时举办了训练班（后改为党校），分期分批训练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林枫同志任校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以后由朱昔同志负责，班主任是褚凤歧同志，罗荣桓同志的爱人林月琴同志，林枫同志的爱人郭明秋同志等。训练班（党校）开四门课程，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杨尚昆、陈光、肖向荣、林枫、陈士榘、张友清、王达成等同志和我都轮流给学员讲课。党员训练班每期十天、半月、最长的也只有三个月，结业以后回原地工作。全区党员基本本上训练了一遍。广大党员对我们的这种做法也很感兴趣。有的党员受训一遍后又跑回来说：“我学到的已经卖完了。”要求继续学习。通过训练，普遍反应收获很大。特别是对党在当时的方针政策了解的比较透彻，比如我们党所提出一些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都有了深刻的理解，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区党委还把中央的指示、决议以及毛主席的文章，有的用原文，有的改变形式，编人《五日时事》丛书出版，人手一册。同时，区党委又针对基层党组织的情况，系统地编印了一批关于党的基本知识小册子，例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小组长》等等，供广大党员学习。经过以上的努力，为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关于武装斗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省委就根据中央指示，抓武装斗争工作，组建武装部队，并在这些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党通过牺盟会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政训练团的大部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太原失守前后，又将总队改编为四个纵队。紧接着在各县普遍建立了游击大队，并向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派出了牺盟特派员。又按专区建立了牺盟中心区，领导本区各县的牺盟会工作。晋西南洪赵中心区的负责人是楼化蓬、阎秀峰、丛一平等同志，乡吉中心区的负责人是岳维藩、刘舒侠、赵辉等同志，河东中心区的负责人是李涛、王竟成等同志。以后又通过牺盟会陆陆续组织起一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抗日少年先锋队以及随营学校。太原失守前夕，通过太原地下党和工会组织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太原失守后，经清源、徐沟、文水、交城、汾阳转移到晋西北山区，改编成工卫旅。在晋西北，通过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基层牺盟会成立了八个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军暂一师。这些武装部队和学校，名义上属阎锡山领导，但在实际上，领导权是由我们党掌握，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对于组织这些抗日武装也感兴趣，牺盟会一号召，广大青年蜂拥而至，比以他的晋绥军的名义招兵容易得多，花钱也少，用这些抗日部队来保他的地盘，比晋绥军好得多。我们是要抗日，要革命，阎锡山是要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各有各的打算，这就叫做同床异梦吧。为了和晋绥军相区别，我们就把新组建的部队统称之为新军，把晋绥军统称之为旧军。此后，为了加强新军，又从八路军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到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大提高了新军的素质。黄骅同志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后，进一步加强了省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当时，晋绥军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奔逃，溃军到处乱扔枪技弹药。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拣起来，武装新军和各县游击队。黄骅同志在负责指导培训新军战士的同时，也把红军中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应用到新军中去，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教育。新军的作战，编制、后勤、供给，甚至连一天吃几钱盐、几钱油都实行红军的一套作法，规定得很具体。黄骅同志还经常深入到部队里去了解情况，一去就先钻到伙房、马队里了解掌握情况，以后再找部队中的我党领导同志研究解决的办法。那时，省委内部只有黄骅一人懂军事，所有和新军的联络、组织、训练都是由他负责。我和林枫同志都不懂军事，张友清同志主要抓了统一战线工作，我们的一点军事知识都是跟黄骅同志学的。

太原、临汾失守以后，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到晋东南，四纵队和工卫旅、暂一师驻在晋西北，二一二旅、二一三旅驻在晋南稷山、汾城一带。当时，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的，有张文昂、韩钧同志领导的决死二纵队和张韶芳同志领导的政治保卫队，大约各一个旅的兵力。后来，二纵队发展成九个团，差不多有三个旅了。还有原属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峰队改编为一个总队，在边山一带活动。除了新军以外，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一五师调山东后，留下一个补充团，组成晋西支队。支队长是陈士榘同志，副支队长是黄骅同志。省委到了乡宁以后，正式组织起省委卫队，对外名义为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游击大队，黄骅同志任大队长。游击队一开始是两个连的兵力，后来发展成一个团。此外，各县都组织了游击大队，大都在同蒲铁路沿线活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并且控制维持会的活动。有时召集维持会的人前来开会，以八路军的名义向他宣传抗日，劝诫他们搞两面政权，不准做坏事，要他们作出保证，签字画押。这以后，维持会长也给我们送情报，传消息。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到敌占区活动，也由他们负责安全，很快打开了局面。

我们在洪赵地区和新绛、汾城等地打击日寇、搞减租减息，很受群众拥护，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游击队，有的县甚至成立了两三支游击队。有的人甚至连老婆、孩子也不顾了，非参加游击队不可。闻喜县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非要跟部队走不可，怎么劝也不行，在部队里什么都干，洗衣做饭，一直跟到汾阳、孝义一带，后来才硬劝回去了。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以后，也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多的游击队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吧，经费、开支问题都解决不了；打游击吧，自从日本人占领汾离公路以后，只到晋西南扫荡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后来，我们就动员游击队员参加新军，这是区党委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大量的游击队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补充到新军里，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新军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后来，在十二月事变中新军能够顶住阎锡山和日军的联合围剿，打不烂，拖不垮，不断壮大抗日武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执行区党委这一决定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游击队愿意编入八路军，不愿意编入新军，原因是新军虽然是共产党掌握的，可阎锡山还挂个领导的名，不那么美气。经过说服教育，逐渐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践证明，区党委的这一决定是是正确的。

关于统一战线。在太原失守以前，我们对阎锡山上层的统战工作，主要是由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十六人委员会进行的。太原失守以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和戎伍胜、董天知率领的三纵队先后进入晋东南地区，十六人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不存在了。这时，对阎锡山上层的统战工作便由省委来抓。这一工作主要通过牛荫冠同志领导的牺盟总会继续进行。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既拥护阎锡山司令长官抗日，又反对阎锡山司令长官投降，我们的方针是明确的，方法是灵活的。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并不好对付，他本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老亲日派，曾经靠日本人在华北称王称霸，占领过北平、天津一带。他还和汪精卫、冯玉祥合作发起过倒蒋运动，失败后逃到大连在日本帝国主义庇护下对山西进行遥控。他还请人给他讲《资本论》，以便为他所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军用飞机将他送回山西。他在山西搞了不少貌似进步的名堂，嘴上也会用不少的新名词，什么“土地村公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二的哲学”；还开办西北实业公司，挂上“人民事业董事会”、“人民监政会”的牌子。花样翻新，用以骗人，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仍是巩固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山西人民的官僚统治。阎锡山的政治实质是：反共第一，反蒋其次，抗日第三。阎锡山把我陕北苏区的存在看成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在在晋南、晋西北地区为反共目的，修了许多公路，普遍先后成立了防共保卫团、好人团、公道团、亲自编写了反；反动歌词：“共产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等等。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当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到他在山西的统治时，他也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但却避免使用“抗日”这两个字，叫“抗战统一战线”。他也深知要抗战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光靠他的晋绥军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模仿我党的一些做法，研究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经验。可是又说：“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还说什么“农民是只老虎，可以吃掉敌人，也可以吃掉我们自己。”又想利用共产党，又怕共产党力量大了控制不住。阎锡山在他的内部公然宣称，我们将要在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求生存。总之，这个老狐狸思想矛盾重重，行动诡计多端，是个不可轻视的家伙。我们党对阎锡山作过认真研究，认为他他本性不会改变，但也有可利用的一面，在抗日反蒋这一点上和我们还是有共同点的，所以决定和他搞统一战线。我党对于阎锡山的这一—战略决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八路军的三支战略部队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进入山西，并且以山西为立足点，建立了华北三大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军的威望；同时，我们进入晋西南地区以后，我们搞的减租减息也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矛盾；再加上我们在新军中建立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如设立政治委员、党组织建在连队等，也不合阎锡山的口味，他的反动面目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原来，阎锡山想利用新军替他抗日，保护他的财产和实力，现在看到新军、牺盟会发展很快，大权旁落之感威胁着他，因此，决心建立—个新的反动组织来维持他的统治。）。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名为“第二战区抗敌工作检讨会议”（简称温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由参加会议的一百零八名高级干部发起，将原“自强救国同志会”改组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并增加了一批旧军高级军官为委员，其任务是企图以同志会领导、控制牺盟会。在这次会上，还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专门对抗“民先”，和我党争取青年。在这以前，阎锡山还在晋南办起所谓“民族革命大学”，和延安的“抗大”相抗衡，拦截从内地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省委和北方局研究了阎锡山的反动政策以后，制定了三项对策：因同志会是为阎锡山的反动高干控制的反革命政党性质组织，除党组织批准可以加入同志会的党员以外，一般党员不准参加同志会，而是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民族革命青年团，由于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允许我们的同志参加，从内部加强对它的控制；对民族革命大学，尽量把其中进步的学生介绍到延安去，或分配到决死队和牺盟会去。在民大虽然有党支部，但不大量发展党员。事实证明党的这三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大大遏制了阎锡山的反动气焰。到了六月，阎锡山在古贤村再次召开所谓“抗敌行政检讨会议”，并在会上确定了整顿旧军，压制新军的方针。这两次会议，是阎锡山由消极抗战转向积极反共的公开暴露。紧接着阎锡山又仿效蒋介石搞庐山集训的办法，把军队中的团、营以上军官，政府中县、区长以上的干部和反动党团中的骨干，召集到秋林集训，公开进行反共的组织准备工作。我们的地下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坚决斗争。

一九三九年初，中央要求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延安汇报工作。区党委研究后，派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晋西南地区的工作，和我同去廷安的还有灵石县委书记梁树棠等同志。晋西北区党委的刘俊秀同志、郑林同志等人也是和我同时到达延安的，住在延安中组部的窖洞里。我们到达延安后，向中央汇报了晋西南的斗争情况，即怎样以革命的两手对付阎锡山的反革命两手的情况，这就是既拥护他抗日，又揭露他的反共阴谋。我们的汇报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后来，中组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训练班等单位介绍了前方对敌斗争的情况，以及对付阎锡山的经验。我去延安汇报时，带了一些《五日时事》小报，给中央的领导同志每人送去一套。这是区党委主办的四开油印小报，毛主席题写的报头，编排印刷很讲究。由王修、曹速同志具体负责，在前方很受欢迎。后来，主席给我写了回信，说报纸办得很好，希望向《新中华报》学习。在延安汇报完毕要返回晋西南时，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朱昔同志原名王耿人，吉县人，曾在冯玉祥办的汾阳军官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参加共产党。一九三六年是中共太原市委的成员，负责农、青、妇工作。太原失守后任过山西黎城县长，后来到了延安马列学院。他和我同时回到晋西南后，区党委分配他负责党校工作。此人多才多艺，不仅办党校，还办起一个剧团。他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和放羊娃，又找了一个懂戏的人教戏。区党委认为办得挺象样，就在“七一”那天正式成立剧社，定名为“七月剧社”，先后由朱昔、叶石、裴世昌、高禹、郭木林等同志负责。这个七月剧社后来发展得很象个样子，一直随部队南下到四川，后来却被解散转业了，真是可惜。在这段时间里，晋西南区党委也抓了文化工作，长城剧社、前锋剧社等就是这时成立的。我们还在各地办起了小学校，林枫同志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临汾失陷前，我们还邀请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所属、张光年同志率领的演剧三队到晋西南演出。还接待了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对于推动晋西南地区的文化工作起了很好的影响。不少城镇也开办了新华书店，发售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边书和刊物，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欢迎。

回顾晋西南区党委这一段历史，工作是搞得比较好的。无论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比较显著。除了区党委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区党委有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地理位置讲，我们和延安的党中央只有一河之隔，中央的精神我们知道得比较早。我们还有电台一部，和中央保持联系，请示中央，直接聆听中央的指示。同时，北方局机关从临汾时起就一直和省委、区党委在一起，我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和北方局一起研究决定的，这就是保证了我们的工作始终能够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张稼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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